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6文学考研真题中的《诗品》

钟嵘的《诗品》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它和《文心雕龙》被后世学者誉为文论史上的“双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称赞刘勰《文心雕龙》是“体大而虑周”，褒美钟嵘《诗品》是“思深而意远”。

《诗品》的出现还有它特殊的意义，钟嵘以前的文论著作如《文赋》、《文心雕龙》等，所论都是广义的文学，而《诗品》所论则是狭义的纯文学——诗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唐宋以后千余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曾出现大量的诗话、词话，钟嵘《诗品》可说是它们的开山鼻祖。

让我们看看26年与钟嵘《诗品》相关的文学考题：

《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它对汉魏至齐梁时期的五言诗作了系统的论述，很多精辟的见解对后代诗论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后世誉为“百代诗话之祖”。所以，尽管2026年没有太多真题直接涉及这部著作，但它却是绝对重要的考点，特别是《诗品》中的文学思想，在名词解释、简答、论述、评论写作题中，都有可能出现。小研现在带大家一一拆解：

要理解《诗品》，我们就要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中。这虽然不怎么会出题，但在答题中也可以进行阐述，能够成为答案的亮点所在。分析如下：

《诗品》的撰写在钟嵘晚年（当沈约去世之后），其《序》云：“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指出该书所评述者，概为作古之人，时贤不与焉。后世遂沿为通例。钟嵘撰《诗品》，缘由有二：

一是当时社会风气习染所致。自魏晋迄南朝，评骘人物、品第技艺的社会风气日渐兴盛，出现诸多与此相关的著作，如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齐谢赫撰《画品》、齐沈约撰《棋品》、梁庾肩吾撰《书品》等等，说明当时文艺理论批评正处在一个空前活跃阶段，“美文”意识、艺术鉴赏意识方兴未艾。故钟嵘撰《诗品》，乃有其适宜的时代氛围，实为社会需求所致。

二是钟嵘对前人诗论著述有所不满，而欲自论所致。《诗品序》列举陆机《文赋》、李充《翰林》、王微《鸿宝》、挚虞《文志》等数家为例，指出它们“皆就谈文理，而不显优劣”，“曾无品第”。认为它们只是谈论文体特点，没有区分作品质量的优劣和作家水平的高低，失却诗论的指导意义。因而他要“辨彰清浊，掎摭利病”，要辨析是非，彰显优劣，指出各家的长处与弊端，真正发挥诗歌评论的作用。

《诗品》正是这样以显优劣、论品第为鲜明特色的诗歌批评专著。全书三卷，篇幅虽不长，但言词精审，思理缜密，以摘句举篇的方式专门品评五言诗歌，乃属“纯文学”批评著作，堪称唐宋之后诗话词话的开山鼻祖。该书评述自汉魏以来至南朝齐梁间诗人共一百二十二位，分为上、中、下三品，品各一卷，卷各有序。计上品十一人（含古诗），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对每一位诗人，着重指陈其作品的体貌特色与优劣得失，偶亦遮其逸闻；对某些重要作家（共三十六位），还指出其渊源所自，师承何人。

钟嵘将汉代以来五言诗的发展分为三大流派：一曰《国风》流派，古诗和曹植继焉；二曰《小雅》流派，阮籍继焉；三曰《楚辞》流派，李陵继焉。而其他诗人又分别出于其下，如曹植名下是陆机和谢灵运，陆机名下是颜延之，颜延之名下是谢超宗、丘灵鞠等七人。其源流派别关系犹如一棵上尖、中圆、下丰的树，但不算很规整，如“小雅流派”未长“叶”，只有阮籍一人，《诗品》没有说明他的继承者。

关于其诗派源流系统，相对而言就非常容易被考到，特别是钟嵘对某位作家的评论，常会作为题干材料出现。北京师范大学2025年就有这样一道题：钟嵘《诗品》评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谈谈你对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理解及评价。所以，对于文学史上的大家，我们要能够结合钟嵘的评论来学习。

