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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86)

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86)

一 “抢老人”,不应一窝蜂

一场从南到北的“抢老人”大战正在上演。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至目前,海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和自治区,以及四川攀枝花、河南开封、贵州黔西南州、广东恩平等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发力康养旅居产业。一时间,“老人”似乎成了各地眼中的“香饽饽”。

客观而言,各地都有借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抢老人”可以,但一窝蜂,就过了。

以前人们听得最多的抢人大战,大多指向年轻人,包括高校毕业生、高端人才等,他们往往代表着创新和未来。城市出台各种优惠政策,让他们安居乐业,既是为未来发展蓄能,也是在为当下的产业升级、消费活力注入鲜活动力。

如今,抢人的风潮指向老人。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亿,占总人口的23%。“银发浪潮”不再是预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在此背景下,“抢老人”其实是各地在争抢银发经济这块大蛋糕,也是地方政府在老龄化背景下寻找新增长点的经济策略。

这里的老人,当然更多指的是有稳定退休金、消费能力强的退休群体。从收入方面看,相对于年轻人面临岗位变动和职场竞争压力而言,老人退休金的持续增长,使其消费更有底气,也不易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相较于需要大量教育、就业配套投入的年轻人,低龄健康、有稳定养老金的老年群体,被视作“低成本、高回报”的优质资源。

所以,“抢老人”在一些地方才显得格外迫切,仿佛是不容错过的风口。但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一是,供需错配。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老龄议题分论坛上,有一组数据:候鸟式旅居的需求比例(15.2%)远高于实际消费比例(7.5%),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这说明康养旅居转化率还是较低,问题就出在供给与需求的错配。

康养旅居绝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或旅游营销,而是一项需要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等系统性支撑的综合性产业。从报道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在产业基础、医疗配套、公共服务没跟上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大型康养地产项目,结果入住率惨淡,最后变成烂尾困境。还有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候鸟式人群,旺季热闹、淡季冷清,资源效率低、公共服务压力大。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康养旅居”误读成了“靠旅居卖房”,却忽略了“康养”二字才是产业的生命线。

二是,同质化严重。当前市场上大量的康养产品仍停留在“农家乐升级版”或“养老公寓简单包装”的层面,与新一代老年人对文化体验、健康管理、社交生活的复合型需求严重脱节。

再就是,盲目扩张埋下长期隐患。康养产业投资大、周期长、回本慢,绝非简单造房子、做宣传就能落地。其底层逻辑与追求高周转的房地产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抢老人”的狂热中,不少地方和企业陷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

所以,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不宜简单复制粘贴,而需结合自身禀赋,走差异化道路。

比如,气候宜人、生态宜居的地方,可主打旅居度假、健康养生;医疗资源雄厚的城市,应聚焦康复护理、慢病管理;民俗特色鲜明的地方,可深耕文旅融合、文化体验。不盲目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 “工作留痕”自保,这届打工人在防什么?

万万没想到,王俊凯也需要“工作留痕”了。近日,王俊凯在演唱会上互动,被粉丝逗“不知道巡演首站是哪里”,他当即回应“不知道的可以去翻下网上的视频”。

这一“工作留痕”名场面登上热搜,有粉丝借此玩梗,打趣王俊凯一秒切换《中餐厅》COO模式。有意思的是,由此延伸的“工作留痕”话题让不少打工人产生了共鸣。

的确,打开自媒体平台,“工作一定要留痕”“大家工作留痕到什么程度”“被大佬的工作留痕意识震撼到”隔三差五冲上热搜,点进评论区,都是经验交流和“吃过亏才明白工作留痕有多重要”之类的感慨。

年轻人一边吐槽,一边学习。因为这关乎的不是工作效率,而是自保自证。

为何聊天记录不能删?

在相关工作留痕话题和文章评论区,“不能删”出现的频率很高。有网友现身说法,多年前的会议,靠着超长录音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聊天记录绝不删”,这算不上什么职场格言,也不是什么爽文叙事,而是不少人用真金白银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当然,除了不能删聊天记录,打工人还总结出一套不断更新的自保法则:跟领导通话,手机要录音;跟同事当面沟通,回来要微信确认;文件要往群里发,以存档留证……为何要在这些事上下功夫?因为一个不注意,自己可能就成了背锅侠。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智联招聘《2025年职场人工作生活满意度调研报告》显示,29%的职场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团队“扯皮推诿,互相甩锅”。这个比例,甚至高于认为团队“关系融洽”或“分工明确”的人群占比。这意味着,职场甩锅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困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为工作构建的防御体系,已经从职场蔓延到了更多场域。从“沈月vlog被评教科书式工作留痕”到“没想到王俊凯的工作留痕在这用上了”,前者是明星自证,后者是粉丝玩笑,但其间还有一种正在蔓延的风气——粉丝帮偶像整理时间线、逐帧检查视频素材,以应对各种“不敬业”类的质疑,把职场自保逻辑平移到了追星场。

事实上,明星靠花絮证明敬业,打工人靠截图自证清白,本质上并无不同。

哲学家韩炳哲曾认为,当代社会的运作已从外部规训转向内部驱动,人们不再需要外部强迫,便会主动将自己纳入一套自我管理的逻辑。留痕的“内驱力”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没人规定必须截图、录音,但职场人已经主动这么做了。

于是,留痕的逻辑,在这里完成了从“防御”到“证明”的延伸。它不再只是因怕出事而自保,也开始为证明自己做过什么而自陈。外部的不确定性便被内化为一种持续的警觉,这种看似自由选择的外壳下,是一套没有退路的自我规训。

这恰恰揭示了留痕最深刻的悖论:每一次截图、每一段录音、每一份记录,既是打工人对权力任性的抵抗,也是巩固“一切以记录为准”的游戏规则。但这种抵抗本身,恰恰是在用系统的方式反抗系统,最终消解了抵抗的意义。

谁把自保、自证推到了做事前面?

