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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与职业规划——浙江新高考改革的目的决定了职业规划的重要性

新高考改革与职业规划

——浙江新高考改革的目的决定了职业规划的重要性

2014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浙政发〔2014〕37号)。浙江由此与上海一道,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并从当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十余年过去,回望这项改革,它早已不是“考哪几门、分数怎么算”的技术性调整,而是一次关于“谁来选、按什么选、为谁而选”的制度重排。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原本被安排在德育课程和班会课里的题目——职业生涯规划——被推到了制度的前台。这篇文章想做三件事:先把浙江新高考改革改了些什么讲清楚,再把官方给出的改革目的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然后以一个长期观察和研究这项改革的人的身份,谈谈我如何理解这些目的,以及为什么正是这些目的,决定了职业规划在今天已经成为学生必须提前完成的一项硬任务,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软性课程。

一、浙江新高考改革的基本轮廓

要谈目的,先要知道这项改革改了什么。把方案拆开来看,它的骨架并不复杂:一条主线、四类通道、三处结构变化。

(一)一份文件与一张时间表

方案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制定,开篇即说明“我省是全国两个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省市之一”。改革没有一次性推到底,而是分步实施:2014年先启动职业技能考试,先实施9类,再逐步扩展到17个大类;2015年10月开始实施选考科目多次考试;2016年10月开始实施外语科目多次考试;2017年起全面实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这个“三年过渡”的节奏,后来被证明是浙江方案能够平稳落地的关键。

(二)四类通道并行的招生格局

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全面深化统一高考招生改革,进一步完善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和‘三位一体’招生改革,加快建立多类型、多元化考试招生制度”。四类通道各有各的对象,也各有各的评价方式。

统一高考招生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是整个改革的重心。高职提前招生以高中学考成绩或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对考生的文化素质和职业适应性进行综合评价,考生可以报考多所高校、一档多投,甚至可以同时被多所高校拟录取,再由考生自己确认选择其中一所。单独考试招生面向中职学生,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文化课只考语文、数学,职业技能分17个大类。“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则是浙江2011年就在全国率先试点的做法,把统一高考、高中学考和高校综合素质测试三项成绩按一定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三)统一高考内部的三处结构性变化

第一处是科目。不再分文理科,实行“必考+选考”的“3+3”模式: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必考,另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七门中自主选择三门作为选考科目。外语可在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六个语种中选择。

第二处是考试机会。外语和选考科目都提供两次考试机会,成绩两年有效,考生自主选用其中一次计入高考总分。这一设计针对的正是“一次考砸、一年皆输”的旧弊。

第三处是录取。取消批次,把原来“学校+专业”的志愿改为“专业+学校”,按专业平行投档,填报志愿与投档按考生成绩分段进行。高校可以分专业类或专业确定选考科目范围,最多不超过三门,并且必须在招生两年前向社会公布;考生的选考科目只要有一门落在范围之内,就可以报考该专业。

二、官方给出的改革目的

这一节我尽量不做转述,直接把原文摆出来,把判断留给出处。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从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出发,实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科学高效和灵活多样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这段话里装着四件事:人才培养要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改革要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要科学选拔各类人才;还要维护社会公平。四者并列,没有主次之分,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次改革不打算用一个目标去换另一个目标。

(二)工作原则

“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作为改革着力点,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强化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确保高校考试招生公平公正。”

“着力点”三个字是关键,它落在“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上;实现的路径也写得很具体: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指向的是“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和“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请注意,这两句话是并列写进去的,说明改革者清楚:增加选择性,本身也可能带来新的压力,所以必须同时提出分散压力的要求。

(三)官方解读中的“三个问题”

方案公布时,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配套解读,明确说明本次改革近期主要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扩大学生与高校的双向选择权。把更多选择权交给学生,是为了激发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帮助学生发现专业性向、合理规划学习及发展方向,同时减轻学习心理负担;把更多选择权交给高校,是为了让高校选到适合自身培养要求的学生,让学科专业办出特色、实现多样化发展。

二是推进综合评价选拔。四类招生模式都强调评价选拔的综合性:统一高考招生是“高考+学考、必考+选考”,高职提前招生是“学考或职业技能+综合素质”,单独考试招生是“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三位一体”招生是三项成绩合成。方向是从单一评价走向综合评价。

三是弱化“一考定终身”。多种通道提供了多种升学路径,自主选考可以实现“考其所长、考其所好”,两次考试机会则降低单次考试失误带来的伤害。

(四)官方的那句概括

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在方案发布时,把核心理念概括为一句话: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扩大教育的选择性”。他同时点明,改革要解决的是三个既有问题——统一高考选拔评价标准与方式相对单一、学生和学校的选择空间较小、“一考定终身”。此外,作为全国试点,浙江还承担着“为其他省(区、市)高考改革提供依据”的任务。

(五)把官方目的归拢为四层

如果一定要给官方表述分个层次,我愿意把它归为四层:培养目标层,是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对接多样化高素质人才需求;选拔机制层,是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学生发展层,是增加选择性、分散压力、弱化一考定终身;制度改革层,是构建公平公正、科学高效、灵活多样的制度,并为全国探路。四层之间并不孤立,一层支撑一层。官方文件没有把“职业生涯规划”写进任何一层,但它像一条暗线,穿在四层之间——这一点,正是下文要展开的。

