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思永殿试对策卷（休宁县状元博物馆藏）
休宁县状元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难得的清代实物——黄思永殿试对策卷。这份卷子长1米，宽20厘米，宣纸托裱，折页装订，通篇是工整的毛笔手写。卷首清清楚楚写着“光绪六年庚辰科第一甲第一名”“黄思永殿试对策卷”，完整保存了当年殿试答卷的原始样貌。一张薄薄的殿试卷，既是一位状元金榜题名的直接物证，也由此打开“中国第一状元县”休宁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得以窥见徽州崇文重教、儒商相融的深厚传统。
黄思永（1842—1914），字慎之，号亦瓢，原籍安徽休宁，寄籍江苏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他是清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的状元，也是休宁历史上19位状元当中，距近现代最近的一位。
自“唐武德”五年正式开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1300余年间，有记载可查的状元一共649位。古徽州六县中的休宁，一县便独出19名状元，且集中分布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至光绪六年（1880）的六百余年间，“中国第一状元县”，绝非虚名。这19位状元里，不少人跻身朝廷中枢，也有不少外放执掌一方，黄思永，正是这一批科举人物的近代收尾者。
与很多困于旧制的科举官员不同，黄思永并未停留在状元光环之下。他先后担任翰林院修撰、军机处章京、右春坊右中允等职务，对当时的洋务实务抱有浓厚兴趣，属于晚清继李鸿章、张之洞之后主张变革的一批官员，与南通状元张謇齐名，时称“北黄南张”。
光绪十九年（1893），黄思永多次上书朝廷，提出发行债票、开放口岸、修筑铁路、开办矿务等主张，大力呼吁发展近代实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任起居注讲官的他，接连两道奏疏：一是请求自筹经费设立速成学堂，二是建议允许民间集资筹办京师大学堂。两份建议均获光绪皇帝批准。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农工商部，黄思永与张謇一同受聘担任顾问，两人一起拟定相关章程，扶持国内民族工商业，鼓励民间开办商行企业，二人被誉为“商部两状元”。
黄思永身上既读书入仕、又关注实业的双重特质，离不开徽州本地长久的社会风气。当地素来流传“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商而兼仕，以仕保商”的理念。大多数徽商年少时读过书，经商致富后，常常出钱兴办义学、刊刻典籍、收藏图书，尽力扶持宗族子弟读书赶考。古诗云“双溪水色分泾渭，两市书声毓俊贤”，写尽徽州读书向学的浓厚氛围，也留下“书声喧两市，十里四翰林”的佳话。直到今天，徽州各地还留存不少状元坊、进士第，依旧能感受到当年文风鼎盛的气象。
徽州重教兴学，由来已久。《海阳纪略·瞻云书院序》记载：“郡邑之有书院，自南唐始也。”徽州书院最早起于唐代，宋元之后越办越多，一度为全国书院分布最密集的地方。道光版《徽州府志》记述：“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
明清时期，私塾更是遍布乡野，真正实现“十里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徽州书院大多由宗族出资兴办，少部分属于官办。书院设山长主持日常事务，聘请学识渊博、名望较高的学者讲学，主要讲授儒家经典，也会讨论当下时政。书院与私塾相辅相成，提升了子弟学识，培养出大批人才。徽州知府孙遇在《新安文萃》里写道：“古称新安大好山水，故山水之秀钟，而为人多能文章。政务之暇，观民风，出郊垌，遁行阡陌，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徽州崇学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徽州民间有一首代代口传的童谣：“牵三哥，卖三郎，打发囝，进学堂。读得三年书，中个状元郎。”在徽州人的认知里，“状元郎”早已不单单是科举夺魁的称号，更代表着当地人踏实做事、敢闯敢干的精神。经商，他们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盛况；做官，留下“一门四进士、父子两宰相”的人文故事；治学，孕育出影响明清两百余年的新安学派。
一张泛黄的殿试对策卷，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功名，更是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状元承载的精神代代传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徽州人，在不同时代活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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