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6文学考研真题中的杜甫

27中文考研QQ交流群：816525892

点亮星标，不错过干货推送

比较一下盛唐诗歌和中唐诗歌，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中唐诗歌中，盛唐诗那种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中唐诗有一种更加生活化的倾向。盛唐诗人追求的是境界的浑融；而到了中唐，我们才看到了有意识的字锤句炼。盛唐存在着审美趣味相近的不同的诗人群落；而到中唐，我们却看到了有相近理论主张的不同的诗歌流派。中唐诗人在盛唐那样的艺术高峰面前，表现出拓展新的诗歌艺术领域的巨大努力。从盛唐到中唐，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而杜甫，就是衔接这个转变的伟大诗人。

让我们先来看看26年与杜甫相关的文学考题：

杜甫几乎是中国诗人心中不可撼动的一座高峰，其以一人之诗写一代之史的精神，其以律诗承载深沉博大情感的技艺，深刻塑造了中国诗歌的面貌。因此，作为绝对重要的考点，对杜甫的考查是百花齐放，几乎涵盖了所有与之相关的内容。

而纵观2026年全国各大院校真题，对杜甫的考查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诗歌的艺术特色与思想内容，二是将他放进文学史中，或考查影响，或作对比分析。小研现在带大家一一拆解：

杜甫的一生可分为不同的阶段，而其创作与生平轨迹紧密相依，每一阶段各有侧重，总体呈现出由盛唐气象向乱世悲慨的转变。宋人评杜甫“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手文章不足以至此。”北师大曾在2023年以此定评，考查了杜甫的生平与创作阶段。关于这一考点，考题不多，26的真题中未见。但对于杜甫而言，唯有我们清楚地了解他坎坷的一生，唯有我们对其创作阶段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知，我们才能够深入理解后面的相关知识点。小研为大家分析如下：

首先，“少而锐”指的是少年气盛的锐气，即一种凌厉的气势。以杜甫作于青年时期的《望岳》为例，此时的杜甫二十五岁，科举考试落榜，但他并不沮丧，而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句，可谓典型的盛唐之音。这句渴望攀登泰山的诗句蕴含着诗人鼓荡于胸的浩然之气、目空一切的政治豪情和脱略俗众的远大理想。杜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了自信，并以贤相自许，希望能致君尧舜，这也是诗人在望泰山诗中展现的人生志向。

其次，“壮而肆”，就是得法度后的汪洋恣肆，壮年时期的诗人学养深厚，势大力沉，诗歌风格逐渐沉郁。青年的杜甫过着读书、吟诗、漫游、交友的惬意生活。后来困居长安十年，他目睹了种种乱象。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加上杜甫个人生活每况愈下的穷困，使得他愈加忧国忧民，第一批颇具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随之创作了出来，在艺术上也逐渐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如面对征兵、敛税和田园荒芜的惨况，他在《兵车行》一诗中写了民众“十五北防河”“头白还戍边”，写了农村“千村万落生荆杞”“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荒景，又写了老百姓如同鸡犬般被驱逐，无力交租，战死者无人去收埋，痛不欲生等悲惨景况，表达了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最后，“严”代表了杜甫晚年集大成的诗歌境界。杜甫晚年最为人推重的特点便是五七言律诗的工稳浑成，达到了唐诗艺术的顶峰。他自述诗学心得，有“晚节渐于诗律细”的夫子自道，其属对之工、声律运用之妙，皆臻炉火纯青的境地。拗体最终成为杜甫七律的重要特征，为后人揣摩、效法，足见杜甫对拗体的探索已达成熟而足以垂范的境地。杜甫晚年的写作，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老”所含容的美学境界，包括风格上的老健苍劲、技巧上的稳妥成熟、修辞上的自然平淡以及创作态度上的自由超脱与自适性等方面。如《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等诗，无不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

