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也是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的核心观点之一。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指出，艺术的手法就是“将事物陌生化”的手法，通过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使人重新获得对事物的感觉。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容易受到习惯和惯性的支配，人们面对反复出现的事物往往会形成“自动化”的认识方式，虽然能够迅速辨认事物，却不再真正感受事物。而文学则通过对语言和形式的特殊处理，打破这种自动化，使原本熟悉的事物重新变得陌生，从而恢复人的感受能力。因此，“陌生化”并不是单纯追求语言奇特，而是文学通过形式变形重新激活感知的重要方式。
首先，“陌生化”表现为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日常语言主要承担信息传递的功能，强调准确、明确和高效；文学语言则往往有意突破日常表达的习惯，通过比喻、拟人、夸张、通感、反讽等方式，使语言发生变形。例如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中有“快乐有时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一句。“快乐”本来是抽象的心理感受，却被转化为“辣”的味觉体验，而“辣”又进一步被比作“一记耳光”，使听觉、心理感觉、味觉和身体感觉发生转换。读者不能按照日常语言的逻辑直接理解，而需要经过感觉之间的转换才能把握其意味，这种语言的偏离正构成了陌生化效果。
其次，“陌生化”不仅可以改变语言，还可以改变人对事物的感知方式。文学常常将我们熟悉的事物置于陌生的视角之下，使其摆脱日常生活中的惯常意义。例如乔治·奥威尔《1984》中描写糖时，并没有直接说“糖”，而是描写它“沉甸甸”“沙子一样”“摸起来很松软”的质感。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而言，糖是极为普通的东西，但在小说的极权社会中，糖却成为稀缺物品。作品通过人物陌生化的感知方式，使读者重新注意到糖的质感与珍贵，从而把一个日常生活中已经被自动化感知的对象重新呈现出来。
再次，“陌生化”还意味着文学通过延长感受过程，使人重新经历事物，而不是仅仅认识事物。什克洛夫斯基特别强调艺术不是让人迅速认识“是什么”，而是让人重新体验“它是什么感觉”。托尔斯泰《可耻》中对于鞭刑的描写就是典型例子。通常人们只需要使用“鞭刑”这一抽象概念就可以迅速理解其含义，但托尔斯泰却反复描写受刑者被脱光、推倒、鞭打等具体场景，并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采用如此野蛮的方式使人痛苦。抽象的“鞭刑”因此重新变成了具体的身体经验，使读者摆脱习惯化的认识，以近乎第一次看到这种刑罚的方式重新感受它的残酷。
最后，“陌生化”还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陌生并不是语言本身固有的属性，而是相对于特定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文化规范而言的。同一种表达方式在最初出现时可能具有强烈的新鲜感，但经过反复传播之后，也可能成为固定模式，重新进入“自动化”状态。因此，陌生化不是一种可以永久使用的固定技巧，而是一种不断发生变化的审美关系。文学创作需要不断突破已经形成的表达惯性，以新的形式重新唤醒读者的感觉。
因此，“陌生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单纯制造语言上的奇特和晦涩，而在于打破日常经验的自动化状态，使熟悉的事物重新成为感知的对象，使读者从“知道”重新回到“感觉”。它既是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学重新发现世界、恢复人的感受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有人认为，文学语言的艺术性就在于对日常语言的偏离与变形。请结合具体作品，论述文学语言的“反常化”及其审美意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文学语言并不等同于日常生活语言。日常语言主要承担信息交流和现实指称的功能，要求表达准确、清晰和有效；文学语言则常常突破日常语言的使用规范，通过变形、偏离、重组等方式使语言产生“反常化”效果。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揭示了这一特点：文学语言并不是简单地把现实说得更加准确，而是通过对语言常规的突破，使习以为常的事物重新进入人的感知。因此，所谓文学语言的“反常化”，本质上是以语言形式的偏离打破感知和表达的自动化。
首先，文学语言的反常化表现为语言组合方式对日常表达习惯的突破。文学作品经常将通常不会发生联系的词语、感觉和对象组合在一起，使语言产生新的意义。例如“快乐有时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将本来抽象的“快乐”与味觉上的“辣”联系起来，又将“辣”与身体受到打击的“耳光”联系起来。这里实际上形成了多重感觉之间的转换。按照日常语言的逻辑，“快乐”不可能是“辣”的，但文学语言恰恰通过这种“不可能”的组合，使抽象的情绪获得了具体的感官形态，从而使读者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一种强烈、刺激甚至带有疼痛感的快乐。
其次，反常化能够重新组织人对熟悉事物的感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由于长期反复出现，容易进入自动化状态，人们往往只知道它“是什么”，却不再真正注意它“呈现为什么样子”。文学通过改变叙述视角，使熟悉的事物重新变得陌生。例如奥威尔《1984》对糖的描写，没有直接采用“糖”这一概念，而是通过“沉甸甸”“沙子一样”“松软”等触觉和视觉经验加以呈现。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糖十分常见，但作品人物却把它当作一种难得的奢侈品。作品通过陌生化的感知方式，使读者重新发现一个原本熟悉的生活对象，从而产生特殊的审美感受。