三、我的解读:官方目的背后还有一层意思

以下是我个人基于长期观察和研究得出的判断,与前面的官方表述分开来看。

(一)旧高考不是被否定的对象,而是被时代条件用尽的制度

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为了让选拔尽可能公平,采取了尽量简单的考试形式。当时的国情是青年人口基数大、高等教育资源少、录取率低。在那种条件下,用单一的考试、单一的分数来选拔,效率最高,也最能服人——它把“谁能上大学”这件事放在一把所有人都看得见的标尺上衡量。所以我不赞成把旧高考说成一无是处。它的历史合理性是真实的,它在那个阶段完成了它该完成的任务。

问题出在它的能力边界。单一考试只能考核出学生的应试能力,没有办法多角度地评判综合素质。它一定会漏掉一部分不擅长考试、但在别的方面有真东西的人。这个漏,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年代是合理的代价;但当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变得多元,这个“漏”就变成了不能承受的损失。制度没有被否定,是它把能做的事情做完了。

(二)真正的动因不是考试不好,而是人才需求变了

我一直认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不满,而是国家建设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当产业在分化、技术在迭代、社会结构在重组,高校要培养的人就不再是同一副模子。旧高考的结构性缺陷恰恰在这里暴露得最彻底:它按分数单向投档,高校几乎没有筛选学生的余地,录进来的是“分数够的人”,而不是“适合这个专业的人”。学生进了不适配的专业,学得痛苦;学校失去了按自身培养定位选人的能力,办不出特色。这种错配,在资源稀缺时代看不出来,在资源相对充裕的时代就格外刺眼。

(三)官方表述里最容易被读漏的两个字:未来

浙江省新高考改革从官方给出的目的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层,是为未来高等教育资源充分的前提下、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提前做出制度性安排。请注意,这不是对现状的应急修补,而是提前布局。文件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这句话,落点在“适应”与“多样化”上;解读里“有助于学生发现专业性向、合理规划学习及发展方向”这句话,落点在“合理规划”上。两处都在说同一件事:制度先腾出空间,人要能自己找到位置。

所以我始终认为,浙江这次改革的本质,是在兼顾各方需求的前提下所做的一次前瞻性尝试。它要同时照顾公平,不能让改革变成新的不公平;照顾高校,让高校能选到适配的生源;照顾学生,让每个人有更多可走的路;还要为全国探路。四个约束同时存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方案。2014年启动、2015年和2016年分步落地、2017年全面实施,这张时间表本身就是这种兼顾的产物。

(四)浙江能成为试点,是因为把改革拆成了可推进的零件

这一点常被忽略。2014年之前,浙江已经积累了一串“半成品”:艺考早已作为单独板块进行人才选拔;综合评价招生的探索已经在跑,今天“强基计划”在“不以单一分数取人”这一点上与之精神相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钱学森班、少年班,也都是绕开统一高考去选人的尝试。再往前看,2011年浙江在全国率先试“三位一体”,2012年启动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推行选课走班,2013年建立起与课改相适应的学业水平考试制度。这些尝试各自只解决一小块问题,拼起来却是一条路。改革的可行性,很多时候不取决于方案设计得多漂亮,而取决于此前的零件攒够了没有。

(五)着力点是把选择权还给高校

四类通道里,我更看重“三位一体”和“高职提前招生”这两个看起来不那么主流的通道。原因很直接:它们第一次让高校在分数之外有了看人的机会。以师范类专业为例,不少师范院校把大部分师范专业放进“三位一体”招生,通过面试考察学生的表达能力、课堂组织能力,以及是否真的适合站上讲台。这些素质在笔试卷子上考不出来,但恰恰是教师这个职业的核心要求。高职提前招生同理,它考察的是职业适应性,而不只是学业水平。

当一个制度开始允许“适不适合”进入录取依据,它其实已经承认了一件事:人和专业之间需要匹配,而匹配是需要被判断的。这也是浙江方案比单纯的科目调整走得更远的地方。

(六)选择权扩大之后,成本转移到了学生身上

这是我要在这篇文章里说得最重的一句话。制度把选择权交出来,不等于把选择能力也一并交出来。选项越多,选错的概率越大;而选错的代价,在新高考里是被前置的、被显性化的:选科在高一就要定,选考在高二就要考,投档直接落到具体专业,中间没有“先进校门再说”的缓冲地带。

改革多出来的那些升学通道,是需要学生先有职业生涯规划,才能走得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学生,面对七选三、面对四类通道、面对几十个“专业+学校”的志愿,只会比在旧高考里更焦虑。改革把“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写进了原则,但压力并没有凭空消失,它换了一个位置——从考场转移到了做选择的那一刻。

四、目的决定路径:职业规划为什么成了硬前提

把上面两层说完,就可以回答标题里的判断了:为什么浙江新高考改革的目的,决定了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原因不在理念层面,而在制度的几个具体接口上。

