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初二复读的这一年，是我少年命运里至关重要的一道分水岭。它不光让我的成绩重回高位，更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做回了自己。自信的少年，永远是最帅的少年。
彼时家中光景依旧清贫，甚至比往日更加捉襟见肘。地里的收成还是不好，哥哥远在济南，学费、生活费是一笔沉重的开销。为了供我们兄弟俩同时念书，家里早已开始举债。可就在这样的境况下，我却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一套铺盖——母亲为哥哥缝了全新的被褥让他带去济南，我和哥哥共用的那套旧铺盖，就归了我。旧被褥带着旧时光的气息，算不上柔软暖和，却是实实在在属于我的一份安顿。如今想来，滋味复杂难言。
新班主任是王涛，教英语，也是我初三的班主任。他黑瘦高挑，脊背微驼，架一副辨识度很高的眼镜，课余总爱抱着篮球，奔跑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他刚送走毕业班——把哥哥成功送进了中专——回头来接初二，恰巧接了我所在的班。
哥哥的出众，早在他心底埋下了极高的期许；这份期许，自然而然落到了我头上。开学第一天，他直接委任我同时担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那时我还不是团员，因为只有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才有资格入团，他却把一张入团申请表直接塞进我手里，催我填写好了以后，直接拿走入档。我就这样“火线入团”，成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还是团支部书记。
班主任亲自教英语，对我实在是难得的幸事。当初选择复读，最要紧的目标就是拿下英语这块拖垮总分的短板。有王涛老师紧盯不放的悉心教导，我的英语进步神速，那道曾经不可逾越的关口，被一点点打通了。
记忆里，王涛老师还有一幕格外鲜活，久久难忘。每到收学杂费的时候，教室里总能听见他恳切又带着几分嘶吼的声音，一遍遍叮嘱：请把钱放进左边上衣口袋，贴心口捂紧了，捂热了再交给我——这不是钱，这是你爸妈的血汗！他不厌其烦、语重心长的一遍遍告诉台下一众穷苦人家的孩子：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都是父母拿血汗换的，家里供一个孩子读书，何其艰难。时隔多年再回味，才更深切读懂那一代乡村教师滚烫的责任心。教书育人，倾尽心力，几乎不求半点回报。
教数学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衣着永远体面干净，容貌姣好，性情却极为严厉。据说她教过哥哥和堂姐，知道我们一家人的底子。开学没多久，她把我叫进办公室，话说得直截了当：“我不信一个有数学脑子的孩子学不好英语，说白了，就是懒。”她挥着手里的教鞭，眼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甚至当着班主任王涛的面说：再学不好英语就是欠揍，就得狠狠地打——她就不信，有数学悟性的人拿不下英语。她素来少有笑脸，看似咄咄逼人，心底待我，实则十分关照。
远在济南的哥哥，也给我写来一封信。信没有寄回家里，直接寄到学校，交到我手上。信里没有兄长般的训诫，也没有诉说家里的难处和父母的不易，只向我描绘了外面那个广阔精彩的世界，告诉我：城市里是真的好，想改写命运，唯一的出路是读书，走出大山，告别这片泥土；否则，就只能像父辈一样，终年在土地里刨食，困守贫穷。还说，过年回来的时候，他会给我带一条领带，说城里人体面，穿西装都扎领带，像电影里一样，非常漂亮。
后来，他真给我带回了一条深红色的领带，而且质地不错。那不仅是我人生的第一条领带，更是哥哥从本就非常拮据的生活费里硬省下来的一份爱和鼓励，是催我奋进的皮鞭与向往。这条领带至今还存放在我的衣橱里，是我众多领带中最美的那一条。
