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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级校友、传记作家李辉，在《复旦四号楼“七七一一”走过来》一文中，对“新三届”高考政审有一段精准而深刻的观察：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民歧视”的桎梏曾笼罩千万家庭。无数青年因父辈背负“地、富、反、坏、右”身份，被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庞大群体在升学、参军、就业等人生关键节点，长期遭受显性的政治歧视。文革期间的工农兵推荐入学制度，更将这类子弟基本隔绝于高等教育之外，几乎剥夺了他们平等求学的权利。
1977年高考恢复，持续多年的“公民歧视”迎来终结曙光。尽管彼时部分地区仍残留极左惯性，固守旧政审标准，致使少数高分优才遗憾落榜、抱憾终身，但全国大势已然转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终于得以走进考场、凭分录取。
从时代进程看，恢复高考打破出身枷锁、终结身份歧视，是新时代来临的先声。紧随其后的是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皆以此为重要铺垫。某种意义上，政审松绑、唯才是举的变革，与半年后开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有着同等厚重的历史价值。1977至1979年高考带来的突破与革新，为80年代的社会复苏与时代腾飞筑牢了根基。
我作为亲历77、78、79三年高考的“新三届”一员，对当年招生政策、政审尺度的变迁与实际运作情况，有着近距离的观察。
彼时中央政策已然明确：高考录取重在个人政治表现、重在文化考试成绩，不再唯家庭出身论高低。但政审制度并未废止，在新旧交替之际，各地、各校、各经办人员的执行尺度极不均衡，形成了“乍暖还寒”“厚此薄彼”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弹性政审”。
也正因这份弹性，新三届出现诸多反差极大的人生际遇：有人背负复杂家世、在旧标准下本是“政审困难户”，却被顶尖名校录取；有人成绩远超重点线、个人履历清白，却因基层经办者的偏见与私心，被名校拒之门外，最终屈身普通院校，甚至无缘高校。
我的工友胡平，是文革后期闻名江西的青年诗人。1977年恢复高考，赣地考生中间一种说法甚嚣尘上：全省若仅录两名文科生，必为胡平与熊光炯。
这一说法，仅对了一半：胡平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与李辉居同一寝室；熊光炯把作文写成了诗歌题材，迟了半年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78级，执掌北大知名学生刊物《未名湖》。
胡平本是“政审困难户”：其父1957年被划为右派，本人1968年被网罗进“反X救国军”大案，被认为是二号人物、参谋长。
可这些“敏感”问题没有对他跨进复旦构成障碍。一些朋友分析，与其说是复旦惜才如金、高抬贵手，不如说是胡平平时广结善缘，没有树敌，厂领导惜才，没有在他的政审表上透露任何可能使复旦产生犹疑的信息。远在上海的复旦不可能为了一个考生的取舍内查外调，只能采信厂里的政审结论。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1978年参加安徽高考，成绩优异。但他对自己的政审却有点担心：因为父母虽是人民教师，祖父的成分却比较“高”。那时解放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农村还有着七种“阶级成分”。出人意外的是，他却被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录取。一纸通知书其实前几天就由县教育局转寄到了区里。区里分管文教的刘副书记接收了。她虽明知是录取通知书，但还是禁不住以区委副书记的身份拆开检查。检查之后，便扔进抽屉，并且愤愤不平地对人说：“我们夫妻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这样的部队院校，不要我的儿子，却要地主的孙子？”
幸运的是，这位副书记没有把事情做绝。或许是良心发现，或许是担心事情败露影响仕途，在不算太迟的时候把录取通知书交到了王彬彬手中。
与幸运者相对，新三届考生中，也不乏被政审卡住、没有录取到名校甚至落选的遗憾案例。
1977年江西考生陈芬儿天赋异禀、答卷出色，成绩达到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标准。可因家庭背景存在复杂历史问题，政审环节受阻，无缘高校，勉强被江西省卫生学校录取。
陈芬儿以后的故事颇为励志，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化工领域的领军学者，江西师范大学现任校长。
余乃明是1978年广东省理科状元，北大、中山大学等顶尖名校的大门，本应为他敞开。可他因家庭历史问题，遭遇基层政审卡死，一众重点高校皆心存顾虑、不敢录取。走投无路之下，唯有华南师范大学惜才为本，顶住政治压力，将这位全省状元揽入怀中。北大不录取他的详情，不得而知，不便揣测。
对“中山大学因为政审问题而不敢录取余乃明”的说法，我难以苟同。并非我作为中大校友有维护母校声誉的责任，而是因为中大中文系当年就录取了“政审特困户”林英男；中大没有理由“厚此薄彼”。
