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高校联盟】鹤鸣文学《我的高考故事》特刊 —— 王丹萍

王丹萍，生于贵州黔西，下乡知青，78 年考入四川大学日语专业，文学学士，曾在扬州大学从事教学和兼职翻译，漂流世界，相夫教女，热爱音乐，喜好演奏，近年来有多篇回忆和纪实作品发表，其中《忆母亲》和《琵琶缘》阅读者均过万，还著有长文《信任，伴随孩子成长》被《成长源动力：哈佛学子与父母的时空对话》一书录用。

1978年的一个夏夜，黔北山区一座偏僻小城的县委大院围墙上，刚刚贴上一张高考录取上线者的红榜。它承载着上百位青年改变命运的梦想，也牵动着上百户人家的心。

然而，我没有勇气去看榜。

母亲默默拿起一支手电筒，独自走门，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借着手电筒发出的一束亮光，去寻找家里孩子们的名字。我守在家里，坐立难安，仿佛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时间像凝固了一般，每分每秒都显得格外漫长。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回来了。人未进屋，便传来了激动得发颤的声音：“中了！中了！都中了！”

那刻，我愣住了，再去呆呆看着母亲手中字条上写着的考试分数：难以置信，我的总分居然超过了两个哥哥和应届毕业的妹妹。后来，还有更难以置信的，我的成绩位列全省文科女生第一：这是当年四川大学派到贵州招生的老师亲口告诉我的。

那天，我人生第一次彻夜未眠。知青岁月的艰辛、自学英语的日夜、煤油灯下的苦读，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却始终洋溢着浓浓的书香气息。父亲年轻时曾就读于贵州大学法律系。每逢吃饭，他总是天南海北、娓娓而谈，给我们讲历史、说地理、谈科学，也讲做人的道理。

喜欢学英语的小女孩

然而，我刚上小学二年级，一场“大革命”便打乱了一切。学校闹革命，老师被批斗，学生不上学。直到中学，我才重新走进课堂。

也许是命运使然，我从小就喜欢英语。可是，当年学校英语教学的条件极其有限。老师少，教材缺，整个中学阶段学到的单词不过百来个。即便如此，我依然听得津津有味，总觉得那些字母后面，蕴藏一个精彩而广阔的世界。

初三时，学校准备开办英语班，并说要请最好的老师任教。这我高兴得几天睡不好觉，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系统学习英语了。然而，偏偏在那段时间，我背起琵琶，跟着学校宣传队外出巡演。等我满怀期待回到学校，却听到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因为报名人数太少，英语班取消。

那天，我沉默很久，但心里的那粒种子，并没因此枯萎。我依然相信，总有一天，我能真正学好英语。

高中毕业，我赶上“上山下乡”的末班车，背起行囊，来到离家十几公里外的八块田，成为了一名知识青年。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家里我与三哥必须有一人下乡。三哥因为手受伤，不方便从事体力劳动，我便主动站了出来。后来，三哥常常夸奖我是最有“牺牲精神”的妹妹。

第一次下田劳动，我才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绝不仅仅是一句诗。

盛夏时节薅玉米，人钻进密密麻麻的玉米地里，汗水顺着手臂流个不停，浸入被锋利的玉米叶划出的一道道伤口，火辣辣地疼；雨后出工，黄土地湿滑，我连人带锄头摔进水田，全身湿透，冻得直发抖；为了给自留地追肥，我甚至赤手抓起还带着温热的牛粪，只想着快一点把活干完。

从插秧薅草，到挖沟挑担，我认真学，认真干，从没有缺过一天工。

后来，因长期住在昏暗潮湿的棚屋里，我的后背长满了脓疮，奇痒难忍，衣服常常被血痂粘住。母亲知道后，心疼得掉泪，带着我徒步几十里山路，找到公社书记，为我争取到去公社中学代课的机会。

当年住过的小棚屋

从那以后，我住回家里，每天往返学校，都要走几个小时山路。别人觉得漫长而单调，我却觉得，那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终于可以一边走路，一边读书了。