留痕为何会成为当下年轻人的职场刚需?在于职场权力不对等、制度不完善、信任不足等问题的叠加。

权力不对等是起点。职场中,上级的指令天然带着权威性,但口头指令的模糊性和可变性,让执行者始终处在被动位置。今天一句“你看着办吧”,明天可能变成“谁让你这么办的”。口头的不确定性,让“文字确认”等留痕行为,变成了一种带有对抗色彩的动作。

制度缺陷放大了这个问题。在一些企业的考核体系里,痕迹已经替代实际成为评价标尺。不管做了多少,都要看系统里谁在加班,会上谁在汇报工作。如果这些可见的痕迹被等同于工作或能力,人们自然会热衷于留痕,做实事的空间就会被挤压。

信任不足是最终的原因。如果甩锅防不胜防、失忆成回避责任的常用策略,信任机制就会破产。员工之间、上下级之间相互防备,职场氛围就会越来越冷漠疏离。

这几个问题的共同底色,其实是现代管理对“可追溯”“可审计”的过度执念,越是容易被记录的东西,越是容易被纳入考核;越是能被量化的行为,越是容易被当作评价标准。至于那些无法被量化的能力,比如判断力、创造力、协作中的默契,因为难以留痕,反而容易被边缘化。

于是,每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变成了“痕迹管理大师”。至于创新、冒险、主动担当,在“不出事”压倒“做成事”的职场生态里,会失去生存的土壤。日复一日,留痕就从工具变成了目的,从行为变成了本能。

漫溢之下,我们失去了什么?

平心而论,留痕本身不是问题。适当的工作留痕能明晰权责,让工作落实有迹可循。真正的问题在于,留痕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从建设性滑向了防御性。

原本可以做事的时间和空间,却被大量耗费在自证和自保而非创造价值上,工作就成了一场无休止的防御战,不仅没有创造和成长,还会让人没有归属感和成就感。

而比效率损耗更严重的,是这场防御战里没有赢家。意识到留痕这个悖论本身,或许就是打破合谋的第一步。人只要明白自己每一次自保的同时,都是在加固那个让所有人不得不设防的生态、让自己不得不自证的系统,留痕或许就能从无意识的惯性,变成可以被审视的选择。

这种审视,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广泛的真相:留痕正从工作延伸到日常生活,说明这已经不是一个管理方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的信任生产机制问题。以至于我们越来越不相信人的口头承诺,只相信物的痕迹证据;越来越不关注做了什么,只关注能不能证明做了什么。

曾经,我们相信“事在人为”,但留痕文化正在悄悄改写这个认知——能证明的才算数,被记录的才存在。“事在人为”变成了“事在痕为”,现象本身不再具有自足的意义,它必须被转化为证据才能获得合法性。

倘若“留下痕迹”盖过“真实体验”,这就不只是职场困境,而是一场更深层的价值转变。改变它,需要的不是某家企业调整考核制度,而是要重新回答一个朴素的问题:我们相信什么?

当有一天,我们可以不用截图等留痕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用台账来证明自己的敬业,不用数据来证明自己的热爱,留痕才会真正回归工具本位。

三 没有了法治,社会会怎样?

从蒙昧到开智,从个体到族群,从落后到文明,从苦苦挣扎到万物之巅,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演进,最伟大的成果之一,便是确立了法治。法治如同高悬的明镜与坚固的盾牌,在无形中维系着社会的运转。

法治不仅维系着社会有规律运转,同时保障着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当人们凝视历史的深渊,去假设“如果没有法治,社会会怎样”,便会惊觉:一旦失去了法治的庇护,社会将不可避免坠入混乱与野蛮的泥沼。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法治让社会规矩有序,没有了法治,社会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秩序,沦为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强者可以随意拿捏、蹂躏、欺辱弱者,挤压弱者的生存空间。弱者朝不保夕,生活在恐惧中。

法律是社会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它的缺失意味着人们失去了共同的行为框架。当个体的行为不再受到明确约束,自私与贪婪的本性便会被无限放大。抢劫、盗窃、欺诈等犯罪行为将变得肆无忌惮、无所畏惧。

没有法律制裁的后果,道德底线就会被不断践踏、拉低。人们将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与不安之中,安全感荡然无存。做任何事都只看心情或力量的大小,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生命与财产随时可能被掠夺。

没有了法治,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就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公平正义无从谈起。法律不仅是约束行为的工具,更是保护个人免受侵害的屏障。在法律的约束下,弱者得到保护,强者受到约束,彼此都有生存空间。

在没有法治的世界里,强者将肆意欺凌弱者,权力失去制衡,独裁与专制横行,弱者在强者压迫下只能苟延残喘。个人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将失去明确的界限和保护机制,随时可能被任何剥夺。

社会将失去解决纠纷的文明途径,宗族械斗、血亲复仇、背后捅刀、强力掠夺等暴力手段重新成为常态,正义的最后防线将彻底崩塌。今天你强压倒一切,明天他强杀戮所有,如五代十国的混乱天天上演。

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不是担心今天被这个人欺压,就是担心被那个人掠夺。强者不是想着今天消灭这个对手,就是明天吞并那个对手。所有人都在混乱中,每天都绷紧神经,担心闭上眼睛就看不到第二天太阳。

没有了法治,社会陷入混乱,经济活动陷入停滞,社会发展的动力被扼杀。在持续动荡中,人口减少,经济再度下滑,甚至因生产力不足,社会出现倒退,文明可能被消灭,人类重新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

没有法律的保障,底层人创造的财富会被无情抢夺,经济进入萧条状态,甚至于生命成为别人的附庸,自由人变成奴隶。强者拥有一切,弱者失去一切。谁的力量强大,谁有话语权;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

