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6文学考研真题中的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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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经过大历年间一度中衰之后，在唐德宗至唐穆宗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又渐趋兴盛，并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名家辈出，流派分立，诗人们着力于新途径的开辟，新技法的探寻以及诗歌理论的阐发，创作出大量极富创新韵味的各体诗歌，展示了唐诗大变于中唐的蓬勃景观。

在中唐时代，写实讽谕诗派是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之一。这一诗派在贞元元和年间形成创作热潮。由于时代相近，创作倾向相同，又有较密切的人事和创作联系，又因元、白尤为突出，文学史上又常称之为“元白诗派”。

而白居易，则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让我们看看26年与白居易相关的文学考题：

纵观2026年的考题，与白居易相关的考题不算很多，集中在对白居易的创作的理解上，偶有题目会涉及到元白诗派。但正如前所述，白居易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在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白居易等人的理论主张非常重要，时常有文论题目出现。因此，我们依然要重视相关的考点。小研现在带大家一一拆解：

白居易存诗近三千首，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他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作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他本人最看重的是讽谕诗和闲适诗两类。从总体上看，白居易的诗歌以通俗平易见长，影响甚远。因此，在中国诗歌史上，白居易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在深入分析其诗歌艺术特色前，还是需要先对其创作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小研下面的分析中提到的作品，建议同学们能够通读一遍。这样，与白居易相关的题目，都会比较容易解决。

讽谕诗是白居易最有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作品，集中体现了他“文章合为时为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学主张。这类诗多是儒家美刺比兴传统的自觉实践，意在通过书写民生疾苦来达到劝谏君王、改良政治的目的。以《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为核心，其笔墨几乎触及了中唐社会一切尖锐的现实问题。《观刈麦》、《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新乐府序》中自述其创作准则为“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可以说是最准确地概括了这部分诗作的艺术特征。

感伤诗是白居易作品中流播最广的一类，以《长恨歌》《琵琶行》两首长篇叙事诗为代表。《长恨歌》取材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全篇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收束，写尽了一种超越生死的爱情之痛。《琵琶行》则从一介年老色衰、漂泊江头的琵琶女写起，引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身世相通的深沉感喟，将叙事、描写、抒情融于一炉，达到唐代叙事诗前所未有的高度。两首诗在当时就传唱极广，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中说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虽吊诗之语，可见其流传的盛况。

闲适诗所体现的风格面貌与前述两类皆不相同，写得最多的是日常起居、朋友往来、山水游赏。这类诗总体上不以题材重大、情感浓烈取胜，而是将日常生活本身作为诗料，将诗歌从庙堂和书斋里解放出来，还原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如《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以二十字写一次冬夜的邀饮，温暖可喜。

杂律诗中多为五七言律绝，其中十六岁所作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已显示出早慧的才气。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虽为应试之作，却绝无科场文字的板滞之气，以草木之枯荣兴起，隐喻人世之离合，一气贯下，传为名篇。这类应制和日常酬醉之作较多的是技巧的展示，更多见其驱使语言的纯熟。不过，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也时有过熟之嫌，其长篇排律中对仗的某些句子，精致流畅，却缺少沉着厚重的气格，时露浅滑。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继杜甫之后的写实艺术大师。最能代表其创作成就的是他的写实诗歌，包括写实讽谕诗和长篇歌行叙事诗。它们总的特点都是对生活的艺术写实。在这方面，白居易既继承发展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写实艺术传统，也对古代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关于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是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还有一部分题，会出到其某一类体裁/题材，如安徽师范大学2026年就考查了白居易乐府诗的艺术特色。总的而言，难度不大，分析如下：

第一，白居易的写实诗歌，尤其是写实讽喻诗，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和艺术概括的统一。白居易把“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作为创作基础，严格地取材于真实的现实人物和事件。他的许多著名讽喻诗，几乎都可以在历史记载或其他史料中找到材料的印证。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进行了选择、提炼和概括。为了使主题突出，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他常采取“一题咏一事”的写法。如红线毯与缭绫，都是进贡朝廷的精织品，但《红线毯》的主题是“忧农桑之费”。《综绫》的主题是“念女工之劳”。题材和主题的集中突出，使作者得以对现实生活进行具体生动的描写，加强了艺术的真实感。

第二，白居易的写实诗，特别是叙事诗，注意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不但有高度的社会概括性，而且有独特的遭遇命运、外貌、言行和心理特征，这种独特性，正是诗人描写的重点。作者特别善于体察各种人物的社会处境和情感活动，把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矛盾痛苦细腻真切地展示出来。为了谴责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战争，作者在《新丰折臂翁》中刻画了一位用自我摧残的方法逃避兵役以保全生命的农民，特别是折臂翁“以悲为喜”的心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深刻折射出黩武征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典型概括和个性描写的结合，是白居易叙事诗艺术形象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白居易的写实诗歌善于进行细致的描摹，情感浓烈，能创造出叙述抒情相结合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境界。在《长恨歌》中，作者紧密结合环境景物特征和变化，把李隆基对死去的杨玉环的思念之情抒写得滋淋漓尽致，哀惋凄切。而在幻想的神仙世界里，作者依然用写实的笔墨具体描绘环境、场景和人物。《琵琶行》把对琵琶女身世和技艺的描写与个人贬谪之悲的抒发熔铸成一个有机整体，更是叙事与抒情完美统一的杰作。

第四，白居易实践了自己诗歌语言通俗化的主张。他的诗歌语言浅切平易，而又意到笔随，是一种便于表达和传播，又能被诗人驱遣自如、运用入化的文学语言。他把“语浅意深，语近意远”作为“最上一乘”。他的优秀诗作的确达到了这种水平。写实讽喻诗和感伤名篇如此，写景抒情小诗也是如此。如《钱塘湖春行》描摹景物优美如画，而语言则明白如话。又如抒写友情的《问刘十九》，如见面语，如话家常，而情深意挚，自然感人。

