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广州中考历史试题,让经典《红楼梦》再度引发广泛热议,也让大众重新认识到:《红楼梦》绝非单纯的古典文学名著,更是映照清代社会百态、见证中外交流的珍贵史料,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民间视角。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在《中外文化因缘讲演录》中。以独特研究视角,为我们揭开了《红楼梦》传入俄罗斯的历史往事。书中记载的荷兰金怀表、西洋雪花白糖、玻璃镜等西洋舶来品,真实印证了清代中外贸易互通、文化交融的时代风貌。
蔡先生主讲“《红楼梦》怎样传入俄罗斯 ”
视频: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红楼梦》这部小说,相信在座的朋友很多都看过。我们今天先不谈小说本身的价值和评价,先谈《红楼梦》中所提到当时的舶来品,也就是《红楼梦》里面三个提到洋货的情节。
第一个情节是贾宝玉从怀里摸出一个金怀表。早期的表是怀表,跟现在我们的手表不同,以前是放在上身贴身口袋中,所以称怀表。小说中“像核桃大的金表”,实际上这是荷兰货。当时进入中国的怀表有两种,一种是银表,是法国货,《红楼梦》描写的金壳表是荷兰货。
第二个情节是小说中的林黛玉是有肺病的,需要吃一些清肺的东西,她吃的是银耳炖雪花白糖。贾宝玉的对象林黛玉用过的舶来品是雪花洋糖,也就是西洋白糖。现在的银耳是人工培植的,比较便宜,但是野生的银耳就很昂贵,《红楼梦》中炖的是野生的。
第三个情节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时,见到另外一个自己,吓了一跳,是因为她在贾宝玉住的地方见到一个大玻璃镜。中国很早就用玻璃,但主要是装饰品,最多是做小镜子,大块的玻璃则是进口的。
在《红楼梦》里面所描写的来自西洋的舶来品,是与文化交流相关的,在这里稍微提一提,接下来讲第一个问题,俄罗斯馆是传播《红楼梦》的载体。
我们从“俄罗斯”这个译名说起。如果用俄语读其国家、民族名称,以及译成西方语言,都只有“罗斯”两个字。中文却译为“俄罗斯”,是怎么来的呢?本来应该叫“罗国”的,现在却叫“俄国”。“俄”字终归要有个来历。现在就我知道的,向大家介绍一下“俄”字如何“由无变有”。

《红楼梦》 (1987) 剧照 图/豆瓣
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有另外一个民族,后来变成独立国家,就是蒙古。中俄两国的认识,蒙古起了中介作用。俄国人称中国为契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民族的名称,是早在唐代就已存在的民族。蒙古人这样称呼中国,俄国人也跟着这样称呼。蒙古人称俄国前面就有“俄”音,因为中国是通过蒙古认识俄罗斯,所以也跟着这样称呼。
为什么会有“俄”音呢?因为蒙古语中没有颤舌音“R”,按照语言发音的规律,辅音发不出来,母音U就得移到前面去,U就在R的前面,这时候就变成“俄罗斯”。因此,中文“俄罗斯”的称呼是从蒙古语来的。日本人有R音,所以就不用这么叫,而是把俄国称为“露西亚”。“露”就是对R音,中国就没有,受蒙古语影响加了“俄”字,这是关于题目我做的一个说明。
中俄早期关系,离不开蒙古所起的中介作用。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俄罗斯人懂喝茶,是由于蒙古人的介绍。具体年代是1640年,也就是明朝末年,有俄国人从蒙古带了茶叶献给沙皇,这就是中国茶叶最早进入俄国的年代。
由于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清代统治者心中,就把俄罗斯看成蒙古一样的藩属。蒙古在清朝是比较受优待的附属国,所以在北京有驻地,蒙古国在北京的驻地称“鞑靼馆”。朝鲜也有,称“高丽馆”。俄罗斯同样也受优待,设立了“俄罗斯馆”,在城北城南各一个,简称“北馆”“南馆”。
这些外国馆建立于康熙年间,俄罗斯商队到北京做生意,就临时住在这里。后来俄罗斯传教士也同样以此为驻地。商队是生意做完就走,而传教士则在此长住,常驻的传教机构名称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清朝人把俄罗斯看成蒙古之类的藩属,因此把东正教最早叫作“俄国佛教”,以为他们也是拜佛的,作为神职人员的教士被称为“喇嘛”。本来他们跟喇嘛毫无关系,这是清朝人的误会。这一批所谓的“俄国喇嘛”,作为宗教界人士来到北京,随着他们来的还有几位奉命来北京学汉语和满语的学生,后来正式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明确有规定,允许“学艺俄罗斯孩童”来华。实际上这批人全部是成年人。
一般来说,这两种身份来华俄国人数量是这样的,“喇嘛”有四五个,“学艺孩童”比较固定有10个名额,有时略有增减,来华年限是以10年为期,10年到期就换班。实际上这是早期俄国来中国的留学生。
