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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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那些事
1982年,我参加河南省高考。某一天,赵同学飞奔到家告诉我考上了,让我到乡邮局去取通知书,他看着比我还兴奋,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祝贺和羡慕。我没有思想准备,听到喜讯后也没有“范进中举”一般的狂喜,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放松感。 那年代农村普遍贫穷,我们家的生活尤其艰难,一家七口人靠父亲一人独撑,大哥之后辍学,每天早出晚归挣四个工分,仍解决不了全家温饱问题。每年青黄不接时,总要靠借粮度日。爹面子薄,总是母亲求人,有时说好的借给,拿着篮子或袋子去了,借家又变卦了,母亲因此受了不少委屈。但母亲是要强的人,从此再不借这家的任何东西,即便借家意识到失了分寸把粮食送来,母亲也坚辞不要。叔伯家生活情况略好,往往接济我们。这些大事小情,我们兄妹都看在眼里,往后的的日子,都记得他们的好处。 三年前我考上县中,因家里生活困难,决定在本村的乡中上学,县中的老师几次上门宣传动员,终于还是没去,我下面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不同年级上学,到县中一年要花大几十元的生活学杂费,对积贫积弱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乡中学校条件差,外村学生住校,冬天睡麦秸大铺,虱子多;他们每星期回家一次,带着够吃几天的馍头咸菜回来;夏天极热,又没有风扇,跳蚤多。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馍头几天就霉变长毛,学校食堂的玉米糁汤、面汤眼见的小肉虫子,挑出来也要喝下去,他们的求学之路都极其不易。我住在自家里,晚上常常看书学习到十一点多,直到肚子咕噜咕噜叫唤方上床休息。早上五点多就到学校,敲钟的尹师傅毫无怨言地披衣开门。天还很黑,学校不供电,煤油灯是必备照明工具,到天亮时,已经薰得滿脸满鼻孔都是黑乎乎的了。最要命的是饥饿,农村贫家基本是早上红薯玉米粉汤,中午红薯面条,晚上稀汤或杂面条汤,主食离不开玉米红薯或者玉米面红薯面。副食几乎没有,一年不吃几次肉。蔬菜也少,应季有什么就吃什么,杨柳叶,桐树叶,野菜也都是农村餐碗里的辅食。这些东西没多大营养,又不耐饥,常常是上午和晚上十点钟以后肚子就饿。那时候胃酸是农村学生的通病,长大后很多人再不想念萝卜红薯这些东西,作为主食,它滋养了许多人;因为单一,自然也吃伤了许多人。学习上除了课本,基本没有什么额外的学习资料,大家都在啃书本,消化课本。 在这样困顿的生活学习环境中,考上省会一所中专学校,在当年是很荣耀且令人羡慕的事。乡邻、亲戚们对我考上“大学”各有反应。很多乡亲说了祝福话,意思大体一致,“你以后不用吃红薯面了!”同生产队丁大娘知道我上的是供销社学校,笑着说,“等你出来后,俺都能买减价布呢!”我笑笑说一定一定,哪里会知道以后能干啥呢?叔伯和兄弟姐妹们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老王家多少年不出人才了!”堂哥把自己的手表让我戴,说,出去上学不能没有这东西;堂姐赶着做了新布鞋。七十多岁的外婆迈着小裹脚,从十几里外赶过来,从卷着的手绢里拿出几元钱和五斤粮票,硬塞给我说,“婆就这一点东西了,实在拿不出别的了”。家里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过一阵子队干部,待人总是趾高气扬的,对我和家人说了一大堆祝福的话,说以前多有怠慢,原谅原谅。我对此没有感觉,似乎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值得原谅的事,大概是自己以前内心存有傲慢,而我们并不觉得而已,况且我又不当官什么的,又不是什么定成的大人物,因此总感觉怪怪的。 爹在那一段心情很好,贫穷的生活和精神的压力,造就他忧郁的性格。他说话多起来,筹备着我要带的钱物,反复交待我出门在外的注意事项。高考前我得了痢疾,吃了药物,但久治不愈,常常肚子坠疼,便中带血。爹说,“再去卫生所看看吧”,我说就要开学了,到郑州看吧。爹和娘不放心我自己去郑州,一个孩子家,没出过远门,还背着被子褥子换洗衣物,除了去县城参加高考,一向是呆在家里的。家里没有积蓄,爹临时去乡粮所卖了家里的玉米小麦,凑够了九十元钱。娘给我上衣里面缝了个大口袋,钱粮票都放在贴身的地方,这是我一个学期的全部生活费,也承载着太多人的殷殷期望。父亲和姑父把我和表哥一块送到洛阳火车站,表哥考上的是另一所中专学校。姑父和父亲也是没出过远门的,各自紧张,我和表哥说不用他们送了。我俩上了开往郑州的绿皮火车,姑父和父亲在外面张望着。火车动了,越来越快,车厢内外我们看着彼此消失在各自的视线中。后来知道姑父和父亲回去后挨了吵,说怎么那么心大,就把俩孩子扔上车自己就回来了呢!我和表哥背着大包袱在郑州火车站攒动的人流中走散,因为没有联系方式,直到一个月后才又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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