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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历史老师到科创院长:教育不是复制,是生长 | 新哲文院 | Offer背后

从高考历史老师到科创院长:教育不是复制,是生长 | 新哲文院 | Offer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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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背后 · 第17期

从中学历史老师

到新哲教育集团研创学院校长

写在前面 

第一次见到彭校，是在新哲文院的校园里。他戴着一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讲起话来像一位大学教授，而不太像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国际学校管理者。

寒暄几句后，我才知道，这位现在负责新哲文院科创学院的院长，出身是一位历史老师，而且是在上海交大附中带了十几年高考的历史老师。

历史老师转身科创院长，这条路径听起来就很“不安分”。彭校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算是一个蛮不安分的人。”

这种不安分，不是折腾，而是一种对“创造”和“探索”的持续渴望。从体制内公办学校到上海、从高考教学到科创教育、从历史课堂到实验室，彭校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教育到底是在复制学生，还是在帮助学生生长？

这个问法，在我做《Offer背后》这几期访谈里反复出现，而彭校的回答，带着一种历史学者式的冷静和科创实践者的锋利。

他说：“带考试，是把老师肚子里的货转移到学生身上；做科创，是怎么帮助学生从自己身上生长出来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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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彭校讲了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细节。

所有带高考的老师，几乎都说过一句话：

“你们这一届学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他一开始也觉得这是老师在 PUA 学生。但自己带了十几年高考后，他突然意识到，这句话的真正问题不在学生，而在老师自己。

高考那一套东西，学生只学一次，但老师可能做了十八年。只要考纲不变，老师就在同一张卷子上不断迭代。

所以不是学生越来越差，而是老师越来越强。再聪明的学生，也是在和“老夫十八年的功力”做对抗。

“我越来越成熟，学生第一年进来，我就觉得他们比去年菜一点。但其实不是，是我自己强一点。”

这个反思很有意思。它指出了标准化考试体系里一个隐秘的悖论：老师越专业，学生越显得不行；老师越有经验，越难真正看见学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彭校转向科创后，会给自己立一条规矩：不碰学历史的学生。

不是因为历史不重要，而是因为他太熟悉那条路了。他不想让历史教学里的“功力幻觉”，再次发生在科创教育里。

科创没有固定考纲，去年的项目今年可能就过时了，学生每年都在创造新东西，老师上一年的经验能延续到下一年的不多。

“做科创学院院长，是顺着学生自己来的。”

藏书八千册，却只推荐两本书

彭校说他藏书有七八千册。这个数字让我有些惊讶，但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读书的理由。

少年时代书是匮乏的，所以他对书有饥渴。做历史老师时，备一课可能要读一百万字。转到科创后，读书的模式变了

从“一年读两百本书”变成“读科研论文、写代码”。

我问他，如果只能推荐两本书，会推荐什么？

他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杜威的《民主与教育》

《理想国》的核心不是乌托邦，而是追问“什么是善”。彭校认为，这个追问在 AI 时代变得尤为重要。当技术可以回答几乎所有“怎么做”的问题时，人必须回答“为什么要做”“什么是好的”。

杜威《民主与教育》开篇的一句话让他记了很多年：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最大的区别，在于自我更新。教育的本质，是把人看作是活的东西。

“我们看到学生进来的时候，要想象着他走出去时候的样子。教育不是乌托邦，也不是象牙塔。一个好的学校，应该是一个 Oasis，一个绿洲。人生会经历很多艰苦的事，但学校像沙漠里的绿洲，让人取水、整顿、休息，完成一轮自我成长，然后重新上阵。”

这段话让我想起我访谈的几个孩子的成长路径。他们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

家庭和学校给了他们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在某段时间里“停下来、长出来”，而不是被一直往前推。

彭校把这种空间，比作绿洲。

从“钱学森之问”到 923 项奖项

彭校做科创，始于 2009 年。

那一年，时任总理去看望钱学森老人，钱学森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随后，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来到交大附中，向附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附中要回答这个问题，问哪些老师愿意站出来。