人性的恶念一直都在,只不过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压制下隐藏不出。不要相信人的自律,没有了法治,人就会无法无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以自律为基础的道德也将随之沦丧,社会价值观将陷入极度混乱。

法律是道德的护身符,没有了法律的刚性约束,道德观念会逐渐淡化。诚信、善良与公正等传统美德将被自私、冷漠与暴力所取代。社会共识瓦解,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的信任,整个社会将陷入无序与分裂的深渊。

当然,文明一旦生根发芽,便难以被彻底摧毁。法治对人类很珍贵,它是文明的保障。法律既是人类自我约束的“枷锁”,更是彰显人类尊严与文明的“花环”。没有了法治,社会将失去方向,人类将失去尊严。

唯有敬畏法律、信仰法治,人类才能在秩序的基石上,守护住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法律是规则,是制度,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靠得就是制度,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要发展,法治必不可少。

人类文明从人治到法治,经历了漫长的一个过程。虽然很强大,但并不完善。人治在某些地方还占据重要位置,甚至有盖过法治的趋势。完善法治,约束权力,避免人治死灰复燃,才能让文明持续发展下去。

四 又见电影撤档,有多少观众的爱可以重来?

截至7月27日上午,今年暑期档期总票房(含预售)达57.83亿元,档期观影总人次1.61亿,累计放映场次2493.9万场,呈现出稳步走高的态势。

但另一边,有多部电影先后宣布撤档。7月26日深夜,上映仅两天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就在一天前,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选择了撤档,该片已上映16天。此外,还有多部影片直接下架票务平台档期,包括《心犬相随》《大圣崛起》《开个玩笑》等。

之所以撤档,票房不及预期应该是主要原因。截至7月26日,《群星闪耀时》票房为5866.3万元,《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累计票房8145.6万元。而从过往的经验看,撤档后重新上映很少有“翻身”的例子,2024年春节档的《红毯先生》、同年五一档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以及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但也要看到,不到万不得已,任何片方都不会随意撤档,毕竟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既然做出了这样有些冒险的选择,一定是深思熟虑、全面评估后的结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8.1分,并不比另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差多少,《群星闪耀时》也有7.5的评分。总体来看,它们的质量和品相都不差,甚至还有很多网友为《争洛阳》的撤档感到惋惜。

然而,现实也是骨感的,正如《争洛阳》方面在声明中所说的,“此时的市场空间,已经远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作品的观众走进影院”。目前,合家欢喜剧《功夫女足》档期票房19.55亿元,在全国 30个省份拿下区域票房冠军;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超7亿元,且还有好口碑的加持。再往后看,《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大片即将登场,因此片方说市场空间有限,也是一句大实话。

当下电影市场的竞争不仅异常激烈,而且头部效应极强。社交媒体时代,观众只会将时间和耐心留给少数几部有“辨识度”的作品,而那些未能及时起势的电影,哪怕质量并不差,处境也会比较艰难。说得再直白些,撤档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硬着头皮不撤档可能真要承受更大的损失。

再说了,“逆袭”的例子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我们一起摇太阳》在当年的春节档票房成绩平平,撤档后重映,累计票房冲到2亿元以上。它能翻盘,是因为绝症题材本就不适合春节的喜庆氛围,换到更匹配的档期后,反而慢慢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就是说,如果真能重新找准上映时机,撤档倒也不失为一种断腕求生的明智策略。

但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上映时机,市场不可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很多电影在上映之前就没有把功课做足,往往抱着“赌一把”的心理,想着只要能挤进某个热门档期就万事大吉。但失败还是成功,“时机”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就拿今年的最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来说,它在五一档就是个“小透明”,事先谁也没想到它能够脱颖而出,但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因此撤档重映能不能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还是电影本身的质量。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从前电影撤档还是个别现象,那么现在它似乎已成了一种“行业习惯”,由此带来的最大影响或许是,观众的信任会被不断消耗。

大家买了票、调了日程、攒了期待,正准备去电影院,突然接到通知,某部电影撤档了。一次两次无伤大雅,次数多了,大家也会产生“狼来了”的心理,在电影上映前甚至上映后都抱着观望的态度,看看它会不会撤档再说。长此以往,普通观众买票的热情或许会受影响,这显然不利于整个电影市场和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一部电影撤档本身或许有苦衷,但频繁撤档的代价,可能是整个行业与观众之间的信任。电影创作者以及背后的出品方在考虑票房和盈利问题时,也应该把一个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有多少观众的爱可以重来?

五 多部电影撤出暑期档,别错把档期博弈当市场解法

据北京晚报报道,7月26日晚,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这是继《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档后,又一部在今年暑期档宣布撤档的电影。同时,今年暑期档再现新片提档现象。除了《群星闪耀时》提档至7月25日公映,《年会不能停2!》在继《八仙!》提档之后,也宣布提档至8月1日公映。

提档撤档,见缝插针,捡漏补位,影片定档排列组合,有的捕捉机会提前进场,有的“打不过就跑”,今年暑期档也因此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乱”。

是否“史上最乱”还不好说,这种频繁调档现象也并非今年独有。既然撤档年年都有,为何今年反响这么大?特别是《群星闪耀时》仓促提档仅闪耀两天就戛然而止,迅速点燃热搜。

往常撤档的电影,要么评价不高,要么未曾点映,撤档多是纸面通知,观众自然无感。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豆瓣评分分别为8.1和7.5,基本属于口碑佳作,且经过点映发酵,观众预期已被拉高,突然撤档无异于打了观众一个措手不及,自然引发讨论。

这种口碑和票房倒挂的撤档现象,最令人唏嘘。高口碑不能转化为高票房,难道“内容为王、品质至上”的创作理念失效了?

