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当背包客,87岁高考,98岁硕士毕业,105岁考博:他

四季读书网 2026-10-03 01:33:18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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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湾媒体在一条短短的讣告里写下这样一句话——“终身学习的背包客赵慕鹤，安然走完107年的人生旅程。”很多人看完才惊觉：原来那位背着双肩包、在大学教室里抢前排坐的百岁老人，已经悄悄离开了。

而再往回翻，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几乎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在打碎我们对“年龄”的刻板想象——

75岁当背包客去欧洲穷游；

87岁陪孙子一起参加高考并双双考上大学；

98岁拿到哲学硕士学位；

100岁出书；

105岁考博；

107岁离世前，还在规划下一次学习。

这样一串数字摆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不是“鸡汤”杜撰出来的励志故事？

赵慕鹤的经历，好就好在——它全部都是真的，有报刊采访、有电视纪录片、有学校档案、有作品馆藏作证。你甚至能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记录里，看到他的名字。

故事要从1912年说起，那一年他出生在山东金乡一个书香地主家庭。家境殷实，论物质，他是标准的小少爷；但说起家风，却一点不“土豪”。

他从小听着大人们念诗、讲典故长大。父亲博览群书，讲起历史人物是有板有眼，不是茶馆里那种添油加醋的说书。家里虽然是地主，却也是当地人口中的“读书人”，碰上村里孩子读书没钱，常常是悄悄帮着出学费的那种。

7岁那年，他被送进私塾。那时候上学，讲究的是“坐得住、记得牢、懂礼数”。塾师很快发现，这个孩子有点不一样——爱记，也爱问。别的孩子背完书就想溜出去玩，他却常常缠着先生问：“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前朝那位大臣后来怎么样了？”这种“多管闲事”的好奇心，一直跟了他一辈子。

真正改变他一生道路的，是14岁那次机缘巧合的“拜师”。

那一年，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清朝拔贡赵朝仪。所谓“拔贡”，是清代科举里通过乡试优选出来、可以入京候选的秀才，算是实打实的科举人才。赵朝仪除了肚里有墨，还擅长一手罕见的“鸟虫体”书法——把字写得像鸟像虫，线条蜿蜒灵动，却不失法度，既是文字也是画。

在当时的乡里，这样的手艺就是“手上有绝活”。少年赵慕鹤看着那一张张纸上的字，简直看呆了：一个个汉字变成了会飞会爬的小东西，却仍然能读得懂。

他鼓起勇气求教，赵朝仪见他眼神里是真喜欢，便答应收他为学生。那之后的几年，是他最心无旁骛的时光——白天读书，晚上临帖练字，一遍一遍地追着老师的笔意，手指磨起老茧都不在乎。鸟虫体这门“冷门艺术”，就此在他身上扎了根。

18岁，他考入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就是“将来要当老师的人才去的学校”，算是妥妥的“铁饭碗预备役”。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三尺讲台。

年轻老师刚进校，总是免不了被老教师打量：讲话是否稳重，字写得好不好，看学生的眼神是不是温和。赵慕鹤很快就被认定——这是个可靠的老师。备课细致，课堂上不吵不闹，却能让学生坐得住、听得进去。很多学生回忆，那是他们人生里第一次感觉“读书这件事是有趣的”。

事业有了着落，经人介绍，他也娶妻成家。那时的婚礼没有太多花哨，亲戚乡亲坐满院子，吃着几桌简单的酒席，看着两个年轻人拜天地、敬长辈，大家心里都觉得：这小两口日子有的盼了。

但他这代人，注定没法按常规剧本过完一辈子。

乱世来了。战火、饥荒、政治运动轮番上场。这些宏大的词语压到具体的人身上，就是一天到晚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吃上饭，不知道哪一个熟人会突然消失。

赵慕鹤出身“地主家庭”，在某些运动中立刻被划进“黑五类”，成了众矢之的。学校的教书先生，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挨批的对象。有人劝他：“再留下来就是等着出事，赶紧走吧。”