父亲在黔西一中工作了三十多年，为这所县城中学早早成为省重点中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多年前，学校新建图书馆，便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当年我知道馆里收藏着许多英文简写版的世界名著，如获至宝，一本接一本借来阅读。没有课堂，没有老师，我便自己摸索：遇到生词就查，发音不准就反复拼读，就这样我读完了《雾都孤儿》《双城记》《哈姆雷特》……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全县像我这样利用这些英文藏书的人，肯定不多。走在那蜿蜒的山路，一头连着贫瘠的山村，一头却连着狄更斯、莎士比亚……

住在八块田，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坐在屋外背英语单词；劳动休息时，再把写满单词的小纸条拿出来反复记忆。乡亲们听见我嘴里念念有词，好奇地问：“王孃孃，你念的是苗语吗？”我笑着摇摇头，也不解释。他们不知道，我念的不是苗语，而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一个全新的生活。

有一天，听说邻村有人卖白猪崽。白猪比黑猪长得快，容易养，我便赶紧跑去买了两头。农户把它俩装进背篓，我便背起往家走，手里还捧着一本英文小说，一边赶路，一边轻声朗读。两只小猪在背篓里蹦来蹦去，不一会儿粪尿顺着背篓流下来，沾上了我的衣服，我却浑然不觉，眼睛依然盯着书本。

几十年后，我把这段往事讲给先生听。他沉默良久，轻轻对我说：“这一段，一定要写下来，告诉孩子们。”是啊，回想起来，那时的自己确实有几分“痴气”。可正是这份痴气，让我在黔北大山深处，遇见了一个更加辽阔的世界。

除了英语，还有一样东西，一直陪伴着我，那就是我的土琵琶。

下乡时，我也把它带到了八块田。白天，它静静地躺在床边；夜晚，它陪伴着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寂静的夜晚。劳动使我的双手长满了老茧，弹琴时间很少，可我始终舍不得把它放下。

村里的孩子们觉得新奇，总想伸手摸摸这件从未见过的乐器，尤其是我借住人家的女儿小润菊，她总爱叫我“琵琶孃孃”。见孩子们围上来，我赶紧用手护住琴弦，笑着对他们说：“别碰！要是把它惹生气了，以后它可就不肯唱歌了。”孩子们信以为真，从此再也没人敢随意碰它。其实，我想保护的，又何止是一把土琵琶？那也是我心中珍藏的一方天地，是在艰难岁月里始终没有被苦难磨灭的诗情与浪漫。

那些年，有一位林老师对我影响颇大。他是当地闻名的英语高手，学识渊博，总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有一天，我踏着月光去他家。请教完英语，他就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国外出版的歌曲集给我看，其中不但有经典的英文歌曲，还配有精美的插图。对我来说，它根本不是书，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爱不释手，请他借给我看看。林老师笑着说：“这是我珍藏多年的宝贝，只能借你两天。”令我喜出望外，捧着书一路小跑回家。

两天时间，我认真抄下了几首特别喜欢的歌曲，其中包括伴随我一生的《Home, Sweet Home》和《Toselli：Serenade》。还有更让我难忘的是林老师的一番话：“如今的生活，确实贫乏。但你学好英语，就可以了解外部世界，那里有更广阔的天地。”

几十年过去，这番话早已成真。后来，我真的因着英语走进了大学，走上了大学讲台，走出了国门，也走遍了世界。如今，我不时还会想起那宁静的月夜，想起那戴着厚厚眼镜的老师。

我在这块田里背过英文单词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祖国大地立刻沸腾。对千千万万青年来说，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束久违的光，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

从那刻起，我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复习迎考。但是，没有补习班，没有模拟试卷，也没有名师辅导，最缺的还有英语教材，这可咋办？幸好一位同学从昆明给我寄来一套英语课本，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每天晚上，我们四兄妹围坐在一张小桌前，各自埋头苦读：二哥和妹妹准备考理科，三哥准备考文科，而我准备考外语。那时，小县城常常停电，我们便点起一盏带着玻璃罩的煤油灯，继续学习。昏黄的灯光下，四人静静地翻书、演算、背诵，谁也舍不得浪费一分钟。

父亲很少直接辅导我们，但他找来一堆复习资料，放在桌上，就又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他相信，学习终究还是靠自己。

