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庆元年(1259)蒙古军攻鄂治（今湖北武汉），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上疏斩董宋臣，并进御敌之策，未被采纳。后历任刑部郎官，知端赣等州。德祐元年（1275），闻元兵东进，在赣州组织义军，入卫临安。次年任右丞相，出使元军议和，被扣留。后于镇江脱险，流亡至通州（今江苏南通），又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恢复州县多处。不久为元重兵所败，退入广东，坚持抵抗。次年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元将张弘范使写信给张世杰，他坚决拒绝，作《过零丁洋》诗以明志。次年被送至元大都（今北京），迭经威胁利诱，始终不屈。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283年1月9日）在柴市被杀害。
文天祥出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富田镇。吉州扼湖南、江西两地咽喉通道,经济与文化富集发达，素有“江西望都”之称，并被誉为“文章节义之乡”，读书求仕之风盛行。其父“才思翩翩，威仪抑抑”，是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学问渊博,经史百家无不精研，甚至天文、地理、医药、占卜之书也广有涉猎。文天祥五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读书，极为严格，白天讲课,晚间督促读书，提问解惑，酷暑严夏，无一日懈怠。同时，其父还认为“滞学守固，化学来新”，反对拘泥于陈旧古义固陋自守，主张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从书中读出新意来。稍大时，父亲也曾为其聘请“名师端友”。文天祥后来在《复汪安抚立信》的书信中写道：“某少也驱驰，尝有意于事功，鸡鸣奋发，壮怀不已。”其父是个饱学之士，同时又是个践行修身的君子。在旱涝虫灾荒年,将自家的粮食拿出来赈救饥民。在突发瘟疫之时，将家中用于建房的木材打成棺材，无偿送给贫苦人家办丧事。是远近闻名的“有德君子”。
文天祥十八岁那年参加了科举考试的第一站——州试（也叫乡试），以《中道狂涓，乡原如何》一文，夺得头名。
二十岁那年，离家进入吉州白露书院学习。书院不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提倡自由讲学，也评论时政。时正值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欧阳守道为山长（主持讲学的人），近一年朝夕相处，文天祥耳濡目染，在经史方面受到了严格、规范的训练，后来他自称“某青原白露书生耳”。在白露书院期间，还参加了省试（科举第二站），以扎实的基本功，顺利通过，成为吉州的贡士。按宋代科举制度规定，州试取中的考生年底便要动身赴京城准备省试。在地方长官送行的宴会上，文天祥写了一首《次鹿鸣宴诗》。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他写的第一首诗：
礼乐皇皇使者行，光华分似及乡英。
贞元虎榜虽联捷，司隶龙门幸缀名。
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
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祢正平。
诗的前四句，是描写他和胞弟双双成为吉州贡士时的欢喜，后四句表明了他的抱负不在于徒取空名，而是保持住清高的节操。
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二月初一，省试结果公布，文天祥和胞弟双双榜上有名。按照规定，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科举的第三站也是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
殿试于五月初八在临安的集英殿举行。胞弟因照料病重的父亲，只能弃考。此次，试策是一篇短文，仅有586字，首先用理学的观点开篇：“盖闻到之大原出于天，超乎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常事务之常；跟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实不外乎仁义礼智。”让考生对时局问题提出对策。文天祥阅过试题，略加思索，便以“法天不息”为题运笔如飞地疾书起来，一气呵成。之后将试卷通览了一遍，勾去几个字，加上几个字，改了几个字，便将洋洋洒洒近万字的试卷提前交了上去。
文天祥的试卷论道开始，他说：“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于隐于混沌，藏于未琱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臣请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舆，坱扎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人心仁义礼智之性未赋也；人心、刚柔善恶之气未禀也。当是时，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大虚无形，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体也；既有物之后，而道行焉，道之用也。”。
