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人性论。
北京大学(2022)中国哲学史
先秦人性论围绕人性善恶、先天禀赋与后天教化展开多元辩难,各家依托自身天道观与政治主张建立理论,形成相互对峙的思想脉络,为汉代性情气化论铺垫核心议题。
孔子最早开启人性讨论,提出性相近习相远,并未直接判定人性先天善恶,只承认所有人原始本性并无巨大分歧,人与人品性差距完全由后天习俗、修习塑造。这一观点确立先秦人性论“先天之性”与“后天之习”二元分析框架,暗含人性具备教化塑造空间的基本立场,却未深入阐释善恶根源,留下理论拓展空间。孟子从道德本心维度提出性善论,区分人之为人的道德本性与动物性情欲,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为人先天内在善根,仁义礼智根植本心,恶行仅来自本心放失,为儒家仁政与内圣修养确立先天依据。荀子针锋相对建构性恶论,将人性定义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欲,顺任情欲必然引发争夺混乱,道德礼义并非先天自有,而是圣人化性起伪、后天人为建构的产物,从社会秩序角度论证礼乐法度的必要性。道家跳出善恶评判框架,主张人性本朴,认为原始素朴之性无善无恶,仁义礼制反而是扭曲本性的外在枷锁;墨家持人性可塑之说,人性本身无固定善恶,人的行为取舍由利害驱动,依靠兼爱教化统一人心,形成区别于儒孟荀的第三条思考路径。整体而言,先秦人性论完成善恶二元对峙与无善无恶两类思路的完整推演,全部讨论均服务于治国教化的现实需求。
两汉人性论融合阴阳气化思想,跳出先秦单一善恶判定,以气禀差异解释人性品级,建立性情二分的系统学说,完成先秦人性论向宋明心性论的过渡。董仲舒提出性三品学说,依托天人感应气化理论,将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先天纯善无需教化,下品之人性情偏恶难以改造,占社会主体的中民之性善恶混杂、可善可恶,是礼乐教化的核心对象,以品级划分人性差异,同时为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人性层面的理论支撑。扬雄提出性善恶混,主张人性内部善恶潜质并存,最终品性走向完全由后天修习决定,调和孟荀善恶对立,成为汉代极具代表性的折中理论。王充立足元气自然论阐释人性,认为人先天所禀元气的清浊厚薄决定品性贤愚,人性差异纯粹源于自然气化禀赋,弱化道德本体意义,以朴素气化视角消解先天道德预设。汉代思想家普遍区分性与情,认定性静为善、情动易偏,情欲由阴阳气化而生,过度流露便会遮蔽本性,性情二分成为两汉心性讨论共识。
先秦与两汉人性论存在清晰的逻辑递进与理论传承。先秦聚焦人性本质的善恶定性,各家各执一端相互辩难,理论思辨偏向纯粹道德哲学;两汉引入阴阳气化宇宙论,以气禀解释人性差别,跳出一元善恶框架,发展出品级论、性情论,更加贴合汉代经学政教需求。二者一脉相承,始终围绕先天本性与后天教化的核心关系展开,先秦奠定善恶、心性、情欲的讨论范畴,两汉补充气化禀赋、性情品级的理论维度,共同搭建起中国古代人性学说的基本框架,为宋明理学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二分体系提供直接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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