真正操心的，是母亲。她不懂英语，却用全部的爱，默默守护着四个孩子的梦想。她知道高考压力大，总想方设法改善伙食，哪怕多煮一个鸡蛋，多添一块肉，希望给孩子多一点营养。夜深了，她走过来轻轻说上一句：“歇一歇，别累坏了。”就在此刻，我仿佛还看见在那盏煤油灯下，母亲站在门口望着我们的身影。

家里备考的四兄妹中，我的压力最大。两个哥哥都已工作，虽不理想，却总算有了退路；妹妹刚刚高中毕业；而我如果考不上，就意味着要继续当农民，尽管那是我挥洒过汗水、流过眼泪的土地，我并不嫌弃。

考场上，英语，是我最有把握的一门！那些年，读过的一本本名著，背过的一张张单词纸条，林老师借给我的英文歌曲集，都在一点一点地成就我。考试时，一道英语逻辑题难住了很多考生。而我没有慌张，按照平时阅读英文原著时养成的思维方式认真分析，给出了正确答案。后来才知道，那道题让我多得了十几分。

语文，得益于我阅读过的小说和文学作品；数学，虽不计入总分，但我曾作为代课老师教过几何课，边学边教，也打下了一定基础。

多年后回首，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那些在别人看来毫不起眼的坚持，终会悄悄地回报你。

高考结束，等待放榜的日子，似乎比备考时间更加漫长。直到那个晚上，母亲独自看榜回来时“中了，都中了”的叫声，让我们一家人都沉浸在难以言喻的喜悦之中。

放榜后，小县城一下子轰动了。

一家所有孩子陆续考上大学的，并不罕见；而一家四兄妹同时考上大学的，则极其罕见。这不但是孩子及其全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那个荒谬时代的产物：它让年龄相差超过十岁的四兄妹同时坐在了考场。后来，一位来自上海的老师听完我们家的故事，感慨地说：“兄妹四人同时考上大学，即使在大上海，也没听说。”

原本只敢报考昆明大学的我，后来竟然被从未敢奢望过的西南最高学府——四川大学录取。每当想起此事，我都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们羡慕那张红榜，却不知道，在那张红榜的背后，有多少个清晨，有多少段山路，有多少次深夜亮着的煤油灯，又有多少汗水与泪水，早已悄悄融进了那个夏天。

那时，旅居欧洲中心比利时

走进四川大学，对我来说，就像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那宽阔的林荫大道、浓厚的学术氛围、琳琅满目的图书馆……一切都让我既新奇，又激动。我终于可以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钟爱的外语，尽情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尽情汲取知识的养分。

后来，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从事外语教学与翻译工作，不但与许多外国专家学者交流，还参与出国人员的口语培训课程。再后来，我走出国门，旅居欧洲、南美、北美，真正融入了大千世界。站在异国他乡，我还会想起黔北那条蜿蜒的山路，命运从那里开始，带我经历许多风雨，走过许多地方。

十年前，我回到八块田，去了小润菊家。几十年来，她没有离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家乡半步。婚后，她不断给三个渐渐长大的孩子讲述“琵琶孃孃”的故事——那是她心目中一个又鲜又活的励志榜样，结果她造就自己，成为了两位大学生和一位中专生的母亲：这在八块田地界独一无二。

恢复高考，一举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四兄妹中有三位进入国家重点大学，毕业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三哥，他在兰州大学苦读四年《资本论》，后来成为新华社的“记者王”，再后来创建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此，我要深深感谢我的父母，感谢当年围桌温课的哥哥和妹妹。我还要特别感谢三哥在复习期间的持续帮助，在开考前一天，他还在不断提醒我应记住的重点；每科考试前后，他都会关心我，鼓励我。

如今四十八年过去，县委大院墙上的红榜早已不在，母亲手中那支手电筒的亮光，也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束光，从未熄灭，它照亮了一个山区女孩走出大山的道路，也照亮了我们一家人的未来。

今天，当我提笔写下这段往事，就是要把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经历，献给我们这一代人，献给我们的下一代。人生最珍贵的，不是站在山顶时赢得多少掌声，而是在无人喝彩的岁月里，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书，没有熄灭心中的灯。

愿我们都成为终身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