我没有辜负亲人和老师们的期望。复读后的第一次校考，我一举拿下总分第三名，捧回一枚铜牌。自那次起，我的成绩稳稳扎在全校前三的行列——只是始终差一口气，从未登顶。即便如此，借着哥哥、堂姐先前留下的好口碑，我很快成了学校乃至乡里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他家孩子就是聪明”、“这孩子必定有出息”等等之类的话，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一点点重塑着我的自信。
物理老师体态丰腴。她丈夫是镇上三级批发站的经理，在物资尚不宽裕的年代，这样的家境称得上十分优渥。她的儿子叫小斌，生得胖乎乎的，一身蛮力，掰手腕几乎横扫全校无敌手，只是天性调皮顽劣，很难管束。等我的成绩稳住之后，物理老师特意安排我和她儿子同班同桌，盼着我能给他树个好榜样。也因这份托付，她对我的要求近乎严苛，时常叫我到她家里，和小斌一起补课，单独开小灶。
我和小斌谁也不服谁，暗暗较劲，又在较劲里互相推着往前走。他底子并不差，可成绩总稍稍落在我后面。少年人就是纯粹，激烈的比拼没有生出隔阂，反倒让我们成了整个初中最要好的朋友。后来他考上中专，去了上海海运学校；我升入高中，冲刺大学。每到暑假，我们照旧约在一起玩，我会给他带妈妈晒的地瓜铺，他则会给我带一些需要花钱买的那种零食、用品。
有一幕，时隔多年仍清晰如昨。一个早自习，物理老师穿了一件黑色貂皮大衣，径直坐在讲台的桌子上，整个人几乎埋进大衣里，活脱脱一只大狗熊。在那个年代，一件貂皮大衣是极稀罕贵重的物件，一眼便知她家底子不俗。底下的小斌侧过头，捂着嘴，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你看她像不像个大狗熊？”那话里有调侃，更有自豪——是对家境的自信。话音刚落，我们俩埋着头，拼命压抑，偷偷地、憋不住地笑，大气不敢多出一声，生怕讲台上的她察觉。
那时候中学的节奏松弛得多，跟如今重压之下的学生完全是两回事。下午第三节课后，大家可以自由去操场跑步、打球，没有铺天盖地的习题挤占所有时光，全凭自觉的孩子自我加压。我几乎没怎么自觉过——每到这时候，都是和小斌满校园追逐打闹，照样是个活跃分子。现在想来，也许这就是我始终拿不了第一的原因。
体育课照常上，一年一度的校运动会更是全校的盛大节日。运动会期间，我是班里写广播稿的主力。稿子写好，自有同学负责送到广播站，只要审核通过，经大喇叭一念，就能给班级加分。我文思泉涌，一篇接一篇不停地写，源源不断往广播站送。听着大喇叭一遍遍念出我的名字、我写的激扬文字，满身的自豪。小斌则和其他同学一起，负责买冰棍、汽水，做我的后勤保障。至今回想，仍是一段有趣的少年往事。
那段日子，读书于我并不吃力，甚至算不上刻苦。各科原本底子就好，复读一年又打磨得更扎实，英语短板一补齐，名列前茅便水到渠成。丢掉的自信一点点回来，开朗的性格也重新建立了起来，身边的朋友也多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学会了抽烟。
小斌的父亲在三级批发站任职，常能拿到一些零散的香烟。起初纯粹是少年的虚荣，想模仿电视里那样，装出一副很酷的模样，不料一来二去，染上了烟瘾。这个坏习惯一路跟着我，直到今天。
年少气盛的我们，还爱一同出去打抱不平。我常摆出大哥的做派，小斌做跟班。有意思的是，每当我们卷入争执，学校总是先入为主地偏袒我们——成绩这么好的学生，断不会主动惹是生非，一定是差生挑衅。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有几次冲突，源头就是我们。
那个年代校园管理松，校外的社会青年可以随便进出校门，常在校内打架滋事、欺负弱小。不知是被周遭这股躁动浸染了，还是身处复杂环境的本能自保，我虽然成绩拔尖，却从来不是一个温顺乖巧的学生。学校里那些顽劣的学生，乃至常进校闹事的社会混混，都不会轻易来找我们俩的麻烦。
回望这一年，它不单把我的成绩拉回高位，更重要的是，修复了我受挫的自信，重建了我的开朗与活泼。
彼时哥哥已远赴济南，再没有人时时护在我身前，我终于做回了真实完整的自己。我还常常以大哥自居，护着堂弟——那个已经读初一的儿时玩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