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赫希曼重读高考｜深度评论｜约六千字
本文依据阿尔伯特·赫希曼《退出、抗议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1970；繁中版《叛離、抗議與忠誠》，商周出版）写成。
考场里有一条很少被说出口的规则：不许提前离场。
对绝大多数考生来说，这条规则根本不值得注意，反正也走不掉。但它其实精确描述了中国高考作为一个组织的运作方式。赫希曼在 1970 年出版的那本一百多页的小书里，提出过一个解释框架，用来看这类组织怎么自我修正。把它搬到高考上，能解释一些不太好听的事实。
一、一条铁路和一个考场
1970 年，尼日利亚的铁路系统在卡车运输兴起之后，服务质量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糟了。赫希曼在书里引述的场景很具体：花生产地在北部，距拉各斯港和哈科特港约八百英里，铁路本该是唯一合理的运输方式，卡车抢不走。可结果是铁路连这条最不该丢的货运都开始大量流失。
教科书式的解释是竞争带来改进。赫希曼说不是这样，他在书里给出了三重原因。
第一重是财政。国营铁路亏了钱总能轻易从财政部门补上，管理层因此对顾客流失不太上心。第二重是赫希曼的原话：管理层的抱怨从来不是来自会走的人，而是来自那些走不掉、只能发怒的人。赫希曼自己点明了一句关键的话——铁路自恃垄断了长途运输，所以并不真的怕你走。
第三重最隐蔽，也最致命。他写道：
「只要最激激动和潜在声量最大的顾客率先放弃铁路转往卡车，抗议就难以发挥作用。」
翻译过来：竞争来了，最有意见的那批人先走了。留下来的是不抱期待的人，他们不发声。组织于是既听不见批评，也感觉不到压力。
赫希曼不是凭空提出这个框架的。别人质疑他「故事背后必定藏有许多看不见的预设」，他去尼日利亚实地追了一整年。这本书是那段调查的副产品，也是他唯一一本畅销书。
全书最后凝成三个日常得不能再日常的词：退出（Exit），用脚投票，换个买主；发声（Voice），留下来，把不满说出去；忠诚（Loyalty），那个让人延迟退出、认真发声的东西。他要做的，是让经济学里看得见的"退出"和政治学里看得见的"发声"重新对上话。
把三个词摆到高考前面，会出现一个不太舒服的画面。发声的成本被抬到极高，退出被压缩到极窄，忠诚则被年复一年地批量生产。
二、菜单上剩下的两扇窄门
赫希曼这套模型有个前提：成员手里得握着某种选择权。不满意可以走，也可以喊。正因为走是真的可能，喊才有谈判的分量。他反复讲的是那些「有退出可能性、但退出并不不容易」的组织——退出的威胁，就是发声的筹码。
他还有一句更狠的，被他称作全书的中心论点：
「叛离需要当机立断的决定，而抗议在本质上则是一门艺术，不断往新方向演进。因此，一旦有了叛离选项，往往会使抗议这门艺术的发展萎缩。」
这句话的顺序很重要。不是先有发声、再让它起作用，而是要先有真实的退出，发声才会被逼出来。退出是因，发声是果。
现在对着高考的菜单看。
发声那一栏基本是空的。考生可以对命题难度、录取规则有意见，但十八岁的人（以及他的父母）几乎不存在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去影响这个制度本身。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在这一年划定的规则内把分数拉到最高。
也别把责任推给「高考特别压制批评」。赫希曼的机制更冷一些：抗议是有成本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以及你对自己能否改变局面的判断。他写道：
「抗议比叛离耗费更多成本，而且有赖于顾客或成员改变……所能带来的影响力与议价能力。随着消费者可以购买的产品及服务增加，也就越来越无法承担抗议的成本。」
