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 正文

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高考潮改变了大批年轻人的命运,奠定了今天的人才基础

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高考潮改变了大批年轻人的命运,奠定了今天的人才基础
1977年冬天,关闭十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彼时恐怕很少有人能预见,这场考试会在整个八十年代酿成一股席卷全国的洪流,将一个时代最优秀的头脑从田埂、车间和军营中打捞上来,送上了一条全然不同的人生轨道。四十多年后再回望,那场轰轰烈烈的高考潮改变的远不止一代人的命运,它更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储备了第一桶“人才资本”,其回响至今仍在。

八十年代的高考,底色是极度的稀缺与极度的渴望。1977年570万人报考,仅录取27.3万,录取比例29:1;1977年至1981年间,普通高考录取率仅在4.8%至6.6%之间徘徊。这意味着每一百个走进考场的青年里,只有五六个人能拿到那张改变身份的入场券。“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当时不是修辞,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更残酷的是,在正式走进统考考场之前,一大批人就已经被挡在了门外。从1980年代初开始,多省实行高考预选制度,预选通过率大约只有三成,被刷下的人连统考试卷都摸不到,只能背着铺盖回家。许多农村青年连“落榜”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在五月就已经出局了。

而农村考生的求学之路,在这层筛选之上又叠加了生活本身的重量。我1981年在湖南省汨罗五中参加高考,由于家里太穷没有钢笔,只好用蘸水笔写试卷。考物理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半张卷子没有做,最后物理只考了44分,总分398分,离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412分差14分。1982年到汨罗一中复读考上了湖南师大化学系,因不喜欢理科退学,跪在父母面前哭求再给一次机会(家里穷得叮当响,实在无力再送读),是当年的教育局长、恩师黄泽南老师免了我的学费再回汨罗一中改文科复读,1984年考上了华中科大(当年的华中工学院)经济系。一位绍兴的农村姑娘黄玉萍,1981年落榜后复读,天不亮就拿着课本到操场背英语,因为“来自农村,英语不好”。到1984年学校不再为复读生提供住宿,她借住在同学亲戚家,天天只吃梅干菜。最后她带着一张草席、一个饭盒走进考场,那年夏天,考生们在礼堂里席地而睡。这些细节里没有传奇,只有日复一日的忍耐。

然而恰恰是这种残酷的筛选,让每一个考上的人都被时代赋予了沉甸甸的重量。他们中许多人是插队多年的知青,是握着锄头的手第一次握起钢笔的人。海闻在黑龙江虎林插队九年,1977年考入北大经济系,后来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留学第一人、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形容高考是“改变命运的里程碑”。俞敏洪两次落榜,第三次从英语33分拼到95分,四十分钟交卷,最终走进北大。张艺谋下乡三年、在棉纺织厂当了七年搬运工之后,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和六十幅摄影作品跑到北京电影学院考场,被破格录取。李东生从惠州考入华南工学院,后来创办了TCL。这些故事在八十年代并非孤例,而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写照:知识重新被承认,努力重新有意义。

这批人毕业后走向何方,决定了这场高考潮的历史分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1300多万人,其中1990年至2001年的毕业生占七成。八十年代入学的那些年轻人,恰好在九十年代前后成规模地进入各行各业,填补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他们中的许多人走进了高校和科研院所,走上了党政机关的管理岗位,进入了刚刚起步的金融、法律、新闻等领域。今天回看,中国九十年代后经济腾飞所依赖的专业技术队伍和管理骨干,其核心班底正是八十年代高考潮中筛选和培养出来的那一批人。没有那几年的高强度选拔与系统性培养,后续的现代化建设将面临严重的人才真空。

具体到个人,这种“人才基础”的分量尤为清晰。孙逢春,湖南临澧的放牛娃,1977年从砖瓦厂得到高考恢复的消息,三周后走进考场,考入湖南大学。他所在的那个师资班,同届同学中后来出了三位院士——除他本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外,还有兰州大学原校长周绪红和湖南大学陈政清。孙涛,宁夏陶乐县的赤脚医生,1977年12月在靠窗的座位上答题,手冷得不停哆嗦,要使劲搓热才能握笔。他考入宁夏医学院,后来成为神经外科专家,执掌宁夏医科大学十八年。许光文的经历更曲折,四川农村出身,连续三年中考都因体检医生的奇怪结论被拒,一度回家务农。他不甘心,转读镇高中,1986年以全县最高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后来成为沈阳化工大学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在八十年代那场极度稀缺的筛选中,他们被选中了;而在此后数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们用各自领域里的成就,证明了那次筛选没有选错人。农村考生付出的那些窝头咸菜、冰碴水洗脸、草席上席地而睡的日子,最终没有白费。

更深一层的影响,在于高考潮重塑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八十年代初期,一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遍大江南北,“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歌词与高考考场上的奋笔疾书形成了一种奇妙的精神共振。恢复高考最根本的突破,不在于多招了几万学生,而在于它用一场考试宣告了一个朴素道理:一个人的前途应当取决于他掌握了多少知识,而不是他出身于什么家庭。这种以能力而非出身分配机会的规则,一经确立便成为社会共识,至今仍是高考制度最核心的合法性来源。八十年代那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年轻人,用他们此后数十年的职业生涯证明了这条规则的含金量,也反过来让“读书有用”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之中。

当然,那个年代的高考远非完美。录取率极低意味着绝大多数尝试者被挡在门外,预选制度更让许多人在统考前就失去了机会,应试的压力从高中甚至初中就开始累积。但在评价历史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百废待兴的八十年代,高考的首要任务是高效、公平地把最有限的教育资源投放到最有培养潜力的人身上。它做到了。那些被选中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没有辜负这张试卷。今天活跃在学术、产业和公共治理领域的许多中坚人物,其人生轨迹的起点,都指向八十年代某个夏天的那间考场。

高考制度此后历经扩招、改革,录取率从不足百分之十攀升至今天的大众教育水平,其形态与功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十年代那场高考潮所奠定的东西并未过时: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建立一套让努力与回报成正比的选拔机制;一个社会要进步,必须让最普通的年轻人相信,考场上那几张试卷确实能带他去更远的地方。那批从独木桥上走过来的人,用他们的一生验证了这两条道理的可靠性,而这份验证本身,就是今天人才基础中最坚硬的那一层地基。

← 返回资讯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