问题或许出在“档期依赖症”上。电影作品本质上还是文化产品,终归要拿到市场接受检验,而不是在档期之争中迷失自我。当然,部分口碑好的佳片也被排片裹挟,有无破解之道?为何质量相差不大,排片资源却一边倒?成败关键或在于影片是否把准大众消费的情绪爆点,是否契合当下社会的隐性精神渴求,是否让更多观众愿意买单。很大程度上,市场培育需要时间,需要市场、主创与观众一起成长,行业生态才能健康。

而破题又不能只指望院线“手松一点”。编剧宋方金此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解释“冷门”时,以《给阿嬷的情书》举例:一个潮汕冷门地域,一个温情冷门题材,一群陌生脸冷门主创,最终却端出一道超热门硬菜。无他,还是内容和品质的胜利。

跳出来看,如果行业患上“档期依赖症”,只知挤破头扎进热门档,自然会怕前狼后虎,自我定位不清、定力不足,就容易进退失据。影片和影院若不相信观众,一时市场表现不及预期就“拔腿跑路”,只会让公众对电影定档公信力产生怀疑。当撤档成为随意的常规操作,长期伤害的还是行业生态。再者,以往撤档复映的影片就一定“活出来”了吗?观众的眼睛同样是雪亮的。

说到底,电影市场比拼的是内容质量,也比拼时机、定位和抗风险能力。主创团队若不深耕作品质量、打磨叙事,而是将电影市场等同于投机博弈的赌场,无异于本末倒置。当市场容量不足,不管提档撤档,小池里都翻不出大浪花,指望“择机改命”恐怕更是虚妄。

影片该何时与观众见面?这个“时机”掌握在创作者手里,也在观众心里,而与档期关系不大。

六 把不合理的事情命名,就是觉醒与思想的开始

最近读到一篇讨论“伪智力繁荣”的文章。作者警惕AI时代“原生家庭”“精神内耗”“父权制”“情绪劳动”概念在互联网传播中的泛化与滥用,认为很多人掌握了一套宏大的语言,却没有理解背后的复杂现实。

但他没有意识到,在这些所谓的“空洞”之词普及之前,普通人的痛苦是失语的。早年,一个叫做“招娣”的小女孩在家备受冷眼,她只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孩子,会反复思索:为什么奶奶不喜欢我?一定是我不够懂事吧。直到她在小红书的首页看到“父权制的结构性压迫”,她才在那一刻幡然醒悟——原来这不是我的错,它根植于更古老而宏大的创伤。她才终于可以终结十几年的自责。可以说,正是大词把个人的隐秘之痛转化成了公共的正当诉求。倘若没有这种命名,个体的痛苦就只是一团血肉模糊,是所有向内绞杀的“自作自受”。

在福柯看来,可见性和可说性影响了一个事物是否能够进入知识体系。语言并非只是被动描述现实,它同时塑造了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一个现象,只有进入话语体系被命名和分类,才可能被观察、被讨论、被治理。因此可以说,把感受命名就是理解的开始,把不合理的事情命名就是反抗的开始。

不被明说的,仅仅是个人情绪吗?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上是没有“性骚扰”这个词的。无数女性在职场被开黄腔,她们也只能跟家人朋友倾诉:老板好讨厌。那些暗戳戳的权力倾轧就像隐秘的针刺在皮肤里,无可奈何却又留不下痕迹。直到1975年的康奈尔大学,一些女性主义者创造了“sexual harassment”这个词,也就是性骚扰,那些散落在各地妇女心中的私人的委屈才能够被定性为非法侵害。数万女性陡然发现,原来大家共承着同一份痛苦。有了命名才能被言说,才有机会被编撰成法律条文,进而可能被裁决。

宫崎骏的动画《千与千寻》就是一个关于找回名字的故事。汤婆婆控制员工的手段就是剥夺他们的真名,失去名字的千寻变成“小千”,慢慢忘记了自己的来处,时间久了便只知道自己叫小A小B小C,一辈子留在汤婆婆的温泉屋做劳工。而千寻最后救出白龙的方法就是帮他想起了他的真名——赈早见琥珀主。或许魔法的本质是语言,当一个人的经验无法被命名,他便容易接受别人赋予的解释;当他重获描述自我的语言,他才重获理解自身的力量。因而要破除魔法、寻回主体性,首先就得大声喊出那个“名字”。

现如今,为何大家都热衷于在互联网上使用这些大词?恰因其中隐藏着改变当代现实的潜能。

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分类逻辑。爬虫软件爬不出个体的零散情绪,算法只认tag。如果一百万个人各自在网上写一段“上班好累,起得好早,下班好晚,怎么周六还要上班呀哭死了”的深夜emo小作文,就像水倒进海里一样,根本不会引起社会的警觉;但当“996”“过劳”“劳动异化”等概念出现,无数原本分散的经验便拥有了共同的名字,也因此拥有了被统计与被看见的可能。

在互联网,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上下文的。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道,人与人之间存在隐秘的语义之河,老派的理解需要充足上下文,但在原子化的今天,倘若我评论一句我也在经历“奥德赛时期”或是陷入“精神内耗”,便不再需要从头解释整个人生背景、年龄阶段、面临怎样的困境,只要对方也懂这个词汇就什么都懂了。共通的词汇便是共鸣的开始。它像微博热搜里的词条,把原本彼此孤立的人生经验抽象出来,专有名词化,让那些素未谋面的人迅速识别彼此。命名不仅帮助个体理解自身,也帮助社会看见个体。

几千万人共通一种生命体验,这就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浪潮。《人物》撰写的一篇特稿《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第一次点明外卖行业“系统”的概念。此前,公众看到的是某个闯红灯的骑手,蓝衣黄衣相撞一地的鲜血淋漓,骑手怎么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怎么会为了赚钱不要命?但“系统”使人们诘问:驱动这种疯狂逆行的始作俑者是谁,又是为什么,如此大的平台会无视高压规则带给一个个骑手的生命风险?有了“大词”,人们得以看见数千万个骑手疲惫背后抽丝剥茧的、一以贯之的真相。行业背后的“算法规则”“时间管理”“劳资关系”才可能作为一种境遇引发广泛讨论,平台才只得开始回应骑手权益与规则的争议。