《国风》一系，共十四人，又分为古诗和曹植两大支流。“古诗—刘桢—左思”这一支，古诗秉承《国风》温厚微婉的风格，而古诗“直而不野”的气格，又影响到刘桢，再由刘桢传递到左思，形成了偏于气盛的风格。钟嵘评刘桢的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这正是发扬古诗“怊怅切情”的特点，左思的诗歌“文典以怨，颇为精切”的风格，也与之一脉相承。曹植一支又分为两派：“曹植—陆机—颜延之”一派，是发展了曹植“词采华茂”的特点，追求辞藻的繁缛华艳，甚至堆砌典实；“曹植—谢灵运”一派，指谢灵运不仅在辞采方面秉承曹植华茂的特色，而且在表现方法、章句结构上也与之有着渊源关系。在《诗品序》里，钟嵘对五言诗史作综合评价说：

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显然，他论汉魏两晋的五言诗，最为推崇的就是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代表的《国风》一系。

《楚辞》一系的诗人，都濡染着“怨”的特征。在汉代为李陵。李陵因为“生命不协，声颓身丧”，所以“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李陵而后，又分为班姬、王粲和曹丕三个支流。班姬诗的主要特点是偏于抒写“怨”情。王粲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王粲为贵公子孙，遭逢乱世，诗歌多抒写生不逢时的哀苦，文辞秀丽而气骨羸弱。二人均居上品。曹丕诗歌凄怨而直质，质朴如口语，所以钟嵘将之列入中品，批评说“新歌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

《小雅》一系，只有阮籍一人，说明钟嵘认识到在魏晋众多诗人中阮籍的诗歌风格颇为独特。《诗经·小雅》多属于“变雅”，表达士大夫伤时悯乱的感慨，但这种情感表现得幽微深远，不像《楚辞》那么激切，与《国风》的温厚亦有不同，阮籍的诗歌“陶性灵，发幽思”，表现诗人内心深处幽微的感慨，但“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情感表现得很幽远、很深邃。这一点正是秉承了《小雅》诗歌的风格特点。

《诗品》的性质是诗歌风格批评、诗歌美学批评，它的诗歌理论、它的品诗论人的批评实践、它的“词亦奕奕”的诗论话语，才是其学术价值的真正所在。《诗品》使诗歌评论从汉儒的功利中冲决出来了，这是钟嵘的历史性功绩。关于其理论批评原则，也是经常会被考到，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就考查了“简述钟嵘《诗品》的理论批评原则”。分析如下：

追源溯流，魏晋之时，对文体风格认识逐步深化并产生分类。钟嵘《诗品》品评各家诗风，深从六艺而溯其流别。如评“汉都尉李陵”曰“其源出于《楚辞》”，评“魏文学刘祯”曰“其源出于《古诗》”，评阮籍诗“其源出于《小雅》”，评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谓曹丕诗源出于李陵，主要指曹丕诗中伤离别、悲行役、悯征戍之类。建安时期，战乱频仍，兵焚遍布，民不聊生，家室怨旷。曹丕以其诗人之敏感捕捉弥漫在整个时代的悲怨情愫，创作了大量伤离思归之诗。这些诗，与相传李陵所作之诗无论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故钟嵘有此说。

知人论世、本事评诗，本事按内容分，主要有主体经历之复述、触发情景之再现等两类。创作发生缘由是本事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如中品第十五条评谢惠连诗引《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本事的主要内容为主体经历之复述者，如下品第十三条评区惠恭诗时记载了本人的生平经历，“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斡。颜为诗，辄偷笔定之……”，区惠恭本为胡人，能为颜师伯文书，可见其颇有才能。而私篡事主之诗，可见性情不羁，又与惠连“嘲调”，又见其行为不检。钟嵘所记，颇显其个性，虽惠恭诗今已不存，读者亦可由此而悬想其诗风。上品第二条评李陵诗“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钟嵘于下品第一条评班固诗“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班固以良史之才为诗，于用典之技，固举重若轻。下品第十四条评汤惠休曰“惠休淫靡，情过其才”。认为其柔靡诗风与其丰富情感有关。