高考恰恰是那种「可购买的选择极少」的系统。留学是一条，但它由货币门槛决定，只对一部分家庭敞开，而且退出得越早成本越高。弃考是另一条，机会成本同样惊人，实际选它的人极少。至于异地高考和回户籍地参加，说的还是同一场考试，只是换了入口。
赫希曼还有一个关于集体行动的条件，简单到近乎粗暴：
「买家少比买家多更容易产生集体行动，而且每一个买家可能攸关重大。」
高考的买家是三千万个考生。等于零个买家。
需要说清楚的是，退出并不是不存在。教育部口径下，近五年全国高考弃考率稳定在 10% 左右，2013 年弃考、弃志愿、弃报到三项合计接近 200 万人。规模不小。
但赫希曼更在意另一件事。他写过：「尽管已经叛离，但他仍然是公共财的消费者，至少他无法摆脱公共财的外部效应。」高考教育就是典型的公共品：你把孩子送出去了，他仍要在这个社会里升学，仍受这个系统总体质量的影响。散落各地的中国家长群里长年不衰的教育讨论，就是这种退出了的发声。人走了，关注还在，只是发声从此没有了制度地址。
更有意思的是退出的方向。留学人数从 2000 年的 3.9 万涨到 2019 年峰值 70.35 万，2025 年度为 57.06 万。另一条更便宜的路是香港 DSE 和华侨生联考：华侨生联考资格审核通过人数从 2021 年的 4484 人涨到 2026 年的约 1.25 万人；香港 DSE 2026 年总报考 58576 人，创历年新高，其中自修生 12186 人，比上一年多了约两千人，媒体直言自修生激增的主要原因就是内地学生避开高考竞争。
出口在降级，没有退场。
制度也确实在反制。2026 年华侨生联考预报名 13086 人，583 人被刷掉；居留时长被切成硬约束，持长期居留权须连续居留两个自然年、两年内累计不少于 540 天。DSE 这边，2027 年起港籍生须在港就读满一年才能按本地生待遇报港校，2028 年起满两年。规则硬化的同时，2026 年还制造了一波抢在窗口关闭前进场的「末班车效应」。
赫希曼在第九章说过，改进路径不只是降低发声成本，也包括「提高叛离的成本，甚至减少叛离的机会」。这两件事正在同时发生。
三、弗里德曼的「直接」与赫希曼的「烦人」
书里有一场交锋，几乎是为这个话题预写的。
弗里德曼鼓吹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教育，理由是：家长给孩子转学，比任何方式都更能「直接」表达对学校的不满。相比之下，想影响学校只能「透过烦人的政治渠道」。
赫希曼盯住的正是「烦人的政治渠道」这几个字。他写道：
「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大概会天真地认为，表达不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说出来。」
那套「烦人的政治渠道」恰恰是政治本身，也是民主过程。把它当成低效的替代方案扔掉，等于把政治从经济学的地平线上删除。
放进高考的语境，这场交锋会翻出一个平时不太被注意的维度。我们习惯用择校、学区房、国际学校来讨论教育不满，本质上都是弗里德曼式的方案：让退出更容易。赫希曼提醒的却是另一面——每一次退出渠道的扩张，都在悄悄抽走发声的压力。
当不满意的人可以买学区房、可以办移民、可以转轨国际课程时，剩下的人的声音就成了这个系统听到的全部反馈。而退出的那批人，恰恰是最有资源、最有表达能力的。
四、最先走的是最挑剔的人
赫希曼在第四章写下一个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观察。品质开始下滑时，最先退出的不是最挑剔的消费者，而恰恰是最在意品质的那批人。他的表述是一个可以直接当题眼用的经济学命题：
「对价格上涨不太敏感的消费者，往往很可能对品质的下降高度敏感。」
道理不复杂。品质恶化前，这类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最高——他愿意为原本的品質付双倍的价钱。一旦品质下滑，有了其他替代品，哪怕贵一点，他也会马上走。留下的，是对品质无所谓的人。
