石港旧话六十四:恩怨难忘的77、78年高考经历

日前网上有徐杰一篇《二十年目睹高考之怪现状》，其中的片段让我思绪沸腾：

不久前，曾在联合国翻译岗位干到退休的胡兄与我聊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插队知青时期面对权势者开后门的话题。他在越洋电话中说起插队五总公社时为寻求代课机会而找过某校校长的往事，我则把自己1976年秋冬某夜前去向大队支书请求给个大学名额的往事告诉了胡兄。聊到最后，彼此都为各自铩羽而归的相同结果而哈哈大笑了一场。

曾经是“梁效”写作班子重要成员的范达人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讲了这么一段往事：在他所在的北大历史系1973年来了三个漂亮的小姑娘，不明就里的班主任向这三个姑娘发问说：“你们是怎么来的？怎么能到北京大学这么重要的革命阵地来学习，尤其是学习历史的啊？”写到这里，忽然记起有个对北大历史系念念不忘甚至冒充该系毕业生的石港书画爱好者，其心可悲可叹，祈愿此公安息于九泉！

这里继续说那三个悄悄踏入北大的神秘小姑娘。她们估愣是不予坦陈来历，把个班主任气坏了。班主任就说：“我一定要把你们查一个水落石出！”

这班主任话音未落，北大主要领导顿时就把班主任给拽到一边说：“小点声吧，还水落石出？你知道这三个人是哪儿送来的吗？”班主任被约谈了一阵之后，立刻就蔫头蔫脑地走了，再也不敢提查个水落石出的事情啦。偏偏这三个女孩跟范达人的亲戚认识，她们来北大历史系读书，其中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求助于范达人。所以范达人对这三个小姑娘的底细比班主任了解的清楚得多。

范达人回忆录里边是这么提到的：这三位姑娘是浙省文工团的演奏员，当那大领导在杭州修养时结识了她们仨。后者要她们去工厂当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又提出上大学的要求。结果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72年还有一位女学生情况与她们类似，她是原来江西省庐山宾馆的招待员。

范达人的这个回忆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就算你不是进入到北京大学，而是想到工厂当五年的工人，你也要有过硬的门路啊。胡兄当年插队时，就是因为没有过硬的门路而没能实现当个代课教师的期望。我则因没有在当地担任大队干部的亲戚而没能争取到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凭心而论，我找的那位大队支书有个外号叫“任二面糊”，为人忠厚，也不故作神秘，他当夜就不无憾意地把大队当年已把推荐名额给了某女的实情告诉了我，还隐约让我知晓该幸运女生乃是隔壁大队会计家的毛脚媳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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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次年，我顺利通过了江苏省的高考初试和复试，其间曾与好友严华就着一盘红烧猪肺对酌，最后因眼睛不合格而没能跨入高等学府。但是1977年的高考让我有机会结识前文提到的胡兄，此乃值得庆幸之事。而严与胡二人从各自高校给我写来的书信也从一个侧面给了我继续尝试高考的动力和勇气。具体情形，不妨引用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写的这么一段：

伤心之余，我关起门来对自己作了一阵反省。首先我把自己同别的考生作了对比，发现自己的英语还很欠功夫，连试卷里出现的“smoke”（吸烟）这个词都不认得。其次，我又想，只要好好地把握自己，也许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主意已定，我首先解决眼睛问题，到上海吴良材眼镜店配了一副合光的眼镜；然后便挤出代课期间的点滴时光，温习功课。耐人寻味的是，不同时代的考生有着不同的烦恼。今天的考生终日湮没在模拟试卷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我们当年则为无书可读，无题可做，无资料可参考而发愁。当我发现石港中学的蒋翔生老师有一套原版《英语900句》时，就驱车十五里地，问蒋老师借来这套尚属罕书抑或禁书的语言教材，一连啃了两个月。通过复习，不仅扫除了大量的词汇障碍，而且还掌握了不少常用的句型。

    第二年秋天，我在步入考场时，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南京大学外文系，口试是在海门师范进行的。我由于误点没有赶上开往海门的班车，只好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一百六十里开外的海门师范。先得去当地招生办打介绍信才可住宿。等到办完住宿手续，我浑身已经累散了架。不过身体一累，反倒忘掉了口试前特有的精神紧张，一觉醒来，斗志昂扬。我猜想，来自高等院校的“主考官”对我的应答还是比较满意的。当时，我的心情很好，在返家的路上，我绕道南通狼山，登高放怀，也吟得两首肤浅的小诗。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两星期后，我又顺利地通过了体检。从这以后，我天天都在翘首以盼，直到国庆节后第九天才从一位供职于区教育辅导组的老师口中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果然实现了第一志愿，成了我省最高学府的一名外语学员。

安徽大学毕业的陈剑有篇 《共和国四大特殊群体》让我颇有同感：

新三届是指恢复高考后77，78，79级大学生。相对于80年代后入校的学生，这三届被称为老三届。又为了与文革期间老三届区别，恢复高考后老三届加了一个“新”，即新老三届。久而久之，人们把新老三届的“老”字去了，即新三届。

“新三届”中，有一些来自1966年的“老三届”。这只在7778两级同学中含有这一群体。

新三届中年龄最小的是1979年应届高中生，1963年出生。这三届年龄跨度为1947年至1963年共16年时间。

记得跨进南大一年之后写的《七九元旦抒怀》中还有如下青涩而直白的诗句：

一声惊雷，坚冰打破了！

一阵东风，春天来到了！

扩大招生，才路广开了！

择优录取，后门堵死了！

我觉得，入籍英国的高飞学长一九七八年春作为南大外文系七七级新生到校注册时意外被记者拍下的不朽镜头尤其值得珍藏（站立者是与他同级的王和月学姐，他们背后还有一幅华主席像）。

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对于普通人来讲，长期面临新的“三座大山”：参军，入学和招工。这三座大山，把普通人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吕发成1976年有一次碰上可以进大学的可能，但是却被公社的一位教育专干的亲属给顶替了，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普通人想要招工、入学、参军，都要付出几乎全部的代价呀。这里边有些细节就更不能描述了啊。年轻的小伙子不说，倾家荡产也差不多，年轻的小姑娘，那就更加不可描述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把招工招生之类看成大的奶酪，最大的蛋糕。谁想在这里边切成一块儿，那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啊，他们当然不干了。而就在1977年12月份高考结束之后，社会上马上就传出反对的声音，认为1977年高考是“给剥削阶级的子女开绿灯”，“阻碍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的门路，没有阶级路线，没有阶级分析，所谓的资产阶级仁政观又卷土重来了。”

这些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能是从老百姓堆儿里刮来的吗？而在当时，党政军主要领导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在1977年10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那篇社论之前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广开才路，提高质量，早出人才，早做贡献，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试问，如此力排众议，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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