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多年前的回忆，可能有失实的地方。）
初三开学第一节政治课，朱芸老师走进教室，一开口就震住全班——
“我这门课，低于90分就是不及格，所有不及格的同学一个个都要来办公室做检讨。”然后她接着讲，“我教了那么多年，没几个同学能不及格的。”
哈，“能”不及格。
我们当时什么反应？忘记了，大概是将信将疑，这怎么可能？这可能？
初一、初二的政治课，大多是生活、法律相关的内容。
到了初三，讲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理论抽象，和之前学的关联性不大，相当于一套全新的知识。
印象中朱芸老师气场特别强大，眼神犀利，仿佛一眼就能看穿走神的人。她的课堂有个规矩：每节课讲新内容前，随机抽人回答上一节课的知识点。一旦答不上来，那种压力让人发麻。
她的课堂非常生动、精彩。
我到现在还记得她那个类比：生产力是脚，制度是鞋。脚长大了，鞋子不合适就要换鞋，不能削掉脚去适应鞋子。原本晦涩难懂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概念，经她一说，瞬间通透。
课上节奏紧凑，一问一答，全班紧紧跟着她的思路走，常常不知不觉就听到下课铃声响起，我们总是意犹未尽。
最开始，我们心里的目标只是：千万别考90分以下，千万别被喊去办公室。
等到第一次、第二次测验成绩出来，我们都惊讶了。她带的三个班，绝大多数人真的稳稳拿到90分以上。
随后，我们心里的目标自然而然往上抬，慢慢开始向着95分、98分努力，尽量只允许自己错一道选择题，剑指满分。
因为她比较严肃，甚少开玩笑，一开始我们有点害怕，后来更多是敬佩。
原来做她的学生——真的没几个“只能”考90分以下，我们相信她、也相信自己。
我有一次考了八十多分，那一次连政治科代表也失手。
当时心里慌得不行，早早在心里打好了一段腹稿，像准备英勇就义前的刘胡兰，等着被老师叫去办公室。
不知道是不是她舍不得骂科代表、顺便放过其他人，所以我们那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个都没被叫去做检讨。
可惜啊，我都准备好一通慷慨激昂的陈词，居然没给机会倾吐出来。
同学之间当然也有竞争，但很奇怪，在政治课上，有一种奇特的默契——大家并肩往前走。前面提到课前随机抽查，假如被点名那个同学回答错了，老师就会黑脸好一阵，全班都跟着紧张；一旦答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似乎是同一根线上的蚱蜢。（这个比喻不恰当？）
到了考试的时候，感受尤其不一样。别的科目，总是不那么愉悦，有时需要绞尽脑汁。政治呢？无论题目怎么变换，我们都能答得又快又准；从来没有哪一门考试，能让我们如此淡定、有信心。
回头看，能达成这样的效果，是很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以下是豆包总结）
1. 锚定效应：开学第一句话就拉高了我们心里的分数标准，打破了我们原本“90分是良好”的固有认知。
2. 皮格马利翁效应（期望效应）：老师发自内心（或者假装相信？）相信所有人都能学好、拿到高分，这份高期待传递给了我们，慢慢内化成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3. 检索练习：每节课随机抽查旧知识，迫使我们课后巩固，主动回忆知识点，记忆掌握得特别扎实；随机提问带来持续的适度警觉，没人敢走神。
4. 班级正向氛围：同学之间有良性比拼，高分可以属于很多人，大家互相参照，一起往上走。
最重要的是朱芸老师独特的教学能力，这是所有效应能生效的根基。
这段经历很特别。
是全班同学跟着老师，携手同行，一起挑战一个开始觉得不可能的目标。那种所有人同心协力、稳步向前，走进考场时心里满满的笃定，最后拿到成果的酣畅感，这么多年一直记得。
初三和高三，是有压力，但因为都碰到几位特别好的老师和有趣的同学，所以回忆起来整体感觉挺不错。
对我影响很大的高三生物老师及班主任小田老师，还不敢下笔写他；还有林天伦校长，1998年，我们读初一，某一次他定下的班会主题是“我要成为我”，“敲打”我们——你们，可不要只满足读个本科；后来林天伦校长去北京读博士、之后去大学任教， 他追求上进的精神时不时激励着自己。
接下来好好整理《世说新语》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