原书把这一点画成了一张图，附录 C 叫「逆转现象」：同时存在 P、P'、P'' 三种价格档位的替代品，且 P' 与 P'' 分列 P 的两侧时，退出顺序会发生完全颠倒。
把这个机制平移到教育，画面并不抽象。过去二十年里，教育赛道上的质量敏感者一直在分层退出：转向国际学校，转向海外本科，转向低龄留学。每讨论一轮，措辞都惊人地一致——「用脚投票」。
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每一次「用脚投票」被当作个人理性庆祝时，系统层面的发声都在净流失。那些本来在家长会、在舆论场、在政策讨论里最有分量的人安静地离开了。留下的经验样本越来越不能代表全貌，系统收到的「满意度数据」因此越来越好看，也越来越失真。
赫希曼把退出者的流失称作组织「失去纠正错误的最佳助手」。
而对照中国的数据，会发现退出是一个漂亮的双向分布。质量敏感者向上退出，买更贵的替代品（留学、DSE、华侨生联考）；价格敏感者向下退出，农村孩子直接就业，买更便宜的替代品。中间的大多数留下。
赫希曼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太舒服的问题：这种退出，对退出者自己真的是胜利吗？
他的模型里，忠诚者的退出点是「痛苦地决定」，是千方百计改变不了现状之后的选择。而退出之后的人往往发现，自己没法真正停止关心。
五、复读不是抗议，考公不是忠诚
菜单上剩下的两个选项，需要更仔细地辨认。
复读经常被误认为是抗议。「再考一次」听上去像是用行动表达不满，但用赫希曼的尺度一量就能看出问题。他给抗议下过一个很紧的定义：
「抗议的定义是设法去改变，而不是逃离事情令人厌恶的状态。」
复读表达的是彻底的顺从。不质疑规则，只在规则内再买一次入场券。复读者不是在要求系统改变，是在要求自己更适配系统。它是忠诚的续费。
考研和考公是同一根链条上的下一次续费。在一个出口稀缺的评价体系里，每往后走一步，沉没成本就厚一层，退出的心理门槛就高一寸。
赫希曼有个精妙的说法：忠诚像一道保护性关税，把人拦在组织内，理由是给组织一个恢复的机会。他用了一个更生动的类比——离婚手续之所以如此复杂、费时、耗钱又消磨精神，主要原因也在于此。问题是，当这道关税可以无限续期（考不上可以再考，进了编可以熬资历），关税保护的究竟是「组织的恢复」，还是「组织的无需恢复」？
书里最让人心头一震的其实是附录 E。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发现，入会的门槛越严苛，成员越热爱这个组织——为加入吃过的苦会被换算成对组织价值的信念，否则付出的代价就成了无法承受的荒谬。
后续实验更直接。阿伦森和米尔斯让一组女生在入会时大声朗读十二个淫秽不堪的词，另一组只需朗读五个无害的词。结果前一组明显更喜欢自己加入的那个小组。格尔拉德和马特森后来用电流痛代替朗读，结论照样成立——痛得越狠，喜欢得越深。
赫希曼给了这个发现一个修正。严苛的入会程序制造的不是铁板一块的忠诚，而是两极：一部分人变成最狂热的辩护者，另一部分人变成最积极的改革者甚至出走者。更微妙的是他指出，高门槛不会让你更顺从，它只会让你更晚开口。入会成本越高，抗议来得越迟，但真来了反而更猛烈。
高考是人类社会里最严苛的入会仪式之一。三年近乎封闭的训练，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一个精确到分数段的排名，完成对数千万年轻人的入会考验。
这个仪式生产的东西极其稳定。多年以后，当年的考生成了家长，会不假思索地把孩子送进同一条流水线，并且真诚地相信这条流水线是公平的、值得的。
对系统最坚定拥护的，常常正是被系统磨得最狠的人。不是因为系统善待了他们，而是因为否认系统等于否认自己吃过的苦。
六、喊出威胁的那段距离
现在可以正面回答开头的问题了：一个几乎不存在退出的系统，靠什么纠错？
