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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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其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总述）
一、《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另外，《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二、《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大都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人议论，以“君子曰”“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三、《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做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四、《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首先，《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一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代，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其次，《左传》在叙述战斗的过程中，情节曲折细致、生动逼真，往往有大量描写细节。
五、《左传》的叙事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从中可以看到志怪小说及小说中虚构人物对话的萌芽。如记载晋景公之死由三个梦构成情节。
六、《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此外，《左传》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展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七、语言特色（可单独出题）☆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练。如僖公一十年“烛之武退秦师”中的说辞。《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臧僖伯谏观鱼、宫之奇谏假道等等，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写“（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王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
刘知几曾在《史通》中这样评价《左传》的语言：“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反映了其高超的语言技巧。
由上可见，《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