他这里说的“道”，是《周易》之“道”，因下文有“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大易》之道，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宋人非常重视《周易》《大易》，因为理学家们在书中可以找到所需要的哲理，而且也易于附会发挥。“自强不息”四个字，即出自《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的“健”是运行不息的意思。“行”字，古训不同。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行者，运动之称。”但宋人程颐《伊川易传》云：“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圣人莫能体，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见天道也。”释行为道。天行，就是天道。文天祥此处用的是“程说”。全局意谓君子应效法天道运行不止，而自不息。他以这一思想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进而提出自己的论点：“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天地以此道而不息，圣人亦以此道而不息”。“法天不息”的观点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是试卷中的闪光点，也契合了理宗皇帝欲有所作为的心理。
关于“道”的本原的论述，他沿用了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说法。“无极太极”是周敦颐提出的概念，他在《太极图说》中指出，宇宙最原始状态为“无极而太极”，之后依次出现阴阳、五行、男女、万物。“太虚无形”则是张载在《太和篇》中的提法，也是指世界最初的混沌状态。“冲漠无联，而先有此道”，是朱熹论“理”的起源的翻版。《朱子全书》卷四十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太极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万物之理总名否？”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在宋代理学家的著作中，理和道往往是同义语，但有时强作区别，说理是天定的，按理行事，就是道。
文天祥对策中的精彩部分是对时政的见解部分。理宗的提问是：“天变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符泽（指强盗）未清，边备孔棘（急迫），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
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天变与民怨。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也用“天人感应”的唯心观点进行诠释，认为天变之之来，由民怨招之，但难能可贵的是，敢于大胆暴露社会的黑暗面：“陛下以为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於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於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琼林、大盈是唐代皇帝贮藏珍宝、贡品的私人仓库，建章宫、通天台为西汉武帝所建，此处隐喻宋皇室敛财劳民，导致民困。最后一句，直接大声疾呼。忠言逆耳，如果不是体恤民间困苦，为国家社稷着想，怎会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直抒己见？二、人才与士习。他指出人才缺乏是由于士习蛊之所致，并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这个论述是非常深刻的。封建社会一般士大夫对子女的教育只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取素紫（指官服的颜色）得车马”，唯利是趋。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有几个人能自拔于俗流呢？结果只能造就出趋附权贵的势利之徒，而不是理国治民的有用之才。因此他提出：“厚今之人才，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真是一语点破，而且在今天来看，依然有其价值所在。三、兵力与国计。国弱在于兵力不足，因此“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招兵需要钱财，但大量的钱财却被白白浪费，比如“琳宫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费，则漏卮也”，以及“霓虹衣裳，靡金饰翠；宫廷之费，则尾闾也”等等，能用于养兵的究竟有多少呢？对此弊端，文天祥的对策是“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也就是集中有限的财力办大事。四、虏寇与盗贼。他认为外部的虏寇不足畏，内部的盗贼也不足畏，而两股势力联合起来才是心腹大患。至于对付两者的先后缓急，他的观点是内部的盗贼一清，“边备或于是而可宽矣”。南宋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但统治者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防内忧（包括农民起义，即所谓的“盗贼”）甚于防外患。此时的文天祥虽然指出了“盗贼而至于通虏寇”的可怕后果，但在对两者的态度上，与同时代统治集团中其他成员的认识却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不同。
文天祥谈了四个具体问题后，提出“开公道之门”“寿直道之脉”的建议。具体方法，就是“使中书得以公道总政要,台谏得以直道纠官邪”。
文天祥殿试卷，议论紧扣主题，层层推进，旁征博引，说理透彻。表述多采用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法，读起来铿锵有力，而且行文流畅，文字驱遣自如。主考官王应麟对出自一个21岁的年轻人之手的试卷颇为赏识，将其排在第七位。前十名的卷子由宰臣复审，最后呈送御前，由皇帝亲定高下。理宗阅后，将文天祥的卷子擢为第一。王应麟再次阅读了他的试卷，顿首说：“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殿试第一名为状元。二十四日在集英殿发榜，在“赐袍笏”环节，文天祥第一个出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最为引人注目。