赫希曼的答案藏在他对忠诚者行为的形式化模型里。忠诚者的心理轨迹有三个关键节点：XAL，从「可以接受」到「开始胃痛」；TX，把退出作为威胁喊出来；XWL，真的离开。
他特别强调，中间那段「喊出退出威胁」的距离，往往是有效抗议的总和。组织的领导层之所以认真对待批评，正是因为他们知道，喊话的人手里握着一张真的会兑现的车票。这个模型里还有一个反直觉的细节：抗议效率跟 TX 到 XWL 这一小段距离的关系，可能比跟整段忠诚区间的关系还要紧密。
所以「应该要有退出的可能性，但也不应该让它太容易或太具吸引力」这句话，几乎是赫希曼为一切制度开的处方。
用这个尺度反观高考，结论是双重的。
一方面，退出并非全无可能。留学、转轨、国际课程的存在，意味着系统上层始终悬着一个真实的退出选项。按赫希曼的逻辑这本该是好事，它构成潜在威胁，逼系统保持敏感。但威胁要有效得满足两个条件：退出者必须是系统在乎的人，且威胁必须喊出来。现实是退出者往往安静地离开，退出得体面而无声。系统也不需要挽留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因为门口永远排着下一个考生。
对一个需求远大于供给的评价体系来说，个体退出毫无威慑力。市场里顾客流失是灾难，高考里考生流失只是分母上的一个小数点。
另一方面也是更要害的。当发声渠道稀缺、退出者沉默、留下者因认知失调而倾向于辩护时，这个系统接收到的批评信号趋近于零。
赫希曼对衰退有一个近乎悲观的预设：衰退是永恒的力量，每分每秒都在生成；系统不靠不变完美来维持，只靠持续的反制力量来维持。那么一个反制力量被结构性削弱的系统，衰退并非不会发生，只是会以更安静的方式发生。命题越来越套路化，学习越来越应试化，教育的目的和手段在无声中彻底易位。
没有人宣布这些是衰退，因为没有人还站在能定义衰退的位置上。
七、别把三栏都填死
得先说明一件事：这不是一篇控诉。赫希曼从来不是激进派的盟友，他对退出的警惕不亚于对忠诚的警惕。他明确说过，一个离婚手续办得过分便捷的社会，失去的不只是婚姻。他真正反对的，是任何一栏被彻底填死。
从这个角度看，高考的问题不是太公平或太不公平，而是它的回应菜单被裁掉了两栏。改进方向因此可以推出来，而且出人意料地温和。
不是推倒考试，而是让发声变得可能、让退出变得喊得出口。让考生和家长对命题与录取的批评有制度化的回应渠道，而不是只存在于每年六月的网络情绪。让用脚投票的选项以更低的门槛存在——目的不是让更多人离开，而是让离开的威胁重新变成一种可以被听见的语言。
但处方还有另一半。赫希曼说过，独占状态下的抗议才有效，而一个什么都不做的组织同样有效。他也承认自己开不出一个可靠的「最佳组合」，退出和抗议怎么搭配没有标准答案，只能不断试错。
他一生不喜欢普遍法则，只想一点一滴地理解现实。这本小书最持久的馈赠不是三个概念，而是一个视角：评价任何制度，不要只看它奖励什么，要看它允许什么。
考场里那条不许提前离场的规则，说到底只回答了半件事。它管住了走，没管住喊。
主要引文据《叛離、抗議與忠誠》（阿爾伯特·赫緒曼著，李宗義、許雅淑譯，商周出版）中译并转为简体。参考章节：第一章（弗里德曼与「经济学家的偏见」）、第二章（叛离如何运作）、第三章（发声的代价）、第四章（质量敏感者的退出）、第五章（竞争可能弊大于利）、第七章（忠诚理论及 XAL/TX/XWL 模型）、第九章（政策的双管齐下）、附录 C–E（逆转现象、无异曲线分析、严苛入会条件的实验设计）。
数据来源：教育部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公开数据（2026 年 4 月发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华侨港澳台学生联考资格审核公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DSE 报考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