走，意味着什么？是要离开家乡，离开妻儿，踏上一条没有终点的路。

临行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叮嘱了三件事：

“你在外面，无论贫穷或富贵，不能背信弃义、不能欠债借钱。”

“你已有妻室，不可再娶。”

“能不能再见，我也不敢说，但做人要有个交代。”

很多年以后，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这一幕，说到这里，眼眶还是红的。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重的一道誓。”后来的漫长岁月里，这几句话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他心里。

他一路南下，在颠沛流离的逃亡中，经人指点，终于挤上了一艘前往台湾的小船。那不是现在的豪华客轮，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逃难船”——拥挤、简陋，谁也不知道上岸之后是什么生活。

到了台湾，他先是隐姓埋名，为的是不被追查，也为的是从头开始。他干过杂活，教过临时课，住过几乎只能容身的小房间。日子一度穷到只能在街边吃最便宜的面。

整整四年，他才慢慢站稳脚跟，用回本名，在高雄女子师范学校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学校分给他一间狭小宿舍——这间宿舍后来成了他几十年的“据点”。

扎下根后，他第一件事不是为自己谋更多福利，而是试着联系大陆的家人。那个年代，通讯困难，老家房子早被处理，亲人们命运各异。写出去的信就像投入海里的瓶子，大多数石沉大海。几番打听无果，他只能在心里给自己留了一个位置：家人或许还在，只是我暂时找不到。

他在台湾的几十年，说难听点，是孤身一人；说好听点，是守着自己的一方讲台活着。白天教书，晚上备课练字。有人给他介绍同岁的女子，也有年轻女学生对这位温和儒雅的老师暗生好感，甚至大胆表露，但他都客客气气地拒绝——母亲的嘱托，他不敢辜负。

宿舍很小，四楼，没有电梯。他一个人住，生活很节俭：简单的饭菜、简单的衣服，没有什么花哨的嗜好。工资除了基本开销，剩下的尽量存着，也时不时资助需要的人。这一晃就是几十年，直到1978年，他66岁，顺利退休。

他不是没想过“平凡老年”的剧本。退休那几年，他也种花养鸟，跟老友喝茶聊天。阳台上几盆花，一只笼中鸟，客厅里摊着几张练字用的宣纸，生活安稳而平淡。

70岁那年，一个转折悄悄发生——他终于与阔别已久的妻儿取得联系。

那是一封从大陆寄来的回信。信纸已经发黄，但字迹工整。信里妻子讲述这些年一家人如何熬过战乱、饥荒，又如何在新社会中重新站稳；讲述孩子们如何长大成家。那种“从未断绝思念，却忽然听到彼此声音”的感觉，让他拿着信站在原地很久很久。

也就在这一年，他正式恢复与家人的来往，每年回老家探望，补偿当年迟来的团聚。很多人以为，找到家人，有稳定退休金，这下他可以安心过那种“子孙绕膝”的晚年生活了。

如果人生就此收尾，赵慕鹤也算过得够体面。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东西没被熄灭——年轻时就埋下的“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念头。

真正点燃这个念头的，是他在公园里听到的一段对话。

那一天，他在公园散步，旁边几个年轻人说得很兴奋，聊的全是出国旅行：去哪儿看教堂、去哪儿看湖、哪家机票打折、谁的旅舍便宜。听着听着，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年轻时也幻想过“环游世界”，那时候被战乱拖住，被生活绑住；现在呢？我有时间，有一点积蓄，身体也不算差，为什么不去走走？

那一年，他75岁。

很多老人这个年龄连坐长途车都怕累，他却认真地把这个念头当回事。没有在茶馆里说说就算了，也没有停留在“要是我年轻二十岁就好了”的感慨，而是立刻动手查资料——签证怎么申请、机票怎么订、住哪里更省钱、怎么坐火车。

他把想法告诉老朋友，朋友们都笑，说：“老赵，你这是说着玩的吧？出国多贵啊，又不懂英语，万一在国外身体出事怎么办？”

他听完只是淡淡一句：“不去走走，我心里不舒服。”

