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实行千年，历经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无数文人墨客通过科举显身扬名，不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文学家、史学家，不管他们如何著作等身，名篇佳句如何精彩绝伦，亦或事迹流传千古，但很少见到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文章能够流传于世，更不用说被历代传诵，千年而不衰。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千年科举第一榜”中的一篇满分作文，嘉祐二年这一榜，可谓龙虎云集，风云际会。诸多宋代大文豪如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均于此科进士及第，可谓进争激烈，其中在后世诗、词、文、书、画方面的造诣百年无出其右者的苏轼也在赴京应试之列，当年苏轼才二十一岁时，名不见经传，首次科考就暂露头角，技惊四座。此次科考不能说其他的应试文章都不如苏轼此文，但确实找不出第二篇有如此多受众和知名度的科举应试文章。
当时礼部试的策论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试题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意思大概就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罪疑惟轻，功疑为重”。立法的时候标准须严，而判决的时候处置须宽。若在有罪无罪之间，则责罚从轻；若在有功无功之间，则奖赏从重。这样的赏罚制度，可称之为“忠厚”。
也许是仁宗文化素养并不太高明，出来的这个考题是相当的枯燥，毫无发挥的空间，所以应试者写出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简单阐述问题，精彩者寥寥，看得考官们都是昏昏欲睡。但苏轼才华横溢，娓娓道来，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当时的主考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副主考是王珪、梅挚、韩绛、范镇、梅尧臣，都是儒林中响当当的人物。不过苏轼的这篇文章让所有考官们完全不能相信这是一个用时较短的即兴考场作文。
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这篇虽然只有六百多字的作文时极为兴奋，觉得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浮靡艰涩是形容文风的两个贬义词组合：“浮靡”指辞藻华丽浮夸、内容空洞，“艰涩”指文字生硬晦涩、读起来费劲，这个词常用来概括晚唐五代到宋初文坛的弊病，辞藻虽然华丽，但对于现实却无所补益），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这就是“出人头地”这个成语的由来。据说因为这篇高考作文实在太过于优秀，考官梅尧臣看过之后觉得有“孟子之遗风”，各位考官争相传看，倶爱不释手，而后考官们一起拿给主考官欧阳修看，欧阳修觉得如此优秀的文章，放眼全天下只有他的弟子曾巩才能写得出来，为了避嫌，特意没有把作者列入一甲，而是故意放在了第二。（当年选中的状元是有史才的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而是故意放在了乙科（第四甲），赐进士出身。
这篇“满分作文”里还有一个经常被后人说起的趣事。在文中，苏轼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主考官欧阳修博览群书，古今之书莫有不读者，对于各类的典故那是信手拈来，但从未见过这个典故，心中非常好奇，非常想知道这个典故的出处，我们都知道，这是酷爱经史子集学者的一大习惯，不过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去询问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有失自己的大儒身份，于是让副主考梅尧臣专门询问苏轼，苏轼回答是南朝范晔所著《后汉书-孔融传》注里面所记述，不过欧阳修熟读经史，对后汉书是倒背如流，仔细回想起来，并没有这个典故，为了解决自己心中的疑惑，于是决定亲自去见苏轼弄明白。
苏轼见到欧阳修后，欧阳修开门见山，询问典出何处，苏轼笑着说道：“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翻译一下就是：曹操攻破邺城后，曹丕私纳了袁熙之妻甄氏，孔融便写信给曹操，编造了“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典故来讥讽曹氏父子强纳人妻的行径。曹操起初没反应过来，还去问孔融出自哪部经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意思是按今天的事推想，古人大概也这样，完全是孔融自己杜撰的，曹操明白被戏弄后，怀恨在心，后来找了个“不孝”的罪名把孔融杀了）。
原来这篇文章中皋陶这个三杀三宥典故是苏轼自己编出来的，也可见苏轼不是那种穷究经史的老古董，俱有庄子的那种洒脱感。其实苏轼是借用孔融指责曹操的典故来针砭时弊，苏轼又道，当时孔融说“以今日之事度之，意其如此”，现在我也是这么回答您。尧和皋陶的事，我也是“意其如此”。孔融当时的话，是讽刺曹操无德。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则隐隐是称颂宋仁宗宽厚了。
欧阳修在得到苏轼的答案之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洒脱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未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果然应验，而后苏轼继承欧阳修的衣钵，成为了古文运动强有力的推动者，而成语“三杀三宥”的典故也由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