是的,知识精英们早已经跨越了概念启蒙的阶段,他们追求复杂的逻辑、深度的交锋、有摩擦力的真理,觉得光说不做愚蠢,觉得普通人挂在嘴边的“和解”与“内耗”泛滥又浅薄。诚然,没有概念,人无法看见问题;只有概念,人又会停止思考。或许我们不应急着批驳“伪智力”的虚伪,而应反思这句话背后隐匿的傲慢,有人站在概念的终点,忘记了别人仍处在获取语言的起点,忘记了命名是人走出黑暗的第一步,是借由一种方式将聚光灯打向未曾言明的痛苦之地。

问题的解决,从看见和命名开始。

七 “1元链接”卖毒药材,“药都”除毒不能反反复复

7月26日晚间,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安徽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中药材生附子,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1元链接”为掩护,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

附子,是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这种本需要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亳州,采用所谓“代购”模式,在停车场等场外就可以线下交易、轻易买到。而在网上,以“1元链接”为掩护,商家最终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了各地。

毒性中药材唾手可得,消费者网购服用风险极高,其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一些消费者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影响,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多起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救治无效,不幸离世。

如此触目惊心的现实,让人不得不审视这些毒性中药材背后的灰色利益链。

亳州是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2025年,亳州全市中药材进出口总额达7.7亿元,占安徽全省近九成、全国超8%。然而,近些年来,亳州中药材市场乱象时有曝出。

2023年底,新京报记者在亳州调查发现,部分商家进低价货、找次品,甚至不惜掺杂掺假,例如,以扁豆染色冒充酸枣仁,回收药渣当药材,然后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相关报道刊发后,亳州副市长带队检查,从严处罚售假商家。

亳州在业界有“中华药都”之称,自然不乏管理制度。早在2022年5月,当地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亳州市中药材市场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就指出, 国家公布的毒性中药材、野生濒危中药材禁止在中药材市场销售。

今年4月,亳州市以“空前力度、鲜明态度、雷霆之势”,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以“全域整治、全线出击、全力攻坚”,坚决肃清行业乱象。

然而,此次央视的曝光,说明当地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仍未得到根治,问题不容忽视。

从报道看,一些商家对毒性药材仅做简单晒干、切片处理,再在包装上标注“初级农产品”,以规避更严格的监管。

同时,这些违规商贩的交易隐蔽化,不设固定摊位,采用“代购”模式在停车场等场外线下交易。另外,其支付虚拟化,线上利用“1元链接”等万能商品链接进行收款和发货,试图不留销售记录痕迹。

这些套路,固然增加了执法难度,但这绝非毒性中药材猖獗交易存在的理由。

媒体曝光乱象后,当地开展整治行动,但风头一过,乱象又会冒头。这种曝光、查处、再曝光、再查处的怪圈,不应该容忍其在中药材市场出现。

种种迹象表明,中药材正成为一个网络化、跨区域的新兴市场,监管也需要与时俱进。唯有从法律法规、部门协同和技术支持上进行系统性重构,才能斩断灰色利益链。否则,类似的曝光和整改循环恐怕还会继续。

八 网红景区10人遇难,三次预警为何失效

7月26日,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7月27日凌晨5时20分,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

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此次灾害发生前,当地气象台、应急管理局等曾连续发布三次强降雨、山洪预警,景区管委会也收到了相关预警。三道“防线”却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10人遇难的悲剧让人格外唏嘘。

目前,整个事件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相关责任也有待进一步认定。但从已有信息看,这起事故已足以再次引起全社会对北方地区防汛减灾的深刻警醒。

此次事发地并非“野游”区域,而是一家收费的“网红景区”,理当在预警接收和应急处置等方面都具备更专业的保障。但从游客反馈和实际后果看,灾害预警的效力显然被严重削弱。究竟是信息传达不畅、执行不到位,还是应急预案本身存在漏洞,应当是后续调查的重点方向。

公开报道还显示,该景区虽然被称“网红”,但其硬件配套和管理水平与“正规”标准也有差距。如有游客表示,景区工作人员多为附近村民,主要负责运送露营用品,并未见专职安保人员,也无人疏导人流和车辆。此外,从露营聚集地到景区出口距离较远,“出口比较小,得等水小了才能出去”,这本身也暗藏着安全隐患。

事发景区属于河谷地带,本就对降水极为敏感,无论是对强降雨、山洪预警的响应执行,还是日常风险排查,都理应置于更高优先级。从这个角度看,此次事件暴露出景区在风险意识、专业保障和应急处置上有明显短板。这同时再次提醒游客,跟风“网红”需更多一些谨慎,夏季到河谷等特殊区域游玩,切莫忽视突发天气状况带来的安全风险。

将观察视线放大,把此次悲剧事件置于近年来“雨带北移”和北方地区遭遇山洪、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率显著上升的大背景下审视,其警示意味更加强烈。

一般来说,干旱少雨的传统印象下,北方地区在防洪设施标准、预警精细度、社会防汛意识和应对经验等方面,普遍存在相对不足。这些短板很容易在极端天气中被放大,进而酿成更严重的灾害后果。此次事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脆弱性的一次残酷印证。

对此,一个总的原则应当是,必须彻底摒弃“北方无大汛”的刻板认知,不能再以“偶发”心态来看待北方地区日益频繁的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了。在应急处置上,不仅要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准确及时发布并到达基层,更要让基层真正有能力“接得住”、可执行。

比如,有必要加强对基层和景区的专业培训,提升风险识别和应急决策能力;对重点区域和景区,可考虑按风险等级实施分级管理,为景区运营和游客出行提供更科学的参考指引。此外,还要根据现实情况因地制宜优化硬件设施的设计标准,充分考虑防洪避险需求,有针对性地升级基础设施。

事实上,水利部已明确要求,补齐北方防汛短板,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包括推动建设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重点研发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解决预警传递到基层“最后一公里”等问题。这方面,也需要北方各地迅速行动起来。

归根结底,面对“雨带北移”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风险,北方防汛的预防、应对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和惯性中,要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当下的应急防灾与长远治理,从意识和认知层面的“软实力”,到设施建设、资源配备等层面的“硬条件”,都当有科学、及时的更新与升级。这是筑牢社会安全防线应有之义,也是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

九 一个人为什么会相信伤害他的制度是公正的?