后来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75岁出国背包旅行，不怕出意外吗？”

他回答得很坦然：“怕什么？如果真的出了事，就死在外面好了，有什么关系。”

说完这句话，他还笑笑，似乎觉得自己只是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活着，不能被“可能发生的坏事”彻底吓住。

于是，他一步一步按计划往前推进。去读办签证的小册子，去旅行社打听机票，找懂事的年轻人教他如何写申请材料。等签证拿到手，他没有再拖，直接订了一张飞往欧洲的机票。

落地欧洲之后，“不会英语”的问题立刻显出来了。他采取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办法——先去当地的华人区，找会中文的人帮他把常用需求写在卡片上：问路、买票、吃饭、乘车……一张张小卡片，就是他的简易“翻译机”。

为了省钱，他选择和一群年轻的穷游者住青年旅馆，有时候干脆睡车站、公园。遇到热心学生邀请，他就去学生家借住几晚。有人提醒他：“这条件太苦了。”他却说：“出去走走，本来就不讲究享受。能看见风景就够了。”

五个月时间，他走了五个欧洲国家，花费折合人民币不过三万左右——对一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来说，这当然不是小钱，但如果换算成他看到的那些山河、那些建筑、那些陌生街巷，那种“久违的心动”，他觉得值得。

结束旅行回到台湾，身边的朋友在他脸上看到的是一种明显的变化——整个人精神更足，说话时眼睛里亮光更多。有人羡慕，也有人惊讶：原来75岁之后还能活出一段这样的旅程。

家人看他年纪渐长，是有些不放心的，提出要接他回身边住，或者至少找个保姆照顾。他却坚持：“我一个人可以，我还有腿能爬四楼，还能自己买菜做饭。”

他依旧住在那间四楼小宿舍里，每天自己下楼买菜，上楼做饭，闲时到附近走走。身上看不出常见的那种老年人迟钝感，动作利落，脑子也不“锈”。后来，他干脆把一个孙子接来一起住，顺带承担起辅导功课的任务。

时间来到1998年，孙子准备高考。偏偏，这孩子成绩普通，性子又是典型的叛逆期，一言不合就说“不读了，要去打工”。父母急得不行，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效果却微乎其微，父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

赵慕鹤看在眼里，心里有数。纯说教没用，这个时代孩子不听这些。他认准一个道理：真正的教育，靠的是身教，不是口头劝。

于是，他做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跟孙子一起参加高考。

他不是随便说说，开始认真研究台湾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了解报名条件、录取分数线，搜集往年真题，给自己制定复习计划。

孙子刚开始是半信半疑：以为爷爷只是说说，象征性复习一下做做样子。结果看到八十多岁的老人每天真的摊开课本，一页页看，一行行做题，他有点坐不住了。那种“我嫌读书辛苦，可一个87岁的人却觉得读书值得”的落差，慢慢把他从厌学情绪里拉了出来。

爷孙俩第一次备考的时间非常仓促，最后结果是双双落榜。很多人觉得这下“戏结束了”，老人可以退场了。但赵慕鹤并不这么想，他带着孙子再战一年。

第二年，他们更加用力——早上五六点起床背书，晚上十一二点才休息。按常理说，一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这样熬夜读书是要被全家人阻止的。可他身体一直保持得好，心态也稳，反而是孙子被他的拼劲带着跑。

这一次，结局完全不同——爷孙俩双双中榜。孙子考上中华大学，赵慕鹤考上空中大学。等录取通知书到家，家里人拿着那一张写着“赵慕鹤”的通知书，说实话，都有点发愣：87岁读大学，这到底是玩笑还是现实？

那年，媒体开始注意到这个不寻常的老人。电视台专题节目、报纸采访陆续找上门。但在很多人嘴里，他仍然被当成一种“奇观”——有人揣测他读大学只是为了做榜样，根本不会真的去上课；有人断言他肯定拿不到毕业证，“上几节课玩玩就算了”。

