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没有星月，花溪河上雾气升腾，远近的山和树都黑影模糊，寂静无声，站在石桥上，往前看——夜色茫茫的大海上竟有一艘正在航行的大船，楼上楼下，一排排灯光闪亮——那是我们的群力楼！
初二四排
1972年开学刚一个月，教务主任就在群力楼截住我，说决定让我做初二四排的班主任。班主任应该做些什么？我刚想开口问，主任转身下楼了。丁老师正好目睹这个简单的工作安排，主任一走，她笑说：“小赵，看你耍得过你那些学生不！”
有那么厉害？
调任全校少先队工作的彭老师是初二四排的前班主任，比我还年轻，她说：“小赵，有我呢！”
我5岁时，爸爸就告诉我：凡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两种人——教师和医生。大一点，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我就想当老师，又因为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因为初中时读过一位苏联母亲的《教育子女的艺术》，还因为德国女革命家蔡特金说：“教师像大胆的天神普罗米修斯一样，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人。”我感觉教师是神圣的职业，还以为做初中语文教师是天下最有意思的事，因为初中的孩子有接受能力又有可塑性，而语文是所有功课里对人影响最大的。
每次看到初中教学楼上竖写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几个大字，情怀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接了班主任，我连走路的姿态都改变了。以前在群力楼上上下下都是跑，下楼最后几步一跃而下。现在耐心地一步一步走，免得老师们笑话我像小娃儿。
四排的学生多来自毛纺厂子弟校，小学足足上了六年，是那会儿基础最扎实的。可那时的李家沱地区有多烦，我不了解。一天晚上，教务处值班老师把我从寝室里叫起来接电话，电话那头的家长说她的姑娘一直没回家。
呀，这就是传说的“打青山”（指在外面不三不四地方过夜）么？
尽管对那个地方一点不熟悉，也准备摸黑出去找，有老师拦住我：你晓得她在哪？往哪找去？幸而不一阵家长又来电话，说孩子当夜自己回家了。
此后我就去家访，只能晚饭后抽时间去，从土桥到李家沱毛纺厂宿舍，得走半个多小时。小王结婚搬走了，我和同屋的龙老师相约晚饭后一起去家访，在李家沱转盘分手，去各自的学生家里。
毛纺厂的家长们下班了，很高兴看见老师，跟我聊孩子。
那时毛纺厂是李家沱待遇最好的企业，有宿舍，尤其女孩子穿得好，职工们能买到边角的纯毛衣料。但我看到大多数职工房子还是比较挤，一般有十多平米的屋子，住两代人。
何伟家房间很整齐，有桌椅可坐，床是双层的，爸爸妈妈睡下铺，孩子睡上铺。何伟姐姐睡哪？我没问。李建新家的小客厅和卧室是分开的，两只木沙发椅中间有茶几，李妈妈是工厂党委委员。罗胜利是班长，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孩，她的父母都是老工人，特别热爱新社会，听组织的话，也这样教育孩子。文娱委员廖鸣，聪明伶俐能歌善舞，有一点骄傲。学习委员徐思锄，安静漂亮，学习好。
家访结束后，我跟龙老师如约在分手的地方碰头。她说，有家长问：“老师你有加班费没得？”我俩站在区政府外面大笑，壮着胆在空荡荡的公路上往学校走。
暮色四合，没有星月，花溪河上雾气升腾，远近的山和树都黑影模糊，寂静无声，站在石桥上，往前看——夜色茫茫的大海上竟有一艘正在航行的大船，楼上楼下，一排排灯光闪亮——那是我们的群力楼！
群力楼吃饭时很热闹，老师们都端着饭碗在走道上边吃边说，话题都是学生，当班主任的说，“差得很哪”，“气死人”，那恨铁不成钢的口气，仿佛那些“气死人”的都是亲生的孩子。
科任老师跟班主任反映情况不会这样动情，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比较公事公办。
我们班的纪律不是很好，其他班只要班主任在场，就静静的，我的学生不怕我，大嗓门的彭老师常来帮我镇场子。
一天，有学生焦急地来喊我，说罗胜利生病了，我赶到二工人医院，看到罗胜利的担架在医院走道地上放着。她患肾脏病，说是几天都不排尿，已经尿中毒了，医院也住不进去。她爸妈和同学们急得要命，谁也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尿中毒！
医疗资源太差，运动中一些医生还不能正常工作。几天后，14岁的罗胜利去世。
