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26日
整版全文转录（聚焦高考30年·回顾篇）
版面文章共4篇，附带【恢复高考大事记】
第一篇：拨乱反正以科教为突破口
作者：四川省招办原主任 王锡宇
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场大的灾难，动乱之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就独具慧眼，以科学教育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紧抓不放。《高考文献集》首篇，1977年5月12日小平同志《同方毅、李昌的谈话》，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讲：“抓科研就要抓教育”。历史证明，这是国家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是十分正确的。直到今天党中央一直把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基石，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当教育部第一次在太原召开全国招生会（6月29日至7月15日），提出继续采取前几年“推荐”办法后不到十天，即7月23日小平同志恢复职务后，在与长沙工学院负责人谈话中，就十分明确地讲：“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他还以身示范地讲：“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表明了小平同志要恢复高考，不搞“推荐”，维护教育公平、招生公正选才的鲜明态度。
在“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阴霾不散之下，人们心有余悸，恢复高考，困难重重。小平同志实事求是，采取了以下三步走的方法。
首先，采取谈话方式。7月29日在与方毅、刘西尧同志谈话时，提出“三个问题”来考虑：“一是，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劳动两年才上大学的做法；二是，要坚持考试制度，对此要有鲜明态度；三是，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他指出：“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第二，采取退一步的办法。时隔三天之后的8月1日，他又同方毅、刘西尧谈话：“同意今年（1977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小平讲：“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者当研究生。”
四是构想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包括考试制度和考核制度。小平同志讲：“今年作准备，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他说：“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他也预见到，“小改是可能的”，但要“逐步做到统一”。
五是招生改革的时间问题。小平同志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怎么改？小平同志提出了可行的措施，他讲：“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他特别指出，“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他还说：“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不要耽误。”足见，小平同志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对待这场改革的。
六是招生办法。有人建议为“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从这里看出，小平同志对民情真是了如指掌，点到民众心坎上了。最后确定为自愿报名，地市初选，统一考试，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他还讲：“选拔研究生也要考试。大学招生不管是从哪条路来的，都要确保质量。”
以上六点，联系到已经全文发表的小平同志《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讲到的“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等六个问题的意见，表明这次座谈会十分成功，为决策恢复高考制作了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也为正在召开的“马拉松”式的全招会统一认识，改好文稿，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8月13日，教育部再次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历时44天，争论非常激烈。会议一开始，不少人仍然坚持沿用过去“群众推荐”的招生模式。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谈话，不断扭转大家的思想认识。
会议最终采纳邓小平的意见，取消群众推荐，实行自愿报名、地市初选、统一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
恢复高考，不单单是招生制度的改变。它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一举打破“两个估计”的思想枷锁，重新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
科教领域的破冰，带动全国各行业的思想解放。邓小平以科教为突破口，推动知识分子政策平反，恢复科研秩序，向外派遣留学生，为改革开放储备了一代人才。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思想准备。
【恢复高考大事记】（版面侧边栏）
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
1970年：高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2年：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管科教。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拍板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发布恢复高考消息。
1977年11月—12月：全国570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
1978年春：77级新生正式入学。
1978年夏季：又举行全国高考。
第二篇：小平同志亲自修改政审标准
作者：中国教育报刊社社长 赵书生
对高考考生进行的“政审”通常被称为“政治审查”，是政治素质的检验。从1962年起，高校招生政审标准就分为四类：第一类可录取，第二类一般可录取，第三类有条件录取，第四类不予录取。到1977年，政审标准文本已经变得十分严苛，很多出身、亲属历史问题的青年，即便成绩优异，也会被挡在大学门外。
在1977年招生会议上，政审标准是争论焦点。过去多年，“出身论”、“唯成分论”牢牢卡住很多青年求学之路。很多人建议，继续沿用旧政审条文。邓小平仔细审阅了这份政审文件，大刀阔斧进行修改。
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不再把家庭出身、亲属历史问题作为硬性否决条件。只要本人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成绩合格，就可以录取。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个改动意义重大。无数下乡青年、家庭受牵连的青年，由此获得平等报考机会。不再因为父辈的问题，剥夺年轻人读书成才的权利。
邓小平修改政审标准，和恢复高考配套，一同打碎“唯出身论”。不只是招生政策的调整，更是思想层面的拨乱反正：评价一个人，看本人，不看家世；看能力，不看标签。
当年，有大量家庭成分不好、父母受冲击的青年，凭借这次修改后的政审政策，顺利参加考试、走进大学校园。这一政策，极大释放了积压十多年的人才潜力。
第三篇：高瞻远瞩，重新开启高考大门
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在持续争论之中，小平同志时刻关注会议进展。8月座谈会之后，教育部把会议的讨论情况不断汇报上去。
1977年，积压了10届的青年，分布在农村、工厂、矿山、军营。上千万青年渴望读书，但是旧的推荐招生办法，名额少、暗箱多，很难公平选拔人才。
邓小平看准，恢复高考，不只是为大学招学生，更是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用考试选才，告诉全社会：知识有用，读书有用。
1977年10月，中央正式决定，当年冬季举行高考。短短两个月时间，各省紧急筹备命题、印刷试卷、组织考场。570万考生，从全国各地奔赴考场，有工人、农民、知青、士兵，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不少人已经成家生子。
1978年春天，77级大学生走进校园。这一代人，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批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高考大门的重新开启，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它唤醒整个民族尊重知识、渴求学习的风气，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储备了一代栋梁。
第四篇：全面领会理论科学对待考试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高考制度历经探索，有经验，也有教训。文革取消高考，用推荐制，弊端充分暴露。
考试，本身只是一种人才评价工具。考试不是万能，但是在大范围选拔人才上，是相对公平可行的办法。小平同志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回到旧模式，而是科学看待考试，理性运用考试制度。
既要看到考试可以甄别知识水平，保证招生公平；同时也明白，考试有局限性，不能仅凭一张考卷完全衡量一个人的全部素养。
当年设计新高考制度的时候，就兼顾考试成绩、本人政治表现，不再唯成分，也不唯分数极端化。
三十年后回望，1977年恢复高考，带给我们的启示：任何人才选拔制度，都要兼顾公平与科学。既要依靠制度保障机会均等，又要不断完善评价方式，理性看待考试的长处与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