一个残酷的心理真相,受压迫者为何维护压迫源

心理学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些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有时会认同现有体制的合理性。他们会为压迫源进行辩护。东德的工人每月工资微薄、言论受监管、家人可能被秘密警察带走,却在公开场合激动地表达对体制的忠诚。这不是东德独有现象。

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第一反应是:这是奴性,是愚昧,是某个民族或群体的道德缺陷。但如果我们这样判断,就犯了跟前三篇文章反复指出的同样错误:把制度长期塑造出来的适应性心理状态,误当成了这个人、这个群体的天然属性。

真相远比这个判断更残酷,也更值得思考:受压迫者维护压迫源,不是因为他们天性卑劣,而是因为承认自己正在遭受不公,要比维护一个不公的体制,对心理造成更大的摧毁。这是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时,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本能选择。

一个人为什么会相信伤害他的制度是公正的?系统合理化理论的发现

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John Jost)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研究中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什么处境最差的人,对现有制度的认同度有时反而最高?

他给出的答案,用一个看起来平凡却极为深刻的理论来解释——系统合理化理论。这个理论说的是:人类有一种深藏在心理底层的动机,会自发地把所处的社会体系视为合理、公正、甚至是必要的。这个动机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强大到即便这个体系明显在伤害你,你也会主动去寻找理由,说服自己它是有道理的。

系统合理化理论:人类有一种深藏在心理底层的动机,会自发地把所处的社会体系视为合理、公正、甚至是必要的。即便这个体系明显在伤害你,你也会主动去寻找理由,说服自己它是有道理的。

这不是谁被洗脑了,也不是智力低下。这是一种人类在极度不对称的权力面前,为了维持基本心理平衡而激发出来的本能防御机制。想象你是一个在专制统治下的底层人物。你每天看到的是:权力者掌控一切,反抗者往往被摧毁,而那些服从、献媚的人有时反而能活得更好。在这样的环境里,你面临两种理解现实的方式:

第一种理解:“这个制度是不公的,我正在被不公地剥削,而我对此无能为力。”→ 更接近事实,但心理上是致命的痛苦。

第二种理解:“这个制度虽然严苛,但它维持了秩序,也许有其合理之处。我的处境差,可能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需要自我欺骗,却是心理止痛剂。

从纯粹逻辑上讲,第一种理解更接近事实。但从心理上讲,这第一种理解是一种致命的痛苦——你承认了这个世界纯属不公,而你在这个世界里毫无办法。长期承受这种认知,等于是在反复用刀割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相比之下,第二种理解虽然需要自我欺骗,却提供了一种心理止痛剂。它让你能够继续生活,继续相信这个世界有某种秩序和逻辑,而不是纯粹的恶意和无能。

于是,大脑会主动启动一个机制,去寻找、放大、夸大现有制度的合理之处。你开始想:也许统治者确实在尽力维持秩序;也许严苛的法律确实是必要的;也许我的贫穷确实跟我自己不够努力有关。这就是系统合理化。它并不是愚昧,而是在绝望面前,人性的自救。

为什么三重心理需求会把受压迫者推向维护压迫?认知、存在、关系的三重驱动

约斯特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系统合理化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人类三个基础的心理需求。

一认知需求——对确定性的渴望:一个专制体系虽然残酷,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套清晰、明确、不会改变的规则。你知道什么会被惩罚,什么会被奖励。相比之下,一个体制的崩溃、混乱或改变,会导致完全的不确定性。在那种状态下,你甚至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对于已经处于绝望状态的人而言,确定的压迫反而比不确定的自由更容易接受。

二存在需求——对安全的渴望:你生活在一个充满威胁的环境里。权力可能随时找你麻烦,邻里可能举报你,官员可能掠夺你。在这种持续的恐惧中,把强大的权力者想象成“保护者”,把残酷的法律想象成“秩序的保障”,能够给你一种虚幻但心理上必要的安全感。承认你的“保护者”其实是在伤害你,等于是撕开了这唯一的心理防线。

所以,维护压迫源,其实是在同时满足这三个心理需求:获得确定性、获得(虚幻的)安全感、保留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受压迫者的选择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在一个被压缩到只有坏选择的环境里,做出的最理性的心理自救。受压迫者的选择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在一个被压缩到只有坏选择的环境里,做出的最理性的心理自救。

从“被迫顺从”到“真心相信”的心理转变,认知失调与适应性偏好

但问题还有更深一层。我们不仅看到受压迫者在表面上服从压迫,更看到很多人似乎真的相信了压迫制度的合理性。这是怎么发生的?答案来自两个互相作用的心理过程。

首先是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的行为和内心信念发生严重冲突时,会产生极大的心理不适。在专制社会里,一个普通人可能被迫参加官方集会、公开表达对权力的支持、甚至参与告密。如果他的内心其实是反感和恐惧的,这种冲突就会每天都在撕裂他。

要消除这种痛苦,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改变行为(因为外部压力不允许),而是改变内心的信念。长期处于偏好伪装中的人,会为了消除这种认知失调,逐渐说服自己:我所做的那些事其实是对的,我所拥护的制度其实是合理的。