(一)选择的对象变了

旧高考的选择是一次性的:考完、出分、按位次填学校。新高考的选择是一串连锁的:高一选科,决定高二选考哪三门;选考科目,决定能报哪些专业,因为高校的选考科目范围最多三门且提前两年公布;专业的选择,又指向未来的职业方向。选择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链,链上任何一环没有想清楚,后面都要返工。

(二)选择的时间提前了

这是最实际的约束。旧高考里,学生可以到高三下学期才开始认真想“我以后干什么”;新高考里,这个时间被提前到了高一。选科一旦定下,改动的成本很高——不是不能改,而是要重新补课、重新排考试计划。规划的时间窗口,被制度往前推了整整两年。

(三)选择的代价显性化了

“专业+学校”的志愿结构和专业平行投档,取消了批次,把学生直接投到具体专业。好处是不再有“服从调剂”的模糊地带,坏处是:如果你选的专业并不适合你,这个错配在录取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不会再有一次“先进校门再转”的机会。代价一旦显性化,规划就必须提前。

表1 旧高考与浙江新高考的规划逻辑对比

对比维度

旧高考

浙江新高考

选择的入口

只有统一高考一条主通道,分数是唯一凭据

统一高考、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三位一体”四类通道并行

选择的时间

高三填报志愿时才做第一次实质选择

高一选科、高二选考、高三填志愿,选择被拆成多个节点

选择的依据

分数与位次

分数位次、选考科目匹配、综合素质与面试表现、职业适应性

选错的代价

先选学校再选专业,进校后尚有调剂与转专业的缓冲

直接投档到具体专业,错配在录取环节即已发生

规划的角色

事后补救,分数出来再研究报什么

前置条件,没有方向的分数难以转化为合适的路径

(四)三条具体的制度接口

第一,选考科目与专业报考资格的绑定。高校确定的选考科目范围最多三门,必须在招生两年前公布,考生只要一门符合即可报考。这意味着学生在高一做选科决定时,参照的不是自己一时的偏好,而是两年后才完全明朗的招生要求。信息要提前查,方向要提前定。

第二,“三位一体”与“高职提前招生”的准备工作无法临时抱佛脚。前者要面试,要呈现自己的专业理解、表达能力和综合素养;后者要判断职业适应性。这些东西靠高三突击补不出来,需要长期积累和有意的准备。

第三,志愿数量的增加。浙江考生的选报志愿数量可以多达八十个,这既是机会,也是负担。八十个志愿如果背后没有一条清晰的方向线,填出来的只会是一堆彼此无关的选项。

五、把规划做实

(一)学校层面:把生涯规划课从“讲座”做成“课程”

现实里,很多学校的生涯规划还停留在几场专家讲座、一次测评、一张表格。但新高考要求的是链条式的指导:高一做学科优势与兴趣的识别,高二做选考与专业的匹配,高三做志愿与职业的衔接。这需要课程化,也需要数据支撑——历年的选考科目要求、各专业的投档位次、不同通道的录取规则,都应该成为课程内容,而不是靠班主任的个人经验。

(二)教师层面:把规划嵌进日常

我做过多年辅导员,一个体会是:学生对未来的想法,很少在正式的生涯课上成型,更多是在日常的谈话、一次活动、一次考试失利之后慢慢长出来的。所以规划不该只是某几位老师的事。学科教师讲清楚“这门学问以后能做什么”,班主任留意“这个孩子的兴趣落在哪里”,两者合起来,才构成真实的规划环境。

(三)学生与家庭层面:把规划当路线图,不当判决书

需要说明的是,职业规划不是让人在十六岁就把一生定死。它的作用是给选择提供依据,让人在必须做选择的时候知道自己依据什么。所以规划应当是开放的:定了方向,走一段,发现不对,修正方向,这在规划的框架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真正危险的不是“选错”,而是“没有依据地选”。家长的角色也要跟着变——从盯着分数,到帮孩子看清方向;从替孩子做决定,到陪孩子把信息查清楚。

(四)一个提醒

多元通道并不意味着每条通道都要走。学生完全可以选择只走统一高考这一条路,把精力集中在分数上。但即使只走这一条路,选科、选考、选专业这三步仍然要做,规划仍然躲不开。通道的多与少,改变的是路径的宽度,不改变“必须先知道往哪走”这个前提。

结语

回到标题。浙江新高考改革的目的,说到底不是把考试变复杂,而是把人的成长路径变宽:让不同禀赋的学生有不同可走的门,让高校能按自己的培养定位选人,让“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句写在文件里的话有制度可以落地。官方把它概括为“扩大教育的选择性”,我认为这个概括是准确的,也是克制的——它只说扩大选择,没有承诺选择会变容易。

选择从来不容易。制度把选择权交到学生手上之后,真正决定一个学生能走多远的,是他有没有能力使用这项权利。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确立的:它不是改革之外附加给学生的额外负担,而是改革目的得以实现的最后一公里。目的决定了路径,路径决定了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浙江新高考改革的目的,本身就决定了职业规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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