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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次高考经历

我的三次高考经历

载《报刊文摘》2026年8月31日(第5266期)第八版<人生>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至基层。那时我在公社中学任民办教师,因高中成绩优异,被同事看好,便报了名。不久通过县级初选,获准参加12月中旬的省级统考。

考场设在我熟悉的高中母校,驻地武警肩扛带刺刀的钢枪,威严伫立。找到考场时,门口的哨兵让我心“砰砰”直跳。两天的考试结束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门课,大多内容已忘,只记得语文作文题是《路》。我写了《小山村的出路》,以村路变迁为由头,提出“要致富,先修路”。后来传闻我语文考得好,我想,这大概得益于上一年教初中语文的经验。

那时成绩是国家机密,不公布、不排名。参加政审体检,是公社文教王干事单独通知的。后来才知这叫“入围”,政审保密,体检却出了“乌龙”。1978年1月初,我调去教初中数学,正忙于区竞赛辅导。体检当天早晨,食堂大妈才告诉我王干事的口信:八点前必须赶到区体检站。我心急如焚,推自行车却发现轮胎瘪了,脚蹬子也只剩光杆。寒冬腊月,我只得一口气跑了八公里,满头大汗冲进体检站。一测血压,高达165/106mmHg。复测更高。医生让我喝水休息后再测,高压竟破了180mmHg。主检医生无奈,最终以偏低的一次数值录入。回校后音讯全无,我认定自己因病被淘汰。

第二次高考在1978年7月,考全国卷,六科加英语(不计入总分)。成绩仍不公开,但“入围”名单张榜了。那时正值“双抢”,白天带学生抢收抢种,后半夜还得“拔早秧”。高考体检结论是“肝肿”和“心律失常”,回程路上,我已心灰意冷。

体检后几日,王干事托女同事捎来《考生志愿表》。我问何用,她白我一眼:“填你想读的大学呗!”我不假思索,填上清华、北大、浙大,其余空白。后来当了教导主任才觉太鲁莽,但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除了懵懂无畏,又能如何?

前两次入围却落榜,我心伤透,决意不再考。1979年上半年,我已调回本部教高一物理。报名截止前,书记问我:“为何不报名?”我坦言怕体检不过关。他沉吟片刻,动情道:“上级考核上线人数,我们都信你考得上。年轻力壮,哪来的病?体检前可先预检,若心慌血压高,提前到我这儿拿颗降压片……”一席话暖彻心扉,我当场报了名。

果然第三次“入围”。我没什么降压药,体检却一切正常。不久,省招办的信函翩然而至,我被录取至一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作为村里恢复高考后第一个大学生,“三考三入围”的经历引来诸多猜测,甚至有乡邻编出“前两次通知书被调包,这次省里专车送达”的段子。我每每摇头:“莫信谣言。”

第三次高考,圆了我的大学梦,也铺就了我的人生路——先后成为市、省重点中学的数学教师。

三次赴考,让我刻骨体味“农家子弟读书不易,金榜题名更难”的分量,更笃定了我一生为师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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