提到白居易，我们不能不想到元白诗派。元白诗派是中唐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一个诗人群体，其成员还包括李绅、张籍、王建等人。这一诗派有一套明确的诗学理论为指导，在盛唐之后另辟了一条以写实、讽谕为宗旨的诗歌道路。在这其中，以元稹、白居易的创作成就最高，二人的唱和诗也成为了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

在相识之初，元、白二人即有酬唱作品，此后他们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即所谓“通江唱和”。元、白此期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即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回赠。这种次韵诗的创作难度是很大的，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但才力大者，则可借此争奇斗胜，施展才情。诚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言：“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锻炼了诗人的智慧、技巧，丰富了诗歌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因过于重视形式技巧，诗人的真情实感反被冲淡乃至淹没。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怀酬答的短篇小诗来得更为真挚耐读，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元稹《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

元白诗派在理论和创作上的一致性和自觉性是唐代其他诗人群体所少见的。李绅作《新题乐府二十首》首发其端，元稹择而和之，白居易再推而广之，三人往复唱和之间，这套理论越来越清晰，创作也越来越成规模。关于这一考点，在古代文论的考题中尤其是经常出现。2026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湘潭大学都考查了这一知识点。因此，在理解时，我们既需要把握好理论的要点所在，也要重视对文本的阅读，在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综合把握。其理论主张具体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

其一，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核心命题，也是元白诗派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为时”“为事”，就是要求诗歌必须面对现实，介入时政，而不是吟风弄月、无病呻吟。这个“时”和“事”，有很明确的范围：白居易在《秦中吟序》中说“伤农夫之困也”，在《新乐府序》中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可见他所强调的“事”，主要是关乎民生疾苦、政治得失的社会现实。这接续的是《诗经》风雅和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

其二，关于新乐府的创作，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做了文体上的说明。他指出，历代乐府诗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即沿用乐府旧题来写作；另一种则是继承了“美刺见事”的精神，但不再受古题的束缚，“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也就是杜甫《兵车行》《丽人行》的做法。元稹明确推尊后者，认为新乐府就应当自创新题，直接书写时事。这样一来，乐府诗就从拟古的框架中挣脱出来了。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和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都是这一理论的集中实践。

其三，强调诗歌语言通俗易懂，追求老妪能解。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明确主张语言要质朴、直接、恳切。他不追求含蓄蕴藉、意在言外，而追求“易谕”“深诫”的实际效果。惠洪《冷斋夜话》载白居易作诗令老妪解之的轶事，虽然未必是史实，但很能说明白诗在后世接受中留给人的印象。苏轼后来有“元和长庆间，与元白者遍天下”之语，可见其流布之广。

白居易的创作得失，论者历来聚讼不一。其得在于平易近人，其失也往往由此生出。一般而言，我们会主要掌握创作中“得”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失”。武汉大学等院校，曾经多次考到过白居易创作的不足之处。而关于这一考点，在袁行霈教材中实际上是有详细的论述的。由此，这再次提醒我们仔细阅读教材的重要性。小研现为大家分析如下：

其一，部分作品过于浅露详尽，缺少含蓄蕴藉之致。白居易追求“老妪能解”，将诗写得好懂视为一种美德。但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好懂一旦过度，便不免失之浅直。他的不少诗作，话已经说到了十分，没有任何留白，读者也就没有了回味和涵泳的余地。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比较了司空图论诗“味在咸酸之外”之后，顺带批评“元轻白俗”，这四个字后来几乎成为论白居易诗风的一种定评。“俗”并非指内容低俗，而是说语言太熟、意思太尽，缺少一种必要的约束和提炼。张戒《岁寒堂诗话》也认为白诗“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尔”，持论也大抵近似。这一问题在他晚年的律诗中尤为明显，对仗过于灵巧，意思过于显露，时有滑入顺口溜的危险。

其二，过于强调诗歌的政治实用功能，导致部分作品的工具化。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他自己最看重的“讽谕诗”放在了诗歌价值序列的最高一档。这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自有其可敬之处，但在艺术上却付出了代价。一旦以“为事”作为最高标准，诗便有沦为奏章的风险。他的《新乐府》五十首，虽然规模宏大，但读下来会发现部分篇什近于有韵的政论，诗的感染力反而减弱了。诗以形象感人，而不是以道理服人，道理说得再对，也不能代替艺术上的打动。《卖炭翁》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没有直接跳出来议论，而是让形象和事实自己说话。但白集中并非每篇都如此克制，有些作品说理议论的成分太重，也就失去了诗之所以为诗的基本质地。

尽管有以上缺失，白居易的文学史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首先，他开创的浅近流畅的诗风，直接影响了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等人，这些诗人大多延续了白诗通俗化、现实性的路子，写出了一批直面晚唐乱世民生疾苦的作品，成为晚唐诗坛一个重要的创作潮流。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为宋诗开了无数法门。宋诗追求“以文为诗”、追求题材的日常化、追求语言的平易自然、追求诗中见理趣，这些方向，白居易早已做了先行的尝试。苏轼虽以“元轻白俗”表示不满，但他自己写的诗，如“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其日常感、平易感和亲切感都有受白居易的影响。张耒、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宋代重要诗人无与白诗有紧密的关联。

最后，白居易还是当时东亚汉字文化圈影响最大的诗人，对日本平安朝文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诗在日本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李白和杜甫，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就多处引用白居易的诗句，其中《长恨歌》对《源氏物语》更是起到了结构性的影响，以至于日本学者对这一影响的考证和研究至今仍在持续的积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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