体育委员李建新
在江边趸船上等过江轮渡，一个陌生男人熟络地走过来，紧挨着我坐下，眼睛直直地看我。
我们的体育委员李建新长得壮实，人很仗义，在班里有威信，学习不大稳定，也还过得去。风传李建新在外参与打架，他在我面前完全否认。他对老师很有礼貌，似乎他不是怕我批评，而是怕吓着我，像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要保护女人的样子，我却有隐隐的不安。
在他们进入初三时，我结婚了，不久，因为妊娠反应过大，血糖值低得吓人，请假休息了一个多月。我住在在沙坪坝的姨妈家里，一个周日，有两个男生居然代表同学们乘车乘船的来看我，说他们不喜欢代课老师——原来这帮很难管的学生还是认可我喜欢我的！
然而，我回学校去上课时，班里已经没有体育委员李建新了！
事情发生在我请假的日子里。
一天，语文课刚下课，教室门打开，代课老师还没离开，就冲进来几个拿着棍子的人，对着李建新开打。
李建新重伤住院，再也没有来过学校。
事情的起因是什么？没人清楚地告诉我。这个班的学生从小学就是同学，是邻居，是发小。他们相互称呼多不连名带姓，沿用自小家长间对他们的昵称。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我很难弄清楚他们的故事。后来才听说，毛纺厂的一个女生被外面的人骚扰，侠义肝胆的李建新挺身而出教训了人家，那人就约了几个人来报复。
那些打他的人都不是我们学校的，但事情发生在学校的教室里，家长没有来找学校负责，而学校把人送医院后，似乎无心追究凶手。没有110，没有报警，没有公安调查。在一个文化教育机构里，大白天出了凶案，社会竟然能熟视无睹！那是怎样一个治安无保障的乱世？
那时一个中学都只有一两部电话，还没有见过电视机，一般也不听收音机，或听也是很隐秘的事——怕人说“收听敌台”呀！不论国际国内，大家都在信息茧房里。家长老师或者都认为，中学生嘛，几个男生不打架呀，这算啥？
一年以后的一个周末，我在李家沱江边趸船上等过江轮渡。一个陌生男人熟络地走过来，紧挨着我坐下，眼睛直直地看我。我好害怕，不敢说话，仔细看了，才认出来，是李建新！他胖得变了形，脑袋更大了。
他伤心地说：“赵老师，你不认得我了？我认得你呀！”又拿过我手上的书说，“你看嘛，我还认得字。”
这是李建新，他的声音没有变，但他还是我原来那个学生李建新么？
我问他：“你要去哪儿？你不回家么？”
“我不能回家，他们都要害我！”
“不会的，你妈妈和妹妹都那么好！你不回家，妈妈要着急的。”
“他们要害我，给我吃的饭里有虫子，我看到的。”
他越说我越害怕。这是癔病呀！
他妈妈真的很爱他，跟我说过，建新学习不算顶好，却是个实在的好孩子，她是为他自豪的。
我特意再到他家去了，见到李妈妈时，她竟然对我说：“没法了，放弃了，他要怎样就怎样吧！”
后来我才知道，李建新发病时很暴力，在家打人，破坏家具，见什么砸什么，谁拦他打谁。
哀莫大于心死，不知道这位母亲经历了些什么样的煎熬！
不久，听说李建新死了。
天哪！如果我不请假，如果我能早点耐心地跟他谈谈，如果我脑子复杂一点，成熟一点，厉害一点，或许他能告诉我实情，有可能避开那一场暴力！
好多年里，这个念头在我心里都不能排解。
我从小在机关宿舍里长大，小学到高中都住校，社会知识先天不足，不能想像工厂区的学生在校外都干些什么，不知道那个时段的青少年处在怎样的危险里，会产生怎样的校园暴力！
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看到大院子弟拉帮结派，强逞能，“拍婆子”，打群架，以为是豪情，很喜剧。我非常反感。那个电影的故事背景，就是我在九中做初中老师的岁月，电影里，学校和老师都缺位。
李建新这班学生生于1958年，刚上小学便遭遇“十年“运动，正是“小闯将”一代，“革命造反”之后， “红卫兵”下乡了，“红小兵”和“小闯将”在斗争中长大了，暴力，而不是文明，不是礼义廉耻成为他们的早期教育。在他们的青春期，所有的样板戏和能放映的几部电影里都没有爱情。语文老师对有关作品的讲解总是躲躲闪闪。更没有人给孩子们明白地讲性的知识，讲爱的美好和爱的艺术。而青春，总有无尽的能量要释放呵。
现在总倡导“野蛮生长“，在反文明时段里野蛮生长的孩子，曾有过多少教师和家长无力制止的失误与悲剧？
什么叫文革？不是1966年从北京开始的批斗老师和领导才叫文革，不是1967年严重的武斗、杀人放火才叫文革，在我1969年下乡后的三年间，城乡都有文革，我回城市也还是文革。十年哪，损毁的不只是文物古迹，被批斗否定的不光是学术权威，整个社会文明坍塌，毁了多少健康的孩子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