《过零丁洋》的首句“辛苦遭逢起一经”的意思是说他这些年的辛苦经历是从当初参加科举考试开始的。而“一经”是指宋朝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必须熟悉的儒家经典。宋朝的科举并非纯粹的应试教育，还讲究教材对人的灵魂的铸造。那么，文天祥提到的“一经”给了他怎样的思想灵魂？那就是他牺牲之前写的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即儒家的“仁”与“义”，通过孟子“舍生取义”的途径，到达孔子提倡的“仁”，做到这一点，人生就“无愧”了。
文天祥认为，我们所追求的道，无论是在宇宙天地间，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无处不在的，“天下无往而非道”，这种“道无处不在”的思想在后来的《正气歌》中有更明显的表达，“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从道的无处不在到正义、气节的无处不在，其实是民族的巨变，国家的外患让文天祥的“道无处不在”的思想更加具体，为早期的思想赋予了民族的内容，政治的内容。
儒家所代表的“道”在空间上无处不在，在时间上也是永不停息的，因此，文天祥在试卷上还写道：“天地以此道而不息，圣人亦以此道而不息。”具体到后来的民族国家危机上，那种舍生求义的牺牲精神也是生生不息，流传不断的。他认为，对于道的坚持，就是要以“不息”的心态去履行，“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
正是这种空间上无处不在，时间上古今无时不存的思想，让文天祥有一种长远的历史观念。他对于气节、正气的坚持，不仅是当时必须的，也是未来必须的。《过零丁洋》的最后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么一句，他认为不仅对当时要有一个交代，也要对未来有交代，这就是一颗“不息”的心。虽然文天祥已经逝去将近八百年，但这颗“心”似乎仍在跳动着。
中国古代读书人有一个为人的标准，不仅要看当时，还要留意将来的历史评价，有大历史观，才有人格。文天祥后来就义的种种表现，以及那些慷慨激昂的诗文，其实在当初的试卷里就有了雏形，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英雄是如何成长的。
文章来源：《科举文化》第二十期
作者：马学仁，南京地方志学者。
致谢：“中华文氏宗亲网”文四海
【荐坪文氏感言】
丹心照我：天祥公后裔的感言
作为天祥公的后裔，阅读此文，恍若推开一扇沉重的家族之门。门内，并非泛黄谱牒上的冰冷名讳，而是一位血肉饱满、思想奔流的先人，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走来。此文于我，不仅是一段史实的梳理，更是一次跨越八百年的精神返乡。
文中详述的早年经历，于我尤为亲切。我曾无数次想象，那位“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的年轻状元，在吉州“文章节义之乡”的山水与书声中成长的模样。父亲文仪公“滞学守固，化学来新”的教导，不仅是家学渊源，更似一条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精神溪涧——它告诫子孙，读书绝非寻章摘句的功利之途，而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终身叩问。白鹭洲书院（原文“白露书院”）的自由学风，欧阳守道先生的熏染，特别是先祖“某青原白鹭书生耳”的自况，让我明白，他巍峨形象的根基，正是故乡风土与儒家“明道”教育的深厚积淀。这份积淀，让“道”不再是玄虚的理念，而是可感可触的乡土精魂。
殿试对策中“法天不息”的煌煌之论，今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我仿佛能看到那位二十一岁的青年，以“不息”为剑，直指民生困苦、士风浮靡、国力羸弱的时弊。文中点出，他早期思想中“道无处不在”的宇宙观，在国破家亡的巨变中，具体化为充塞天地的“正气”与对民族国家的忠贞。这揭示了一个关键：天祥公的气节，并非凭空而来的刚烈，而是其“不息”之道在历史危机时刻的必然选择与最高完成。他将对永恒“天道”的信仰，转化为在具体时空中“行不息之道”的坚毅实践。于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便不是一句悲壮的遗言，而是其“大历史观”的逻辑终点——将个人的生命瞬间，投入“道”的永恒不息之流中，从而获得不朽。
这让我深思，作为后裔，我们所承继的究竟是什么？并非虚名，甚至不完全是那份“忠烈”的荣光。更重要的，或许是那份“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的精神姿态。是在任何时代，对真理与正义的不懈探求与持守；是在面对任何困厄时，那份源自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的从容与坚定。他的“丹心”，照亮的不仅是史册，更是后世每一个“读圣贤书”者当行之路。
今日世界，物质丰裕而价值多元，较之宋末的“辛苦遭逢”，挑战的形式已然不同，但个体如何安身立命、何以面对历史与未来的叩问，并无二致。天祥公用他的生命诠释了，真正的“不朽”，在于将个人命运融入一种高于个人的、不息的道义之中。
掩卷长思，先祖的形象愈发清晰。他不仅是一位高悬于庙堂的偶像，更是一位将极高远的“天道”与极具体的“人道”打成一片的行者。作为后人，我辈或许难以企及他高度的万一，但“不息”的精神火种，依然在我们血脉中潜燃。这火种，是迷茫时的灯火，是妥协时的钟磬，是让我们在平凡生活中，依然能仰望“汗青”并自问“所学何事”的内在力量。
丹心千古，其光不息；遗泽深远，我辈惕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