其次是适应性偏好。当某些东西彻底不可及时,人不会持续地为它感到绝望,而会自动贬低它的价值。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最终会贬低自由的价值,说自由没那么重要;长期被压制的人会贬低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说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这样做能帮助他们避免持续的绝望。

所以,真正被摧毁的不只是受压迫者的行为自由,而是他们对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值得拥有的基本判断。

秦制:把维护压迫制度化,什伍连坐的制度设计

如果说系统合理化是心理层面的自我欺骗,秦制在很大程度上把这种欺骗制度化,使受压迫者的其他选择变得极其危险或不可行。

什伍连坐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商鞅的设计中,社会被拆分成最小的监视单元: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其中任何一家犯法,整个单位都要被连坐腰斩;但如果你告发了犯法者,你能得到等同于斩杀敌军首级的重赏。

制度设计的完美算法陷阱:①如果你不告发邻居,你冒着全家被灭的风险。② 如果你告发邻居,你能获得官方的奖励和地位提升。③ 如果你想保护邻居,这在制度上等同于自杀。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参与告密和互相监视往往成为风险最小的选择。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也是维持生存的必需之举。。而当整个社会都被迫参与这套监视链条时,一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在这套制度里扮演压迫者的角色。一个农民白天被官府压迫,晚上却在监视邻居;他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压迫的执行者。在这种处境下,很多人面临一个心理困境:- 承认"这个制度是邪恶的",会导致对自我道德形象的威胁- 放弃告密意味着实际的生存风险这使得保持"制度是必要的"这一信念,成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所以,更容易被接受的心理出路就是:我不是在作恶,我是在维护秩序;这套制度虽然严苛,但它是必要的;不告发就是背叛,而忠诚才是道德。

秦制在制度设计上,在很大程度上使"维护压迫"成为最安全的自保手段之一。它严重压缩了人维护自我形象和心理完整性的空间。最后活下来的人,往往不再是那些认为自己有罪的人,而是那些成功说服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的人。

“这不是民族的劣根性”,制度而非文化的解释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其实不是某个民族的特殊现象,而是所有处于类似制度压迫下的人类的共同反应。

案例:两德分治的对照实验:1961年柏林墙竖起来,把一个民族、一个语言、同样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人为分成两个不同的制度。东德:监视体系无处不在生活物资紧张权力绝对垂直。西德:自由市场民主宪政资本主义国家。

在柏林墙倒塌后,研究人员对两地居民进行了一系列对照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实验发现:在一项要求人们诚实回报骰子点数以换取金钱的实验中,来自东德背景的人欺骗和作弊的比例显著高于西德人。人们在东德体制下生活的时间越长,欺骗的倾向就越强。在市场竞争中是否愿意贿赂的实验中,年轻的东德后代也表现出比同龄西德人更高的贪腐倾向。

更让人感慨的是,即便是统一后出生的新一代人,虽然日常政治态度逐步接近,但在面临实际利益冲突时,仍然表现出这种深层的行为差异。这说明什么?说明体制对个体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可能很深, 这些影响可能通过家庭社化过程、观念传递等社会机制 在代际间产生某种延续性。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 文化/心理继承,而非生物学意义的遗传。

案例:朝鲜半岛的分治:两个国家的人民在分治前共享2000年的同样文化、宗教和道德传统。但75年来,在截然相反的制度压力下,两边人民的心理状态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分化。

这些都不是文化特质,而是制度塑造人身上的印记。

基因与制度:最后的证据,DNA多基因指数的研究发现

德国科学家用DNA多基因指数(一种衡量个人先天学习与认知潜能的生物学指标)追踪了1934年至今出生的数百万人,对比两德的教育成就变化。

震撼的研究结果:东德时期:个人的DNA中与学习天赋相关的基因位点,与他最终的教育成就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统计学关联。无论你天生有多高的学习潜能,在东德的计划经济与压制性教育制度下,这些潜能被彻底压制了,没有任何表达的机会。西德时期:同样的基因与教育成就之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正相关。一个聪慧的孩子,有机会成为聪慧的学生。两德统一后:当东德人突然暴露在西德的功绩主义教育体制下时,东德新生代的基因与成就之间的相关性,很快拉升到与西德人完全一致的水平。

仅仅改变制度框架和教育体制,那些原有的学习潜能,就能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得到更充分的识别和激发。这说明制度环境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被激活"

这项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个人潜能的实现程度,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并非由"固定本质"决定,而是与所处的制度框架、教育政策、激励结构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当阀门开启,人的多元潜能就会涌出;当阀门关闭,再高超的天赋也会被消灭。

回到那个本质的问题:不是奴性,而是绝望下的理性选择:生存理性的重新定义

现在,我们可以给受压迫者维护压迫源这个现象,一个更准确的名字。这不是“奴性”:不是说某些人天生就想被奴役,就爱向权力者摇尾乞怜。这也不是“愚昧”:不是说他们智力低下,看不穿压迫的本质。这是“生存理性”:在一个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所有的真相都显得致命的环境里,为了活下去、维持基本的心理完整性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受压迫者维护压迫源,首先是被逼的。什伍连坐法的设计让告密是最安全的选择;一个专制社会的信息垄断让你根本接触不到压迫的另一面;权力的广泛性让反抗意味着立刻的、彻底的毁灭。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被迫的行为会内化成真实的心理信念。为了消除“我在做一件坏事”的道德痛苦,大脑会自动地说服自己:我做的是对的,制度是合理的,权力是正当的。这套自我欺骗最后变成了无法察觉的真诚信仰。

最残酷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时的。秦制两千年的制度遗产,两德四十年的分治,朝鲜半岛自分治以来数十年的制度分化,这些都远超过一代人的生命。在这样的时间跨度里,维护压迫不仅变成了行为,更变成了文化、心理、甚至是代际传递的“生存智慧”。最终,一个原本是制度强加的行为模式,看起来就像是某个民族或群体的“性格”。但这不是性格,这是伤痕。

