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第736天：鲁迅逝世86周年 | 《在酒楼上》赏读（四）
今天十月十九日。九十年了。1936年的今天，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去世，五十五岁。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可以作为鲁迅生命的另一个起点，它不仅是鲁迅写下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从某种程度上说，更轰毁了他过去对政治的经验。在此之前，无论是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乃至后来的一系列风潮，即使盘踞北京的军阀政府何等黩武恣睢，也不敢采取如此血腥的方式，以枪弹武力清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局与知识精英之间达成了一种不使用血腥暴力的默契。但“三一八”惨案却彻底撕毁了这一默契，公开的血腥屠杀让知识精英不得不直面肆无忌惮的政治暴力。
8月27日，鲁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厦门。在临行前，他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了离京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在演讲中，鲁迅特别提到他曾翻译过的一本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书中的主人公绥惠略夫“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尽管鲁迅表示“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但他却借这位破坏一切的复仇者，埋下了一颗种子，在演讲的结尾，鲁迅仿佛先知一般，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鲁迅最大的悲哀在于，他那些寄托寓意的小说，最后常常成了未来惨淡的预言，那些启发鲁迅写下小说的历史旧事，一次又一次在未来重演。当时在广州的日本记者山上正义在清党事变的一个月后前去拜访鲁迅，在鲁迅住所的窗外，他看到了一幕活剧：“刚好有一群工会的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小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街上经过”。鲁迅目视着这支热闹的队列走过，山上听到鲁迅以一种“令人感到冰冷、阴暗和近乎绝望”的声音说道：
“真不知耻！直到昨日还在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四处搜捕共产主义一派的工人。”
这或许才是鲁迅最深的绝望，在经历了如此一番惨烈而沸腾的刺杀/革命后，旧的世界几乎没有丝毫撼动，旧的事物只是换上了一层新的外衣，却连面孔也懒得改变，唯一失去的，只有那甘愿牺牲性命的革命者。
希望尽管如此渺茫，尽管看到了如此多绚烂的生命陨灭在暗夜中，尽管依然会看到屠伯们在鼓吹簇拥的车驾上得意逍遥的面孔，看到那自以为主子的奴才踩着其他奴才的垫脚石步步高升，看到跪拜在权力的扬尘前希图一沾余润的人得意扬扬的谄笑，会看到那行刑场前伸着脖子围观的看客，会看到革命者的遗体被饿狼啃噬，被铁链锁着的尸骨在泉泥中湮灭无痕。但那鼓吹车驾碾过的地方，看客们跪拜匍匐的地方，黑衣人、眉间尺这些革命者曾经站立、行走过的地方，总会生出野草来。
最后，回到一九二六年八月的那个站台。
他走的时候，北京还在。三一八的血迹冲过了，女师大成了别的地方，报纸上每天还有新的好消息。他已经四十多岁，肺病很重，行李里带着没写完的稿子。
十年后的十月十九日，他在上海去世，五十五岁。遗嘱里写“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九十年了，我们还在纪念他。这大概是他最没办法的事。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有办法：写。只要还在写，就还在场；只要还在场，就还有希望。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先存在，再谈希望。
本文引用内容：《新京报书评周刊》
鲁迅以血与火铸的剑，从未离开你我手中 | 鲁迅逝世九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