这一批俄国人,尤其是随班学生,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只接触中国经典,还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文学作品。18、19世纪的时候,在北京很流行的一部作品是抄本《红楼梦》,那时还没有刻印本。凡是抄本的《红楼梦》都称为《石头记》,后来才定名为《红楼梦》。传入俄罗斯的抄本就是《石头记》,《石头记》与后来《红楼梦》有一个差别:凡是《石头记》都是80回,后来40回是其他人后加的,变成120回的《红楼梦》。传入俄国的是80回本,是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由俄罗斯馆中的一个留学生库尔梁德采夫带回俄国的。后来保存出了点问题,丢了2回,剩下78回保存于圣彼得堡,长期无人问津。直到1962年,圣彼得堡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在查看藏书的时候,发现了该抄本。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圣彼得堡大学如何研究《红楼梦》。该书传到俄国后,也不是一般读者能够看懂的,因为没有翻译,但毕竟在大学就有人看得懂。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于1819年,成立得并不是很早,刚建立的时候也没有东方系。到了1855年才建立东方系,设有汉语、满语专业。这个时候培养俄国汉学家的任务,由圣彼得堡大学来承担,在北京的俄罗斯馆就成为一个单纯的传教机构。不过,东方系任教的那一批教师,原来也是出身于俄罗斯馆,即曾在北京留学10年那批人,回去教汉语、满语。
就圣彼得堡大学与《红楼梦》的文化因缘,我们分成三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收藏情况。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注意收藏《红楼梦》的各种版本,除了曹雪芹的著作《红楼梦》之外,还有各种后继的《红楼梦》。比如《补红楼梦》《续红楼梦》《增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原梦》等续编,一共有6种,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都有,收得很齐。另外,根据《红楼梦》的故事改编成的剧本《红楼梦传奇》,这一种圣彼得堡大学也有收藏,以资比较研究之用。
第二个方面是研究。《红楼梦》研究最出名的是瓦西里耶夫院士,是东方系的教授。他自己是汉学家,给自己取汉名“王习礼”,有“来中国学习礼节”之意。他研究《红楼梦》后认为,这是一本写实小说,最重要的价值是描写了北京上层社会的家庭生活,俄国人可以通过这部小说,认识北京上层社会。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红楼梦》的。因为俄国人在北京跟贵族社会是隔离的,只有通过小说来了解,他看到了《红楼梦》这一社会价值。当然,他对小说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有评价。

《红楼梦》1958年俄文版封面人物林黛玉 图/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柏威
第三个方面是教学。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系相当早就把《红楼梦》作为汉语教材。大家知道,1864年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年份,也就是在此之后的两年,1866年(同治五年),圣彼得堡大学就选择了《红楼梦》的部分内容做汉语口语教材。当时负责教这一门课的教师也出身于俄罗斯馆,这个人叫斯卡奇科夫。他原来也是在中国当官的,曾做过俄国驻天津领事。领事是有任期的,在卸任后回国,圣彼得堡大学聘请他教汉语。他觉得学汉语口语,最适合的教材是《红楼梦》。到了1902年,圣彼得堡大学更加明确地选择第2—4回作为他们学习中文的范本,相当于标准教材。这说明培养汉语人才的俄国大学对《红楼梦》的重视程度。
从上述情况看,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他们用《红楼梦》做汉语教材时,中国并没有让《红楼梦》登大雅之堂,经过“五四运动”之后,慢慢有些学校才选用《红楼梦》来学习汉语的文学语言。从这点来看,俄国还跑在中国前面。他们重视得更早,这在《红楼梦》研究史上是很突出的事件,我们能够知道也未必没有用处。因为研究《红楼梦》后来被称为红学,红学最早是开玩笑,因为清代很正经的“学”是经学,研究的是四书五经这些经典。红学研究的是小说,在人家心目中档次不高的。