《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33期，刊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78级校友林英男的自述《我的帽子与高考》。
1977年他参加了高考，成绩优异却被政审卡住。半年之后，他头顶家庭四顶政治帽子，再一次走进考场。
第一顶为“右派”。父亲1957年因向校领导提意见，被划为右派，远赴青海长期劳教，九死一生。
第二顶为“地主”。祖父身为宗族族长、代管祠堂公田公益租谷，被划定为“管公堂地主”，数十年挨批游街、扫地受辱。
第三项为“叛徒”。母亲曾为地下党员，单线联络的上级失联失踪，无法证明身份，文革中被定为叛徒。
第四项为“现行反革命”。兄长因正义抗争，卷入运动风波，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含冤离世。
一门四冤，四重枷锁，在当年属于极端负面的政审履历。
吸取77级落榜的教训，1978年林英男绕开刻意打压他的公社，直接到县教育局报名，并取得了揭阳全县高考文科状元的佳绩。
县教育局的政策水平、人情温度显然高于公社，招生经办人员宅心仁厚，在他的政审鉴定中避开所有负面表达，仅一句客观陈述：“该生户口于一九七六年迁移至X公社，未在本地居住。”
一句客观陈述，攻守兼备，体现了新旧交替年代基层最大的善意与成全。
正是这一份宽厚的政审结论，让中山大学毫无迟疑，录取了这位背负满门冤屈的才子。
林英男学长的政审经历，足以澄清历史真相：母校中大既有接纳头顶四顶政治帽子、家世极其复杂的县状元考生的胸襟和魄力，绝对无理由忌惮省状元考生的家庭政治问题。
综上所述，庶几可以接近新三届政审的核心症结：名校录取的卡点，一般不在于高校的宽严，而在于基层对政审标准理解的偏颇。政审的“厚此薄彼”“冷暖不匀”，源头不在于自上而下的统一条文，而往往取决于直接经办者的自由心证。
政审的松紧、宽严、成败，不是一纸政策条文所能完全规范，更多藏在基层经办人一念之间的良知、格局，抑或偏见与私心。
这种“一念定前程”的政审弹性，早在高考政审最严苛的1965年，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江西师院附中校友李晃生，当年高考成绩为全省文科前三名，他在政审上却遇到了麻烦。他根据父亲解放前曾在社会上做事、当过银行职员和学校教师的情况，拟将家庭成分填写为“职员”，可负责政审的老师却要求他在“职员”前面加上一个“伪”字。
其逻辑是：国民党政府就是伪政府，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人只要没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社会上担任任何公职，都必须冠之以“伪”。
李晃生含泪屈从于这一逻辑，不得不将家庭成分填写为“伪职员”。一字之差，重逾千斤，彻底隔绝了所有名校的通道。最终唯有其父任教的江西师院，以照顾教职员工家属的名义勉强收纳。
在任何政治环境下，都不会完全失去高抬贵手与人为善的空间。其实，这个“伪”字可填可不填，可严可宽。填之不为错，不填也无过，端看负责政审的老师是否宅心仁厚、与人为善。
同理可解余乃明与林英男的命运反差：同一年代、同一政策，揭阳县教育局经办人员宅心仁厚、惜才放行，成全了林英男走进中大；而余乃明属地的政审经办者教条苛刻、不肯宽宥，揪住旧账不放，最终阻断了他的名校之路。无他，政策一致，人心不同；条文相同，取舍各异。
我自己的政审经历，也可以为此作证。我属于“红二代、黑三代”。父母皆是解放前投身革命的老干部，祖父却背负地主、历史反革命的“黑”身份。放在1979年的政审体系中，我的家庭出身存在两种合规填法：既可填报为正面的“革命干部家庭”，亦可填报为负面的“地主、历史反革命家庭”。
对我的家庭出身情况心知肚明的单位负责人，对我选填了前者，没有表示异议，欣然盖章，成全了我政审过关。
倘若我不幸遇上一位心态偏执、仍困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迷雾之中的经办人，倘若我的政审不是在风气渐开的县城办理，而是落在春风步履蹒跚的乡野，多半会被要求“如实”填报后者。
观察新三届高考政审百态，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恢复高考后的时代春风，终结了制度化的出身歧视，确立了唯才是举的时代大势。但新旧交替之际乍暖还寒的转型年代，政策有明文、人心有温差，制度有新规、执尺有私心。
政审从来不是刻板冰冷的统一标准，而是藏在基层经办者一念之间的宽厚与苛责、良知与偏见、成全与刁难。
新三届人的命运殊途，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句话：有人得人成全、高抬贵手；有人遭人刁难、举步维艰。
这或许便是新三届高考政审最真实、最鲜活，也最耐人回味的时代底色。
【作者简介】王克林，1954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68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靖安县分校半农半读；1971年在江西靖安农机厂锻工车间务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79级；1983年在南昌大学中文系任教；1994年后在广东中山市党政机关工作。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