彭校说：“我愿意。我其实和这个事情最没有关联，因为我是个文科老师。但我当时很迷茫，我读的书越多，越觉得跟学生没什么关系，因为高考反正就考那点东西。科创给了我一个新的解决思路：我可以做一些对学生更有用、更有意义的事情。”

从新哲文院的数据来看，这条路走得相当扎实：

一年带出 923 项竞赛奖项，覆盖 270 多种比赛，还有 9 项国家专利。

但彭校强调，这些数字不是“科创军工厂”的产物。

“猜猜看，923 项奖项覆盖的比赛有多少种？270 多个。学生参加的比赛是不一样的。我们甚至会帮学生用一个高含金量但耗时少的比赛，去确认自己不喜欢什么。那个比赛就变成了他和生物学的告别比赛。”

这个思路很特别。很多国际学校做背景提升，是帮学生做加法、堆项目；彭校的做法，是帮学生做减法、排雷。先低成本试错，再深度投入。

 17 间实验室，和一棵“参天大树”

新哲文院给学生准备了 17 间实验室。

彭校讲了一个故事。有一间植物实验室，不是学校为学生建的，而是学生自己建的。

那个学生想做水培实验，但在市面上找不到满意的设备，干脆自己设计了一套控制系统，可以远程控制光照、进水、光照波段。学校帮他造出来，最后以这个学生的名字命名。

“现在那间实验室，是学生从启蒙到研究植物方向必经的地方。有时候进去闻一闻，知道最近在种薄荷，前一段在种什么，很有意思。”

彭校说，新哲的培养理念叫“Better Yourself, Better Work”——做更好的自己，建更好的世界。

这个理念的核心，是让学生不断地完成自我更新。

“公立学校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要抢到那个位置。国际学校的路足够宽，很多家庭要想一个问题：孩子生活的意义，并不来自单纯的考试分数和大学申请。他需要一些东西，在更长时间里支撑他。”

讲到这，彭校引用了胡适的一个比喻：一个人如果只做一件事，做到顶天立地，也只是一根电线杆子；只有把自己的个性舒展开，才会是一株参天大树。

“所以我们不要把人变成电线杆子，要把人变成参天大树。”

AI 时代，什么能力最重要？

访谈的后半段，我们把话题拉到了 AI 时代。

彭校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样东西。

第一是学术根底。他提到布朗大学的一份报告：同样难度的内容，学生平时作业成绩普遍 90 分以上，但到现场闭卷考试时，成绩掉到 70 分以下。原因是过去一年里，太多学生用 AI 替自己答题。

“AI 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实现了新能力，但也会让人变懒。学术的根底最重要，脱离 AI 的时候，他自己也能做到某种程度。”

第二是理解人。

“AI 其实不理解人，只有人才理解人。理解人的需求和价值，会越来越重要。”

彭校说，中学生做科研和学者做科研有一个本质差异。爱因斯坦在弗朗克葬礼上说过一段话：我们这些走在最前沿的人，做的事情其实和大部分人类没有关系，也不太关心其他人在做什么。但中学生做科研恰恰相反——他的研究让他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对别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这一下子就把他和世界、和他人连接在了一起。

“生活的意义，对国际学校学生来说，

甚至比公立学校学生更重要。

他要找到自己在干什么。”

理想学校的三个词

访谈最后，我问彭校：新哲最终想去到哪里？你理想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他想了想，说了三个词：

学术强、研创好、用心托举每一个学生。

“新哲本质上不是一所创新型学校，我们是一所非常保守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学校。我们所有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去创新，它只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我们坚守在学术的阵营上，帮助学生建立好的学术基础，然后用研究创新帮助学生进一步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找到自己。”

我又问：如果你不做校长，让不安分的那一面再出现，你会去做什么？

他笑了：“我大概会做旅行家，再与学生一道，去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走。”

这句话让我想起他的纪录片《跟着逗比去旅行》。那部片子叫“一路爆炸”，是当时全网播放量最高的旅行片。团队里后来走出了国漫编剧、英语老师，还有《野狼 Disco》的导演。

一个愿意和学生一起去世界走走的人，或许才是真正理解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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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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