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气心知,性之实体”,解释这一内容并作出评价。
人民大学(2022) 801
“血气心知,性之实体”是清代启蒙思想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的核心人性论命题,是其以气本论为基础,批判宋明理学人性二元论、重建儒家自然人性论的理论核心。
戴震提出这一命题,直接针对的是程朱理学“性即理”以及“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核心观点。宋明理学认为,“义理之性”是纯粹至善的天理禀赋,是人性的本质;而“气质之性”是人的生理欲望与物质形体,是导致人性恶的根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将人的感性欲求与道德理性对立起来。戴震坚决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人性论,认为人性并非悬空的天理,而是有具体的物质与精神内容的实在存在,“血气心知”的统一,便是人性的真实本体,即“性之实体”。
要准确理解这一命题,需分别厘清“血气”、“心知”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
所谓“血气”,指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形体、生命机能与感性欲求——包括口腹之欲、声色之好、冷暖之求、男女之愿等自然生理需求,是人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与生俱来、不可剥离的。戴震强调,血气并非恶的根源,而是人性的自然体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合理的感性欲求本身符合人性之本然。
所谓“心知”,则是人的知觉、思维、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是“血气”所蕴含的灵明之处,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戴震指出,“心知者,气之精爽也”,心知依附于血气而存在,不能脱离物质形体而悬空独立;同时,心知的作用的是“辨其理也”,即辨别事物的条理、判断行为的是非,节制感性欲求,使之合乎“必然之则”。在戴震看来,血气与心知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血气是心知的载体,没有血气,心知便无从依托;心知是血气的灵明发用,没有心知,血气便只是单纯的生理本能,无法体现人性的价值。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人性的真实内容,这便是“性之实体”的核心内涵。
戴震以“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为基础,进一步提出“理在欲中,而非理在欲外”的核心主张,完善了其人性论体系。他认为,所谓“理”,并非悬空的天理,而是“存乎血气心知之中”,是心知对感性欲求的合理节制与规范,是“情之不爽失”——即满足自身欲求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欲求,“以情挈情”,实现人我共生。这一主张彻底打破了理学“理欲对立”的谬误,肯定了人的感性欲求的合理性,为批判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残酷性提供了坚实的哲学依据。从思想渊源来看,戴震的这一命题并非凭空创造,而是继承了儒家自然人性论的传统(如荀子的自然人性论、王充的气本论人性论),同时吸纳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重现实、反空疏”的精神,将气本论与人性论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启蒙色彩的人性理论。
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解构了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坚持气一元论的立场,将人性视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使人性论摆脱了悬空的思辨,回归现实人生;二是肯定人的感性欲求的合理性,反对理学的禁欲主义,彰显了对人的尊重,具有鲜明的启蒙精神;三是重新诠释了儒家“性善论”,将性善理解为心知的辨别能力与节制能力,使人性论更具经验性与现实品格。当然,戴震的这一思想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他虽然批判了宋明理学的谬误,但仍未能突破传统儒学的框架,其人性论仍属于抽象的人性论,未能看到人性的社会历史性与阶级性;同时,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道德与哲学层面,未能提出具体的社会制度变革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体现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时代与阶级局限。
总体而言,“血气心知,性之实体”这一命题,是戴震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创新与发展。它既坚守了儒家人性论的核心立场,又突破了宋明理学的思想桎梏,将人性回归到现实的生命存在,肯定了人的感性欲求与理性能力的统一,是对理学禁欲主义的有力反拨,开启了近代启蒙人性论的先声。这一命题不仅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人性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重现实、尊人性”的精神,对后世的思想启蒙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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