有这么一个说法,当时北京有些文人见面问起最近在研究什么,人家以为他是在研究经学中的某一部,研究红学者又不好意思说不是,就说在研究经学,但是少了“经”右上角那一块,那就是说在研究红学。可见,红学当初不过源于读书人相互之间的调侃而已。
如今,一旦提起红学,便不言而喻,指的是《红楼梦》研究这一桩大学问。在红学的发展过程里面,先有“旧红学”,后胡适先生、俞平伯先生找到另外一条研究途径,称为“新红学”。上篇讲到的俄国这些情况,可见其红学研究比较早就出现了。因此,除了“新”“旧”以外,我们还可以立另外一个名称“洋红学”。
19世纪俄国的红学研究是跑在前列的,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俄国为什么会这样?俄国的红学是汉学的一部分,俄国19世纪汉学的特征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汉学是世界上研究中国的学问,当中分三个系统。第一种是西洋汉学,早期主要先有英、法两国,后有德、美;第二种是东洋汉学,也就是日本汉学,他们叫支那学;第三种就是“非西非东”的俄国汉学。俄国汉学形成的情况很特殊,因为他们的汉学家是在中国经过培训的。

《中国图说》中“茶”
大家可以顺带了解一下外销茶,中国茶叶是由海、陆两路运销到外国的。由广州出口的称为海运茶,海运茶早期贸易者是荷兰人,后来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由恰克图出口称为商队茶,商队茶就是俄国人运到欧洲的。前者用船运的,后者是用骆驼和大牛车运的。“茶”作为借词借入西方语言中,在英语和俄语中是不一样的发音。英语来自闽南话,Tea。俄语因为商队茶一路北上都是讲官话,所以称чай(“茶”音)。所以外文名称中的“茶”,反映了中国外销茶两条不一样的路,一个由海路,一个由陆路。
商队茶进入欧洲市场后,同品种的茶叶,价格比海运茶高。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家知道,茶叶是怕水气的,而且很容易吸味。诸位如果喝茶,都知道茶叶商品标签上会说明茶要放在比较干燥的地方。茶又很容易吸味,如果茶叶跟辣椒放在一块,那就不妙了。辣椒味扩散得很厉害,茶叶又容易吸收。茶叶如果不是有这个特征,就不会产生花茶,花挥发的香味刚好被茶吸收了。商队茶是通过陆路运输的,水气少,没有海水味。茶叶经过海路运输,原来的味道会有某种程度的变化。商队茶就不会这样,进入欧洲市场后标榜是商队茶,定价就比较高。
俄国的汉学著作后来相当一部分是在研究中国茶叶的产地、种植、运销,时过境迁,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何俄国人对茶这么感兴趣。其实就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从《红楼梦》如何传入俄罗斯开始,刚才这席话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俄罗斯馆是传播《红楼梦》的载体;第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是研究《红楼梦》的中心;第三,19世纪俄国汉学的特征。
《中外文化因缘讲演录》
蔡鸿生 讲演
林悟殊、江滢河、黄佳欣 整理
图书简介:本书是蔡鸿生先生于2000年上学期与2007年10—11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系列讲座稿结集。全书共13讲,讲题涉及中外文学传播、物质文化交流、热点考古文物分析、口岸海洋文化等内容等。该书突出通俗性、普及性,是“大家写小书”的典范。
作者介绍:
蔡鸿生(1933-2021),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外关系史研究著名学者。著有《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俄罗斯馆纪事》《仰望陈寅恪》《中外交流史事考述》《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尼姑谭》《学境》《读史求识录》《广州海事录》等。
林悟殊,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中外文化交流史为主要研究方向,重点考察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及其东渐入华传播史,早年关注中国民间信仰在海外的传播。
江滢河,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致力于明清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广州口岸史,清代广州外销画研究。
黄佳欣,中山大学博士。


《中外文化因缘讲演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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