“诗史”之称，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其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后，“诗史”便成为对杜诗最核心的定性评价。这一考点非常高频，2026年江南大学就有所涉及。理解这一概念比较容易，但难点在于要能够有材料作支撑。小研在下文中提到的作品，建议大家一一阅读，并能够积累答题素材。细绎其义，杜甫之诗所以被称为“诗史”，可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杜诗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可以补史之阙、证史之实。杜甫一生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其诗作持续记录了从天宝至大历年间几乎所有重大政治事件与社会变动。从《兵车行》写天宝年间穷兵黩武，到《丽人行》写杨氏兄妹骄奢，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危机，到《北征》写乱中长安与归途所见，从“三吏”“三别”写战乱中的民间惨状，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乱平之喜，杜甫几乎是以诗笔持续完成了对一代变乱的全程记录。这些作品所涉史实，许多确乎可以与两《唐书》《资治通鉴》相互印证。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杜诗提供了比正史更为具体、生动、真切的历史细节。正史所载，多为军国大事的宏观叙述，而杜诗则将镜头对准乱世中具体的生命个体，那些在正史不屑于记载的层面——儿童、老妇、士卒、征夫——在杜诗中被郑重地写入。正史可以记录人员的伤亡，而杜甫记录的是这个数字背后的面孔。正因如此，《石壕吏》中那个“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的石壕村老妪，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史书告诉我们战争的结果，杜甫则让我们看到了战争后的“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可以说，杜诗在正史的记载之外，为历史注入了可感可触的体温，这正是“诗史”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时代造就了杜甫，长安十年的苦难生活反使他拓展了描写的领域，丰富了其诗歌的内容和情感，多变的生活情绪不断随之而动，诗歌的风格也辅以脉动，“沉郁顿挫”和“萧散自然”的风格得到体现。对于杜诗的艺术风格，最常考的即是对“沉郁顿挫”的理解。我们在回答杜诗的相关问题时，或多或少都一定能够提到这一点。前文所论的“诗史”，也绕不开“沉郁顿挫”。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杜甫的知识点之间有很强的相关联性，我们在学习时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出自他的《进雕赋表》：“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歧及也。”主要表示自己学力深厚，写作技巧娴熟。沉郁是指其作品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题材的严肃，感情的深沉、深挚。顿挫是指其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出语谋篇的曲折、变化的多端、转换穿插的波澜壮阔以及韵律变化等。

“沉郁顿挫”可以概括杜甫诗歌艺术的主体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点：

首先，他的诗歌具有忧愤深广的时代特征。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作于杜甫被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不久，由长安往奉先县探望妻儿之时。诗人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博大浩瀚、沉郁顿挫的宏篇巨制。诗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个人丧子的悲痛在结尾更是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梦李白二首》也是这种回环往复表达感情很好的例子，梦中见其来，又疑其真来；分明他已真来，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笼，定非真来；说他并非真来，又分明见其在月色下的憔悴颜色。真真幻幻，表现的是浓到如酒的情谊，深沉低回，波浪起伏。

其次，与作者个人的遭遇和审美有关。由于生活的折磨，使原本生气勃勃的诗人变得沉郁了。但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其郁积心头的悲慨涌至口边时，往往又一口气强咽下去，心中的情感往复，流露笔端的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以波澜老成之感。他的代表作《秋兴八首》，一次一次地忆长安、感盛衰和伤沦落，沉郁回环，悲慨深沉，极顿挫之致。以诗人身世飘零，忧念长安的悲怆心情作为基调，每一乐章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表现基调的凝重感情。杜甫同时还追求宏观的意境与微观的精细入微的表现手法相统一，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悲壮感怆，“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是壮而凄丽。

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杜诗还有其它的风格。胡震亨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就是说的杜诗风格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在杜诗的多样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自然的特色。这类诗不少，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鱼鸟自得其乐，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