众人没想到的是，开学后，他真的背起书包，按时去上课。

他每周要上三节课，从四楼宿舍到学校要坐五个小时车。普通人可能会找理由“偶尔缺一节没关系”，但他几乎雷打不动，从不缺课，不迟到、不早退。

走进教室，他坐在学生中间，跟大家一起立起身向老师问好。下课时，他会过去向老师道谢，不以一个“著名书法家”的身份自居，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学生。老师们刚开始还略带客套，慢慢地，真心对这个认真到“有点固执”的老人刮目相看。

大学几年的学习，他不仅没有拖堂，反而提前两年修完学分，以优秀成绩顺利毕业。那张毕业证上“空中大学”四个字，成了他第二次“大学青春”的证明。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把他心里的求知欲彻底唤醒。他在课堂上发现一个事实：自己曾经讲授的知识，有一部分在时代发展面前已经迟了半拍。这种“落后感”没有让他沮丧，反而激起了他的劲头——不想被时代抛下，那就继续学。

于是，他开始对“考试”和“学习”这两件事乐此不疲。

95岁那年，朋友闲聊，说起自家孩子在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听了，回去琢磨了一晚，第二天干脆说：“那我也试试吧。”这一次，他只花了三个月复习，就拿到了南华大学哲学系研究所入学资格。

南华大学知道来了一个95岁的新生，在各方面给了很多方便——上课可以灵活一些、作业可以适当减轻负担。但他主动提出：不需要特殊对待，就按普通学生的标准来。

写硕士论文时，他把多年钻研的鸟虫体书法作为主题，试图在哲学和美学视角下解释这种独特文字的意义。指导老师比他小了几十岁，提出很多修改意见，有时甚至推翻他原先的想法。换作别人，这位在书法界早已名声在外的老人，完全可以说一句：“我毕竟是前辈，你们不懂。”但他没有，他一条一条听、一遍一遍改，查文献、核对出处，认真得惊人。

三年后，他提交了论文，顺利毕业，成为当时全台湾年纪最大的硕士。那年，他98岁。

如果你只从学习角度看他，已经够震撼。但在书法领域，他同样是一个“不凡”的存在——他用鸟虫体写的《三国演义》卷头词，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这是该馆首次收藏在世作者的作品。英国女王还曾发签名函向他致意，希望收藏他的作品。

很多艺术家在达到这样的高度后，会在履历里放大这些荣誉，对外宣传时更是把“被英国女王收藏”“作品进大英博物馆”挂在嘴边。赵慕鹤却几乎不主动提这些。你只在需要时，才从媒体的旧报道和馆藏资料里看到这些脚注式的信息。

更令人佩服的是，他把几十年书法创作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慈善机构。义卖作品，所得分批捐出，用来资助贫困生、照顾孤身老兵、帮助重病老兵返乡……这些善举不常见于大幅报道，却扎扎实实发生在他生活的骨架里。

他明明有足够的资本高高在上，却始终保持一种温和谦卑的姿态——对人鞠躬致谢，对老师心存敬重，对社会怀有善意。

晚年的生活方式，也一以贯之地“自立”。

哪怕儿孙劝他搬去更宽敞的新公寓，他仍然选择住在那栋没有电梯的旧楼里，爬上爬下四层不觉得累。自己做饭，自己骑车去菜市场买菜，自己到养老院做义工。一年里固定有几次要回阜阳老家看看，其余时间则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安静行走。

除了学习，他还主动拥抱“新东西”。他在九十多岁开始学英语、学电脑。100岁那年，他以口述方式完成了《悠游100年》一书，讲述自己一路走来那些跌宕起伏、那些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书稿由别人帮助整理，但每一个故事的线头和意义，都是他亲口讲清楚的。

103岁，他跑去台湾清华大学文学院做旁听生。旁听生按规定可以选择性上课，但他仍然坚持不迟到、不早退、不打瞌睡，与老师见面要起立问好，下课要走到讲台前致谢。学校提供老年宿舍，他却更愿意住学生宿舍，跟年轻人聊天，听他们讲这个时代的新鲜事。

