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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那年我天天催他,初三这年我只做一件事

初二那年我天天催他,初三这年我只做一件事

初二那年,我天天早上六点四十站儿子房门口催他。

“数学卷改完没?错题本翻到第几页了?”我把自己活成闹钟,从早响到晚。书桌抽屉塞满便利贴,冰箱门贴着目标表,每科必须提五分,红笔圈出来。结果他一张没照做,扣错两颗校服扣子就出门了。

初三开学前那晚,我坐在他书桌前等他洗澡。拉开抽屉,还是那些便利贴。那一刻突然想起上周一件事——他把物理卷推给我,说第22题用了三种解法。我问选哪个,他笑着说:“我自己定的。”

原来他不是不会,是不敢信自己。

从那天起,我只做一件事:闭嘴。

早饭照样煮,但不再追着问吃了没;书架照样擦,但不碰他夹在《昆虫记》里的草稿纸;他几点关灯我也不管了。头两周家里静得难受,有几回话到嘴边,硬咽回去。

变化慢慢来了。他自己给错题本贴标签,月考后主动拉我分析哪几道不该错。最让我没料到的是有天放学,他站我单位楼下说:“顺路,等你一起回家。”并排走了二十分钟,谁也没提成绩,我只问了句饿不饿。

初二那年我用声音填满他的时间,初三这年我把嘴闭上。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少说几句,他反倒愿意多讲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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