再次，文学语言的反常化还能够突破抽象概念，使语言转化为具体的感性经验。托尔斯泰《可耻》中对鞭刑的描写就是如此。“鞭刑”本身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抽象词语，如果仅仅使用这个概念，读者很容易迅速理解，却未必能够真正感受到它的残酷。托尔斯泰将这一概念还原为“脱光衣服”“推倒在地”“用树条打”等具体的身体场景，并反复强调受刑者裸露的身体。抽象概念因此被还原成具体感受，读者也由“知道鞭刑”转变为“感受到鞭刑”，文学语言的审美力量由此产生。
文学语言的反常化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一方面，它能够打破日常经验的自动化，使人重新发现世界。文学并不是简单地增加新的知识，而是改变人观看事物的方式，使原本熟悉的对象获得新的感知形式。另一方面，反常化能够增加感受的时间和难度，使读者不能立即获得一个确定答案，而必须调动联想、想象和感觉参与意义生成。文学语言因此不再只是信息传递工具，而成为一种审美经验的创造机制。与此同时，语言的反常化还能够拓展语言自身的表现能力，使不同感觉、不同事物和不同意义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从而创造出日常语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
但是，文学语言的反常化并不意味着越奇怪越好。真正的文学性不在于脱离语言规范本身，而在于这种偏离是否能够形成新的感受和意义。如果反常化仅仅成为一种固定的写作套路，刻意追求晦涩、奇特和“语不惊人”，反而可能重新形成新的语言惯性。因此，文学语言的反常化必须服务于感受和意义的创造。
总而言之，文学语言的“反常化”是文学突破日常语言自动化状态的重要方式。它通过语言偏离、形式变形和感知重组，使熟悉的事物重新获得陌生感，使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经验，并由此拓展语言的表现力和文学的审美空间。
“陌生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审美效果，是因为它改变了主体感知对象的方式，使人与事物之间形成一定的心理距离，从而打破日常生活中的功利关系和自动化感知，使原本被忽视的事物重新成为审美对象。换言之，陌生化并不是文学追求奇特语言的最终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重新激活人的感觉，使人从“认识一个对象”转向“体验一个对象”，从而获得审美经验。
首先，陌生化能够打破日常生活中的感知自动化。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不断提高认识和行动的效率，因此往往会将复杂的事物简化为固定概念。我们看到“树”，通常只需要知道它是一棵树，而不会重新观察树皮、枝叶、光影等具体形态；看到“鞭刑”，也往往只需要理解这个概念，而不会真正想象受刑者身体上的疼痛。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习惯会使感知逐渐自动化，而艺术的作用就是打破这种自动化。因此，文学通过陌生化使事物重新进入人的感知过程。
其次，陌生化能够在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心理距离。瑞士美学家布洛提出“心理距离”理论，认为审美需要主体摆脱对对象的直接功利关系，以相对超脱的方式面对对象。陌生化与这一思想具有内在联系。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往往与人的实际需要联系在一起，人们关注的是“它有什么用”“怎样使用它”，而审美则要求暂时中断这种功利性的关系。陌生化通过改变对象的呈现方式，使人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惯常逻辑，从而获得新的观看位置。
例如奥威尔《1984》中对糖的描写就具有这种作用。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读者来说，糖是非常普通的生活用品，但小说人物却将它视为稀有而珍贵的东西。作品没有简单告诉读者“这是糖”，而是从触觉和视觉角度描写它“沉甸甸”“像沙子”“摸起来很松软”。这种描写改变了读者原本熟悉的感知方式，使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品重新具有了陌生感。读者因此不再把糖仅仅看作一种调味品，而开始重新感受它的质地、形态和价值。
再次，陌生化能够延长审美感受的过程。日常语言追求迅速传递信息，因此理想状态是让接受者迅速明白；文学语言却往往不以迅速理解为最高目标，而是通过比喻、象征、通感、反讽等方式增加理解的层次。例如“快乐有时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读者无法直接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而需要经历从心理感觉到味觉，再从味觉到身体感觉的转换。理解的过程被延长，感受也因此被强化。什克洛夫斯基所谓“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正是指这种审美机制。
再次，陌生化能够使文学重新发现现实。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把现实生活复制一遍，而是通过形式转换，使我们以新的眼光重新观看现实。托尔斯泰对鞭刑的描写便具有这种力量。当“鞭刑”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时，人们很容易在习惯中忽略它的残酷；而当托尔斯泰将它具体呈现为脱衣、裸露、推倒、鞭打等身体场景时，读者才重新意识到这一制度行为的野蛮性。陌生化因此不仅产生形式上的美感，还可能产生伦理上的震撼，使人重新思考已经习以为常的现实。
