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降噪耳机，周围的嘈杂便悄然退去，真正需要的声音清晰起来。降噪的智慧，在于主动滤去杂音，而非拒绝一切声响。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以“说‘降噪’”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拿到这道题的时候，我戴上了降噪耳机。世界在“叮”的一声之后，沉寂了下来。也好，就戴着它想。
材料由两句话构成：第一句描述现象，第二句给出论断。材料中“降噪不是拒绝一切声响”，换言之，“降噪”不是“静音”或者“消音”，它是“滤去杂音”，而非“拒绝声音”。不少人往下又推了一步，也就是把“杂音”换成了“浮躁”“诱惑”“喧嚣”：拒绝浮躁、屏蔽诱惑、远离喧嚣。这种伪政治正确的话其实很空，核心在于：对所谓的“噪”，也就是“杂音”，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既然没弄清“杂音”是什么，我们滤掉的就不是声音，更像是一种情绪。这样的文章，是不具备说服力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问：到底该如何定义“杂音”？
因为这则材料的合理性建立在一个未经我们审视的动作上：把声音分成“嘈杂”和“真正需要的”。这个分类的背后笼罩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当你说某种声音是噪音的时候，你已经同时宣布了另外某种声音是信号，为我们需要。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贾克·阿达利有一本书，名字叫《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他在这本书中试图阐明音乐如何反映权力结构、资本运作和社会秩序，以及音乐史如何预示新的社会形态。阿达利在这本书中指出，噪音从来不是一个声学事实，而是一个权力事实——所谓噪音，就是“被某个共同体判定为干扰、必须予以清除或规训的声音”。谁掌握了对噪音的命名权，谁就掌握了对可听之物的边界。想到这里，再想想陪伴在我们身边的降噪耳机。它就像一副小型法庭，而法庭背后的裁决者，就是我们自己。
生活里的“降噪”，比戴上或摘下耳机这一动作复杂得多。一个人退出了所有群聊，卸载了短视频App，只读经典、只听高分播客、只关注行业前沿、成功人士……这当然是主动滤去杂音，但被滤掉的朋友的牢骚、长辈转发的养生文章、地铁口争吵的声音，它们真的是杂音吗？社会学家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以所谓“降噪”的名义，把那些没有信息增量、却有伦理重量的人声，从自己的听觉世界里删除了。这时再看“降噪耳机”，它更像一种隐喻，这种隐喻里隐藏着一种沉默的暴政：我们过滤的权力越大，世界剩下的声音就越像自己的回声。
到最后的最后，算法滤去了我们不爱听的，我们又替自己滤去了不想听的。耳机里，只剩下那些与我们同频的声波——当你以为保住了“真正需要的声音”，其实只是把“需要”换成了“愿意”。
高考语文第2192天：百年之后，怎样重读福柯？前几天，在纪念福柯的文章中，我们提过韩炳哲的观点。他在《他者的消失》中认为：当代社会不再以禁止的方式实施统治，而是以肯定的方式——它不断清除一切否定性、一切异质的声音，让主体浸泡在自我的回响里；没有了他者的抵抗，人反而在无限的同义反复中枯竭。以“降噪”为名的听觉洁癖，恰是这种现象在我们听觉领域的复现。
那么，懂了“杂音”的定义，那个“声音”就清晰了吗？不能。从“滤去杂音”到“声音清晰”，中间还需要补条件。前面说的被我们清除的声音都是站在外面客观角度理解的。可“清晰”是戴着耳机的那个人自己的感受。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被考虑进来：一个人自己内心的嘈杂。换言之，就算外在物理环境绝对安静，他听见的仍是自己的杂念。这便是主观角度的“杂音”。老子所谓的“五音令人耳聋”，聋人的耳朵是好的，聋的是被过度刺激填满的那颗心。
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外界的声音我们就算删得掉大部分，删不掉全部——你总要去上学，总要去上班，总要在这个社会上接触不同的人……你唯一能彻底治理的声源，就是自己心里那个不停评价、不停比较的发声器。或许降噪耳机是一个外置的、廉价的降噪方案；内心的定力，才是降噪的最终形态。
我在课上讲过以赛亚·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拒绝外界声响，是消极自由的形态。而通过调度注意力主动降噪的人则是把积极自由的践行者——在嘈杂的大厅里读得进书，在寂静的书房里也可能心猿意马。就像最近不少同学做过的那首诗中的句子：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中的“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到这时，你可以说：我得以自由。
降噪，让真正需要的声音清晰起来。到这里，我们明白：“降噪”从来不是目的，而是倾听的预备动作。一个人降噪降得再彻底，如果不为任何声音敞开自己，那他依然是自闭的。所以，“降噪”的完成，不在“过滤”的那一刻，而在“听见”的那一刻：听见父母唠叨里的恐惧与顾虑，听见一封信背后没有说出的话……
最后，我想说：能“降噪”的人，未必是好的听众；但好的听众，一定学会了“降噪”。
现在，摘下降噪耳机吧。在摘下来的那一瞬间，世界会重新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