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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第2225天:我爱看红果短剧,怎么了?

高考语文第2225天:我爱看红果短剧,怎么了?

8月6日,知名文艺片导演贾樟柯在微博发文:“最近在看红果。”

自微短剧问世以来,“low”“下沉”等评价就从未止息。即便是普通意义上的观众,也很难将短剧和电影视为两种文化地位相当的体裁。一边是缓慢、隐晦、复杂而精密的艺术,另一边则是快速、直白、简单而粗放的消费品。

可为什么慢与快、隐晦与直接、复杂与简单,这些原本有区别但无高下的词语,却总被顺势翻译成高级与低级?或许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文化形式,背后往往对应着不同的时间、金钱与文化成本——有的昂贵,有的廉价。

一直以来,当我们不给予一个群体对等的地位时,便总是倾向于笼统地看待他们。“所有亚洲人都长一个样”“想象中的东方”等说法,都是将本来复杂、存在内部差异的集体,压缩成一个模糊的、可供切片和任意阐释的整体。我们对短剧的偏见,有多少是因为将社会阶层的高低和优越与否投射到了文化趣味上,又有多少是因为惧怕这种趣味反过来标注自己,才急于与之划清界限?

当我们说出“我不看短视频”“从来不看短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到一种甩去附着其上的“底层”和“庸俗”的标签的快意?当我们说“平时就爱看书、看电影”的时候,心中是否又升腾起一种名为“精英”和“风雅”的自溺呢?

当体裁先于作品成为高下的标尺,我们便不再需要面对具体的作品,也不再需要理解那些与自己趣味不同的人。我们将在自以为高明的区分中,错失那些未被自己正视的、无比宽阔的可能。

纵观网络,还存在一种更加复杂的态度:有一部分“曾经”的文青,开始发表“我也看红果”的言论,试图以“文化杂食主义”的姿态,跨越既有的趣味等级,寻找新的位置。然而,雅俗共赏会不会被标榜为新的优越,成为贬抑其他审美立场的依据呢?

实际上,只要无意识地将趣味与身份标签捆绑,就跳脱不出“区分”的框架。每一次对既有区分的突破,都可能形成新的区分;每一次对自身立场的反思,也都可能成为下一轮区分的起点。

或许真正的理想主义,是不以获取终极答案为目的的思考。因此,成为文艺青年不是目的,成为的过程才是意义:我们阅读,在不同质地的文字中漫步于时空的分叉小径;我们观看,在形状各异的屏幕前收看世界的投影;我们反思,在处境中思考惯习背后的结构不公;我们创造,在流动不定的生活中固定意义;我们体验,在无数个体的生命碎片中寻找彼此映照的切面。

为了思考而思考,为了成为而成为,我们在这一并不轻松的过程里,于“未完成”的人性中,探索独属于自己的生命尺度。当我们不再以趣味划分人的高下,大众文化便不必以多胜少来证明正义,精英文化也不必以少服多来维护傲慢,二者各有所需,各有所长,在时代的变迁中此消彼长。而文艺也不是抽象概念的碰撞、不是不同立场的对立,而是具体的一次次表达,一次次书写。

保持怀疑,不舍追问,是思辨的起点,也是我们从完美的伊甸,降生于悲喜交加、百味杂陈的人间的必由之径。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在采访中说)

节选自:知著网

原标题《一颗红果引发的“惨案”:我的文艺病还有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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