引言摘句评诗，钟嵘所引受众之言，表达了对诗歌活动各个要素及过程的评价，就其主要应用对象而言，有四个方面：评价诗歌作者，品鉴诗歌文本，介绍其他受众，表达诗学观念。以品鉴诗歌文本为例，《诗品》上品第十一“晋记室左思”条“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借谢灵运之言以评左思及潘岳诗。由于谢灵运在当时及后世地位重要，此语对潘、左诗又评价极高，遂引起后人重视并有多种阐释。

钟嵘又在宣扬“直寻”观点时多有摘句，如“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又于《诗品序》论声律：“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钟嵘以为《杂诗》《七哀》皆可作讲究音韵之典范。此处摘句，用于例举。

品第高下，《诗品》以品第法比较优劣。上品十二家，中品三十九家，下品七十二家，三品成金字塔形，亦隐喻钟嵘之诗学观念。这一点前文已经分析。

此外，钟嵘《诗品》喜以形象化的语言来论诗，如评范云和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评潘岳和陆机：“潘诗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这种形象化的论诗方式开批评史上“意象批评”之传统，对后世诗话、词话及其他文艺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品》的文学思想主要见于序文之中。序文原分三段，分处上、中、下三卷之首，后人将它们合为一篇，置于书首。钟嵘在序文中主要论述了诗歌性质、艺术特色与评价标准等问题，并对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写作《诗品》的缘起及其体例一一作了说明，就所表现的文学思想而言，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这是钟嵘《诗品》最重要的考点所在，对每一个点，都要做到既能简要概述，又能结合文学史与文论详细阐释。

• 1.诗歌性质——吟咏情性

钟嵘在《诗品序》开篇即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指出诗歌是人们性情摇荡的产物，而激发人们性情摇荡者则是外在之事物。钟嵘对此外在之事物有详细描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也就是说，激发人们性情产生的既有自然之景物，也有人生之遭际，而诗歌的本质就是吟咏因它们生发的情性。

对诗歌吟咏情性性质的揭示自《诗大序》以来已有不少论述，钟嵘与前人略有不同之处，他特别强调对“怨”情的抒发，这从上面引文中他所举的人生遭际之例便可看出。因此，他特别强调了孔子“诗可以怨”的观点，并指出“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者，莫尚于诗矣”。而且这也成为他评价诗人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如评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古诗：“多哀怨。”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等等。

• 2.创作原则——自然直寻

钟嵘非常重视诗歌的自然美，在《诗品序》中他称之为“自然英旨”，并且指出，表现这种“自然英旨”的方法是“直寻”。他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所谓“直寻”，是指用直接可感的形象来描绘诗人的感于外界事物所激起的感情。钟嵘从诗歌“吟咏情性”的性质出发，指出诗歌创作应直写情之所感，眼之所见，而无须借助于用典。因此，他对任昉、王融等人大量用典的创作给予了严厉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从“自然直寻”的创作原则出发，钟嵘对沈约、王融等人倡导的声律论也提出了严厉批评：“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诵]，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钟嵘并不反对诗歌的自然声律之美，他反对的是过分琐碎的人为声律，认为这样会影响到情感的自然表达，而失去“自然英旨”。不过，钟嵘对沈约诸人的批评不免有些过分，沈约等人自觉地发现和利用声韵规律来构制语言的音乐美，其对诗歌格律化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

• 3.审美旨趣——滋味有余

钟嵘认为，五言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在于其有“滋味”。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其之所以有“滋味”，在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诗歌创作中，“指事”是经过“造形”来达到的，“穷情”是借助“写物”来实现的，它愈是“详切”就愈有“滋味”。

那么，如何才能使诗的审美旨趣有滋味呢？钟嵘指出：“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他认为首先要综合运用兴、比、赋三种艺术方法，其中又犹以“兴”最为重要，也就是强调诗应写得含蓄有余味，耐人寻绎；其次要将“风力”与“丹彩”结合起来，“风力”即“风骨”，“丹采”指华美的文辞。钟嵘认为，运用赋比兴三种艺术方法，使风力与丹采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表现作者激动深厚的情感，而这正是使诗歌具有最佳滋味即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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