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一:司马光不肯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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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一:司马光不肯再等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一。

九百四十年前的今天,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去世。


病中的老人还在说话。

声音已经含混,句子也接不起来。听的人起初以为是梦呓,听下去,才知道他仍在讲朝廷的事。

那一年,朝廷已经准许他三日一入省,可以坐肩舆,可以让儿子扶着入对,不必再行拜礼。

能替他省的力,都省了。

可那些事,仍旧没有说完。


往前几个月,政事堂里的司马光还能动气。

苏轼又来谈役法。

谈过不止一次了。他始终不赞成这样急着撤掉免役法,恢复差役。司马光要把这件事办下去,苏轼却总能指出还有哪里不妥。

在司马光看来,道理已经很明白。

官府征免役钱,名义上是出钱雇人服役,地方上却越收越多。农家未必缺粮,却常常缺现钱。官府催得急,牛要卖,田也可能要卖。

旧日不服役的人家,如今也要出钱。这样的法,早改一天,百姓便少受一天苦。

苏轼也知道这些。

他问的是另一件事:不收钱了,重新把人叫到衙门当差,家里的田怎么办?

差役行了那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人因此破产?

一个被派去服役的农民,不熟悉公门里的规矩,落在胥吏手里,可能被随意驱使。赔累、误农,旧法留下的苦处,也都还在。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司马光问:“依你看,该怎么办?”

苏轼的意思是,沿着现有的办法改,让事情有个渐进的过程。人家已经照着这一套安排生计,骤然翻过来,未必受得住。

他用了一个比方。

如今农民种田,军人打仗,各做各的事。若忽然恢复古时兵农合一的办法,岂是一道命令就能办成的?免役之法也有相似之处,不能只看见它眼前的弊病。

司马光没有被说服。

后来,苏轼在政事堂再次提出这番意见,老人终于露出了怒色。

苏轼没有停。

“当年韩魏公征陕西义勇,您做谏官,争得那么厉害。韩公不高兴,您也不肯退。这些事,还是您亲口讲给我听的。”

话到了这里,他问:

“怎么如今您做了宰相,就不许我把话说完了?”

司马光笑了。

争论暂时有了一个可以停顿的地方。但苏轼要的那个“缓”字,仍然没有落定。


司马光已经等得太久。

在洛阳,他住了十五年。一本《资治通鉴》,从奉诏开局到完成,前后编修十九年。他翻阅旧史,比较异同,把前代君臣做过的事,一件件放回年月之中。

书成时,他在进呈的表文里写,自己已经瘦弱,眼睛昏花,牙齿也剩不下几颗。刚做过的事,转身便可能忘记。

精力,都用在了这部书上。

书完成后的第二年,神宗去世了。

他进京奔丧,卫士认出了他,百姓也认出了他。有人挤到马前,拦住去路,不肯让他回洛阳。

他们求他留下来。

留下来做宰相,救百姓。

如今,新皇帝年幼,高太皇太后肯听他的意见。那些从前讲了也不能实行的主张,终于可以付诸政令。

百姓还在等,自己却已经病了。

有人劝他不必急于更改先帝的制度,他说,有害于天下的法,应当如救火、救溺一般赶紧改掉。

救火的人,怎么能站在火场外,慢慢商议?

可是,劝他的人仍在来。


范纯仁来的时候,带来的意见也不顺耳。

范仲淹的这个儿子,同样反对过王安石。那时有人拿升官留他,他不肯;如今司马光当政,他还是不肯迁就。

差役的事,应当讲透,缓行。

先去掉过分的地方,不要一急,又给百姓添一重苦。

如果实在要改,便先在一路试行,看看究竟怎样,再推向别处。

他还提醒司马光,不必事事坚持主意出自自己。倘若执意如此,谄谀的人便会趁机迎合。

司马光仍不答应。

范纯仁把话说重了:

“如果只想讨您欢心,我年轻时去迎合王安石,岂不早就富贵了?”

劝到这里,已近于争执。

而有人没有再争。

恢复差役,定下的期限是五天。同僚都嫌仓促,知开封府的蔡京却按期办妥了所辖各县的改法,来到政事堂报告。

别人还在说难处,他已经做完了。

司马光很高兴。

“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奉行法令,还有什么办不成?

同一座政事堂里,苏轼惹他生过气,范纯仁让他难以接受,蔡京却使他看见,自己的主张终于能畅快地推行。


可政令出了京城,事情又变得纷乱。

有的地方已经派人服役,有的地方仍在雇人;有人刚被放回家,又被叫回去。办法改来改去,地方官也各有各的做法。

司马光看到了。

他要求让州县、监司把利弊报上来,不要用一州一县的情形,替天下作决定。那些彼此不同的地方,终究还得逐一斟酌。

而他的病,一日重似一日。

来看他的人见他如此瘦弱,便拿诸葛亮食少事繁的旧事相劝。

他答:“死生,命也。”

事情照做,昼夜不舍。

他又写信给吕公著,把身体托给医生,把家事托给儿子,国事交到这位同僚手里。


到了九月初一,老人终于再也说不下去了。

京城有人停下生意来吊祭,有人卖掉衣物置办祭品。送丧的人哭着,仿佛失去的是自己的亲人。

那一声声要他留下来的呼喊,终究没能把他留下。

几年以后,朝廷又要更改役法。

这一次,要恢复的是熙宁年间的办法。议论迟迟不能决,蔡京又开口了:把熙宁成法拿来施行就是,何必再议?

苏轼当年问的,百姓究竟承受哪一种苦;范纯仁当年请的,能否先在一处试试——这些话,比一道限期难以办结得多。

司马光已经听不到了。

政事堂里,催人快些的声音,却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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