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9日，历时三天的高考终于结束了。我没有坐学校的包车回去，而是找到了在县中的哥哥。哥哥和我同届，我们一直同班至初中毕业，他是全校唯一考取县中的，我留在了原校。当天下午考政治和生物两门课，五点半才结束，已经赶不上回家的长途车了。他宿舍里几个离家近的同学都骑车回去了，我们就在这空荡荡的宿舍美美地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我帮哥哥一起笃悠悠地收拾完他高中三年的所有物品。我们拎着大包小包，悠闲地穿过县城的大街小巷，来到西郊的长途汽车站。临近中午，我们才回到余西镇。
下午，同学党旗来到我家，邀请我们兄弟俩去他家玩几天，我俩欣然应允。第二天我们三人骑车来到他的家乡白龙庙。此后几天我们谁也没谈考试情况，除了玩遍了白龙庙的田间地头，便是和党旗的父亲一起喝酒吹牛，晚上一起扛着长凳去公社广场看露天电影。
三天后，我们回到了家里，也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们开始认真地回忆每一道考题，并估算总分，父亲不时过来指指点点。整体来看，哥哥发挥正常，我发挥欠佳，尤其我最有优势的数学没考好。我的第一批第一志愿是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由于这个专业是省内知名高校的王牌专业，往年的分数线一直很高。虽然第一批重点大学有三个志愿，但是一旦录取不了第一志愿，大概率会滑到第二批普通本科的第一志愿——上海电力学院。哥哥安慰我说，那也是一所好学校。
就这样，我在忐忑中又熬过了半个多月。分数终于出来了，学校通知所有考生去拿分数条。总分比估分要高10分，不过第一志愿估计还是没戏。没过多久，学校负责人告诉我，由于特殊原因，今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整体缩减，尤其重点高校的招生计划大幅减少，原志愿表作废，所有上线的考生需要重新填报志愿。顿时我心中暗喜。
我刚要离开教务处办公室时，数学老师陆炜看到了我，走过来对我说：“祖怡，这次总分没考出高分啊。”我不好意思地说：“是啊，尤其数学没考出自己的水平来。”陆老师是我高一时的数学老师，高二文理分科后他就不再教我了，不过他一直很关心我。之前我也一直没让陆老师失望过。高二以后，我参加过县、市、全国的数学竞赛，都是全县第一。可最后临门一脚，我却让他失望了。
回到家后，哥哥也从学校回来了。不出所料，他总分比我高5分。我全国数学联赛获奖，投档时有10分的加分。可以说，我们俩不分伯仲。
填报两次高考志愿，是史无前例的。分数出来后填报志愿，也是大家都没有经验可循的。父亲如临大敌，比两个月前第一次填报志愿时候审慎多了。他搬出了一堆早先到处写信要来的招生简章。父亲平时经常读报。他说，6月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动经济制裁，中央也刚刚下发文件，又要砍掉一大批楼堂馆所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看来不能填报建筑类专业了。另外，他自己从事机械行业，深知当时的行业现状，机械类专业也不能填报。那么工科类专业中，我们主要考虑电气和电子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便出发去寻访他的旧友。其中有一位是南通无线电厂的总工程师，他说他女儿在华能电厂刚参加工作，工资比他还高。父亲再次得出的结论是不要报弱电，要报强电。于是他建议我第一志愿填西安交通大学的电力专业。但奇怪的是，该校往年都按专业招生，今年的招生计划上却写着“电气工程”。从往年的招生简章中我们得知，该校电气工程是一个系，共有7个专业，将来录取后不见得能被分到电力专业。我们仨讨论后决定先报了再说，赌一把。
我们俩很想报考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个专业，再次成为同班同学。但是外省重点大学在江苏的招生名额很少，有的专业只有两三个，这很可能出现兄弟俩相互竞争的情况。另外，父亲一直强调兄弟俩尽量不要乘坐同一交通工具。我们俩只能放弃这个想法。最后，哥哥决定第一志愿不改学校，仍然是天津大学，专业填电力专业。父亲很满意：一是，毕业后兄弟俩可以成为同行，能够相互帮衬；二是，去天津和西安，大部分路线不在同一条铁路线上。
哥哥的学校是重点中学，老师们填报志愿的经验很丰富，各种信息也比较多。于是哥哥回到学校去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哥哥正准备落笔填写“天津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语文老师正好走了过来，他说：“环境工程专业不错，以后能进环保局。”哥哥一听，便贸然填上了环境工程专业。上大学后，我们才知道，天津大学的环境工程专业其实是土木工程系的给排水专业改名的，而非当初语文老师所认为的环境保护专业。
虽然我改填了志愿，但是西安交通大学往年的分数也不低，我填的电气工程专业也是这个学校的好专业，我心里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就这样又过去了半个月。有一天哥哥接到学校通知，他被天津大学录取了。哥哥高高兴兴地去县城拿回了录取通知书。哥哥所在的县中往年的录取率在70%左右。虽然那年特殊，但上线率也有48%，所以录取通知书统一邮寄到学校。而我在一所普通中学，每年的录取率很低。今年上线的，包括中专、体校，仅仅7人，所以录取通知书邮寄到家里。
过了一天，没有消息，我又开始忐忑起来了。又过了一天，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的忐忑已经变成了忧虑。哥哥又开始安慰我说，大不了去上海电力学院。又过了一天（8月19日），午后我们俩坐在老屋的八仙桌上和邻居毛桃聊天，突然外面响起一阵自行车铃铛的声音，紧跟着一个声音从屋外传来：“快来拿信。”我从桌子上一跃而起，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屋外。只见镇上的邮差小王，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递给我的一霎那，我就看见了信封右下角那鲜艳的毛体书法“西安交通大学”。还没等我拆开信封，哥哥和毛桃已经围了上来。抽出录取通知书，看清楚果然是“电气工程系”。那一刻，我们兄弟俩欢欣雀跃。没过多久，正在屋后拾掇黄瓜藤的奶奶也赶了过来，听闻这个喜讯，十分欣喜。傍晚时分，爷爷、父亲、母亲才陆续回家……
第二天，父亲迫不及待地给上海的惠余伯伯拍去电报。父亲是独子，惠余伯伯是他舅舅的儿子，比他大四岁。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胜过亲兄弟。惠余伯伯回电报：“务必自沪出发。”
九月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到南通端平桥市场精心挑选了两只皮箱。母亲说北方冷，需要两床被褥。她准备了一条盖被、一条垫被、各季衣服和日用品邮寄到学校。再准备了一条盖被、一条垫被和少量换洗衣服，用一块大布包着让我们随身携带，以备包裹尚未寄到。
出发那天，全家人凌晨四点多就起来了。年逾八旬的爷爷奶奶也早早地过来送我们。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送了，快回去继续休息。”奶奶说：“这是三十年来我们家最大的事情。”
爷爷早年在南通师范求学，得到过张謇先生亲自指点，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先后在上海、常州、南通等地的中学任教。1958年，爷爷受到运动冲击后回到了余西，全家因此成为了农民。此后爷爷辗转多地代课三十余年，收入微薄，时有时无。1962年，成绩优秀的父亲因属“地富反坏右”子女，“不宜录取”。只能四处打工谋生。奶奶盼着这一天已经盼了整整三十一年。
早上六点整，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先从余西乘长途车到南通，再从南通乘江轮至上海，一路摸到惠余伯伯家。伯伯一家四口住在延安东路一个大杂院的二楼，板木结构的房屋，不大但十分温馨。第二天，伯伯和父亲一起把我们送到上海火车站。在父亲和伯伯那充满期许的眼神中，我们先后登上了北上和西出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