为什么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制度设计的深层启示

理解受压迫者为什么维护压迫,不是为了责备他们、嘲笑他们的“奴性”。恰恰相反,这是为了看清一个权力系统最深层的运作逻辑。

核心洞察:不是因为专制下人们天生顺从,而是因为这套制度极其精妙地把人推向了一个无路可退的境地,反抗的代价极其高昂,保持完全的独立思考也会面临风险, 参与和维护体制往往是相对较“安全”的生存策略。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必须做到什么。它不仅要给人自由去反抗、去选择,更要创造一个环境,让人在维护制度、参与权力运作时,不必欺骗自己,不必放弃人性,不必日日都在撕裂中生存。

真正的解放,从来不是靠道德说教让人“变好”,而是靠改变制度,让人不必通过自欺欺人才能活下去。当一个环境让说真话比说假话更安全,让不参与不公更简单,让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是真实可达而不是虚幻的奢望时,人性中那些被压制的光辉,才能自然地涌出。

受压迫者会停止维护压迫源,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聪明了、变有品德了,而是因为维护压迫源不再是生存的必需。那时,所谓的“劣根性”就会瓦解。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在这个民族、这个群体里还有那么多被压抑了千年的关于自由、尊严、相互信任的渴望。

十 伟人崇拜会削弱普通人的主体意识:一个民族越崇拜伟人,越难走向文明

在很多历史叙事中,人们常能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一个民族越是历经磨难,越容易将希望寄托于某个“救世主”式的英雄人物。人们热衷于传颂伟人的雄才大略,习惯在伟岸的身影下寻找安全感,甚至将自身的命运完全交付给某种强大的个人意志。这种情感看似是对卓越的敬仰,实则隐藏着一种深层的心理无助。

当社会面临不确定时,人们本能地渴望一个确定的中心,这似乎是人性使然。然而,这种心理依赖一旦固化为社会的集体潜意识,就会成为文明生长的巨大障碍。

一个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越不需要神化个人。相反,它更依赖于制度、规则与广泛觉醒的个体。人们不再把命运寄托在某个“伟大人物”的意志上,而是相信自己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可以表达意见,可以通过理性讨论达成共识。这种从“依附”走向“主体”的转变,是文明的重要标志。

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成为英雄,而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对判断权的坚持,以及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意愿。一个拥有主体意识的人,不会轻易放弃思考,也不会因为权威的存在而停止质疑。他可以尊重他人,但不会盲从;可以承认卓越,但不会自我贬低。

换而言之,个体的觉醒意味着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拥有不可剥夺权利的实体——我不依附于任何集体、领袖或权威,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

支撑社会觉醒的关键在于培育一种兼具权利意识与契约精神的新型公民文化,这要求人们不仅遵纪守法,更要敢于发声、爱“挑刺”并积极参政议政。然而权利从来不是统治者的恩赐,而是公民通过不断争取和主动主张赢来的,只有当每个人都勇于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才能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利保障。

如果人人都做“沉默的大多数”,权利就会被蚕食。因此,当公民觉得法律或政策不公时,使用合理手段来表达不满,迫使权力机关修正错误。在现代法治社会,游行、示威、集会、请愿、诉讼、媒体曝光、网络发声,都是公民捍卫自身权利的正当“武器”。真正的法治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矛盾能够通过制度化、理性化渠道得到解决的社会。公民熟练运用这些“常态技能”,不仅是在捍卫自己的私利,更是在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投票”,这是现代公民成熟的标志。

当社会普遍缺乏公民主体意识,会导致公民放弃责任转而依赖“伟人崇拜”,这种心理源于制度不成熟时人们对确定性的渴求,造成权力者被神化为绝对正确。这不仅是法治精神的消解,更意味着社会放弃了理性的纠错机制,退回到依靠人治与盲目迷信来维系安定的危险境地。

这种神化的核心逻辑,是将个人神圣化。当一个人被神圣化,他便隐含着“超越常理和规则”的特权。在这种氛围下,法律和制度往往被理解为针对普通人的管束,或者仅仅是伟人意志的执行工具,而不是限制公权力、保障所有人权利的契约。

伟人崇拜在心理上构建的是一种“救世主”与“被拯救者”的关系。当人们习惯于将社会的进步、正义的实现乃至生活的改善,寄托在某位伟人的英明决策上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心理上的“责任让渡”。普通人会潜意识地认为:“我不需要思考,因为伟人比我更高明,我不需要行动,因为伟人会安排好一切。

这种责任让渡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批判性思维的萎缩。批判性思维是一项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它要求人们搜集证据、分析逻辑、权衡利弊。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将决定命运的权力完全让渡给“伟人”时,潜意识里会认为:“既然伟人比我们英明,既然他会为一切后果负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辛苦地独立思考呢?”

其次是,在正常的政治辩论中,批评某人的政策是因为觉得该政策行不通。但在伟人崇拜的语境下,伟人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道德的完美化身、民族的象征。对他的任何批评就不再是“技术性探讨”,而被上升为“政治站队”甚至“道德败坏”。这种定性使得批判者不仅要承担逻辑上的压力,还要承担巨大的社会风险,比如被孤立、被攻击等等,这种“有罪推定”会制造恐怖的沉默。

人类的认知永远有局限性。所谓的“真理”,往往是在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中,去伪存真后才逐渐显现的。如果只能有一个声音,那就相当于取消了“参照系”和“纠错机制”。没有批判,错误的决策就会像脱缰的野马,把社会带向深渊。

一个良好的法治公民,应当具备争取意识、表达意识、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更应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批判精神以及主人翁精神。

如果没有独立而强大的个体,就难以建设起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是由一个个有棱角、不好惹的公民组成的。如果一个民族习惯于跪拜伟人,那么它站起来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另一个伟人的恩赐,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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