最后，需要看到陌生化本身并不自动等于美感。陌生感是相对于特定读者的经验而言的，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一种表达方式最初可能非常新鲜，但经过大量模仿和传播后，就可能成为新的套路。詹姆逊对形式主义的批评正提醒我们，任何“新”的文学手法都有可能随着历史发展而变旧。因此，文学审美不能简单建立在追求新奇的形式技巧之上，而应该不断根据新的生活经验、文化语境和读者经验创造新的感知方式。
因此，陌生化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打破自动化—形成心理距离—延长感受—重新发现现实”的关系。陌生化的价值并不只是让语言“看起来不同”，而是让人以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方式重新感受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陌生化成为文学艺术激活感知、创造审美经验的重要机制。
“语不惊人死不休”强调文学语言需要创新，需要突破陈旧的表达方式；而对刻意求新的警惕，则指出文学不能把语言新奇本身当作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共同指向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学为什么需要陌生化，以及陌生化应当以什么为限度。结合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来看，文学确实需要不断突破语言和感知的自动化，但真正有价值的陌生化并不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奇特，而是通过形式创新重新激活人的感受，并形成新的审美和思想经验。
首先，文学需要陌生化，因为习惯会使人的感知逐渐自动化。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强调准确和高效，人们往往借助固定的概念和表达迅速理解现实。文学如果完全重复这种语言方式，就容易失去自身的审美特征。因此，文学需要通过语言变形、叙述视角转换、意象重组等方式，使熟悉的事物重新进入人的感知。例如“快乐有时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将抽象的“快乐”与“辣”以及“耳光”联系起来，使不同感官之间发生转换。这样的语言并非为了故意制造难度，而是使抽象的情绪获得具体、强烈的感官形式。
其次，文学创新能够改变人观看现实的方式。陌生化的意义不仅在语言层面，还在于它能够重新呈现那些已经被习惯遮蔽的现实。托尔斯泰在《可耻》中描写鞭刑时，没有满足于使用“鞭刑”这一抽象概念，而是将脱衣、推倒、鞭打等具体过程呈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读者原本习惯性的认识被打破，制度性的“鞭刑”重新变成了具体的身体疼痛和伦理问题。可见，真正的文学创新并不是让语言显得奇怪，而是让读者重新发现现实。
但是，文学创新并不等于形式上的不断求新。如果作家把陌生化理解为一种可以反复复制的技术，就容易使陌生化本身重新自动化。一个时代的新颖表达经过不断模仿、传播之后，会逐渐成为固定套路。比如某种独特的句式、意象或叙事方式在最初出现时可能令人耳目一新，但当它被大量复制后，就不再具有真正的陌生感。因此，“新”本身并不是文学价值的充分条件，真正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是否产生了新的感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创新必须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并不是内容的简单包装，也不是可以脱离意义而独立存在的技巧。优秀的文学形式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理解和感受内容的方式。例如鲁迅《狂人日记》采用日记形式和“狂人”的异常视角，使传统伦理秩序在一个看似“不正常”的人的眼中呈现为“吃人”的世界。这里的形式创新并非为了追求奇特，而是借助叙述视角的陌生化，使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伦理重新暴露出其内部的问题。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突然变成甲虫的设定，同样不是单纯的奇异想象，而是通过极端的形式变形，将现代人的异化处境具体化、可感化。由此可见，形式陌生化只有与作家对现实的独特理解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产生文学价值。
同时，文学创新还具有历史性。什克洛夫斯基强调文学不断通过新的形式克服感知自动化，但这也意味着任何一种创新形式都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新鲜感。詹姆逊对此指出，形式主义关于艺术不断革新的观点本身就包含一个矛盾：新的艺术手法最终也会变旧。因此，文学创新不是一次性地找到某种“永恒新奇”的技巧，而是作家面对不断变化的生活经验和审美规范，持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因此，对“语不惊人死不休”应当作辩证理解。文学确实需要创新，需要突破语言惯性，需要通过陌生化使读者重新感受世界；但这种创新不能以“惊人”为唯一标准，更不能把陌生化变成可以机械复制的形式技巧。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创新，应当以新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感受为基础，使形式的变化与思想、情感、经验的变化相互结合。只有当“新形式”真正改变了人的感受方式、打开了新的经验空间时，陌生化才不会沦为形式主义，而会转化为文学不断更新自身、发现现实和创造审美价值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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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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