律诗是杜甫成就最高的体裁，前人在这一领域几乎无出其右。杜甫于五律、七律、排律无所不工，既集前代之大成，又开后世之法门，将中国律诗推向了艺术的极致。因此，从历年真题来看，对这一考点的考查是最多的，除简答、论述外，这些诗还常常作为评论写作的材料出现。2026年，首都师范大学就直接考到。而与杜甫相关的很多题目，也离不开这一内容。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五律在格律之中千变万化，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极尽五律之能事。五律定型于初唐，但其表现疆域在杜甫之前较狭窄。杜甫则以五律写时事、写身世、写怀古、写赠别、写闲居，几乎无事不可入五律。艺术风格上，杜甫五律气象各别而各臻其妙，有《登岳阳楼》之雄浑，有《夜宴左氏庄》之幽深，有《客至》之朴质，有《春夜喜雨》之工丽。杜甫的五律还有一种极工整的对仗与句法追求，如《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以坼、浮二字写天地分裂动荡之感，是千锤百炼而后得的精警之笔。胡应麟《诗薮》评杜甫五律“千古以还，一人而已”，这一说法非常精确。

第二，七律在杜甫手中才真正确立了规范，并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审美境界。杜甫在七律创作中严格遵循粘对规则，以严谨的格律承载阔大深沉的情感，七律由此步入体制精严而气象万千的新境界。同时，杜甫又并不为格律所缚，大胆试作拗律，在平仄搭配上跳出常格，以拗折之笔求奇崛之效。如《白帝城最高楼》，首联“城尖径昃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即用拗句，造成一种峭拔奇崛的美感。这种有意的声律突破，为后世黄庭坚等宋人开拗体一脉导夫先路。在艺术风格上，杜甫之前的七律，多以流丽圆转为上；杜甫出而七律始有沉郁顿挫、雄深浩荡的力与美。特别是《秋兴八首》，将今昔之慨、家国之思、身世之感融入严整的组诗结构之中，均是前人所不敢想也未能到的境界。

第三，排律在杜甫手中获得了篇幅的极大拓展、格律的极谨严与章法的成熟经营。排律一体，此前极少长篇。杜甫始大量创作长篇排律，将五排拓展至数十韵乃至百韵的规模。典型作品就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以一百韵、一千字的规模，将身世之感、家国之痛、交游之思、学问之见熔为一炉，章法森然，无一懈笔，是排律史上空前的大制作。排律一体的蔚为大观，杜甫具有决定性的开创之功。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自中唐以后愈推愈高，至宋代被尊为“诗圣”，其核心评价便是“集大成”。这一判断不仅是对其诗歌艺术的总括，更揭示了杜甫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集大成”与文学史影响，实际上都是把杜甫置于整个文学史脉络中来做分析。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同时考这两点，或只问如何理解“集大成”，或只问其文学史影响，如2026年的北大、华中师大、云南民大都有考查。因此，对这两点都要做准备。

除此之外，李杜优劣论也是常考，2026年，北京外国语、河南大学、西北大学都考到了。限于篇幅，李杜优劣论的相关内容此处不展开，文研青年在此前的论文研读课上曾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具体可查看：论文研读 |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作者：蒋寅）

第一，所谓“集大成”，是指杜甫全面继承了前代诗歌的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诗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元稹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首次从“集大成”的角度系统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此论，勾勒出杜甫集大成的两个维度。其一是纵的继承——从《诗经》《楚辞》到汉魏古诗再到六朝诸家，杜甫于前人无不师法，而又无不为我所用。其二是横的融汇——与杜甫同时或稍前的初盛唐诸大家，杜甫都能一一吸收，冶于一炉。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既是一位伟大的继承者，又是一位更伟大的创造者。

第二，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几乎覆盖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全部后续脉络。中唐时期，韩愈将杜甫与李白并尊，其奇崛险怪的风格正从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中化出。孟郊、贾岛的苦吟也直承杜甫晚年对字句的千锤百炼。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标举“歌诗合为事而作”，其以诗笔直刺时弊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杜甫从《兵车行》到“三吏”“三别”一脉的延续与发扬。晚唐李商隐在七律的精工深婉上用力最深，而其《无题》的沉博绝丽、《锦瑟》的怅惘要眇，其源皆在杜律。入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是登峰造极。王安石编杜集，苏轼以为杜诗“集大成”，黄庭坚以杜诗为江西诗派的不二法门，提出“无一字无来处”，将杜甫的语言艺术奉为学诗的最高圭臬。“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可见杜诗在宋诗的谱系中是作为源头而存在的。后世作诗论诗者，可以说，几乎无一人能绕过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