两年后，105岁的他，又萌生“读博士”的念头。这时候的身体状况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轻松，腿脚偶尔有些不听使唤，但他心里那股“往前走”的劲，仍然没有熄。虽然博士阶段的完整经历在公开报道里并不详尽，但可以确认的是——他确确实实在尝试把学习这条路走到生命的最后段。

随着他不断刷新各种“年龄纪录”，媒体与大众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一家电视台为他拍纪录片，镜头里记录下很多细节：记者在他四楼宿舍楼下架好机器，赵慕鹤一口气从楼上走下来，气息平稳，动作稳健。反倒是三四十岁的记者扛着设备爬到四楼后，要在门口喘几口。

进屋后，老人主动提出要亲自下厨给大家做饭。记者一边客套说“不用麻烦”，一边按惯例伸手帮忙，却被他婉拒：“你们坐着，我来就好。”镜头跟进去，只见这位百岁老人揉面、擀皮、下锅、起锅，动作熟练，进进出出毫不吃力。那一刻，很多观众可能第一次真正明白：长寿，不光是数字，更是一种状态。

被问到长寿秘诀，他常常笑着说两个字：“活”和“动”。

在他看来，人要活着，就得动身体，也得动脑子。不要总说“以后再说”“年纪大了不行了”，想做什么就尽量马上去做，不要把自己捆在各种顾虑里。身体要动，脑子要动，被生活琐事压住的时候，更要给自己留一些“活着的兴致”。

他还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只要自己不服老，就根本不会老。不怕死，就不会死。”不是说真不会死，而是说，当一个人不总把“老和死”挂在嘴上，他的每一天就会主动向前延伸，而不是向后收缩。

对“死”，他一点也不避讳。早早就跟家人和好友交代后事——不办葬礼，不发讣告，不劳烦亲朋故旧大规模聚集。他希望自己离开时，就像一节课下课那样——悄悄地，安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出教室。

2019年，这位一生把三尺讲台和漫长旅途当成家园的老人，在安宁中离世，享年107岁。

很多人听完他的故事，会忍不住拿他跟当下流行的“逆龄生长”做对比。现在我们口中的“逆龄”，多半指皮肤紧致、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但把镜头拉远你会发现，真正让人震撼的“逆龄”，不是脸上的褶皱多少，而是一个人从内而外是不是还愿意动、还愿意学、还愿意出发。

赵慕鹤的后半生，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不是少年成名的天才，也不是靠一夜走红改变命运的网红。

他的前几十年甚至充满了被动：被时代推着流亡，被政治标签压得抬不起头。

但当他熬过那些最黑暗的年头，进入被很多人定义为“应该安享晚年”的阶段时，他反而做出了最主动、最有生命力的选择——去旅行、去读书、去考试、去学习新技能、去持续帮助别人。

有人问他：“你不觉得自己很多事情开始得太晚吗？如果年轻的时候有现在这些条件，会不会做得更好？”他笑着摇头：“只要开始，就不算晚。人活着一天，就还有一天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真正人生，是从66岁退休之后才拉开帷幕。前半生是命运之手写下的章节，后半生则是他亲手执笔改写的部分。

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朴素又硬核的真相——

只要你不停下脚步，生命就不会彻底失去活力；

只要你不把“我老了”挂在嘴边，年龄就无法完全定义你；

只要你愿意拥抱世界、拥抱知识、拥抱别人，人生随时可以重新开局。

也许对于你我这样被生活裹挟的人来说，无法复制他那样的路径——不一定有机会去穷游欧洲，不一定能在87岁再去读大学，更不一定有体力在98岁写完硕士论文。

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故事里，学会一件简单的事：

当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想学点什么、想走一趟远路、想重新摸一摸课本、想试试一次考试——别轻易用“我已经多少岁了”把它按下去。

你可以慢一点，可以小规模一点，但别直接否定自己。

赵慕鹤用107年给出的答案其实很朴素：

人这一辈子，不是看走了多久，而是看愿不愿意继续走。

真正的“逆龄”，不在镜子里，在脚下，也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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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季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