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的人性论。
北京大学(1994)中国哲学史
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均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气学思潮代表学者,四人立足气本论重构人性学说,共同批判宋明理学“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格局,反对理善气恶、离气言性的偏向,坚持性不离气、气质即人性,同时四人在人性本源、善恶来源、修养路径上各有侧重,形成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人性思想体系。
罗钦顺率先对程朱人性论展开修正,主张理气合一,性即气之理,否定人性割裂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认为理依附于气而存在,人性并非超然于气质之外的纯粹义理之性,仁义礼智之理内寓于人身气质之中,不存在脱离形体与血气的先天至善之性。人性的善恶差别,皆由人所禀之气的清浊、厚薄、偏正所造成,先天禀赋不同,便形成性情与品行的差异。在修养上,他主张通过居敬穷理涵养心性,调和气质偏颇,回归本性中正,其人性论仍保留较多理学色彩,是由理学向气学人性论过渡的重要思想。
王廷相进一步以元气实体论界定人性,提出性出于气,气外无性,彻底摒弃宋儒二元人性结构。他明确指出,天地万物与人皆由元气化生,人的生命形体、知觉情欲、道德品性全都源于一气之流行,所谓人性,就是人禀受元气之后形成的自然本性。人性无先天纯粹至善之说,人生而具有血气心知、饮食男女等自然情欲,情欲本身并非恶,放纵无度才会产生恶行。后天环境、习染教化是塑造人性、区分善恶的关键,人性重在后天积习养成,反对脱离现实气质空谈先天善性,更加凸显人性的自然实然属性。
王夫之作为气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提出性日生日成的经典人性学说。他同样坚持气质为本、理在气中,肯定人身气质是人性存在的载体,破除义理之性凌驾气质之性的偏见。不同于前人侧重先天禀气定型人性,王夫之强调人性并非初生既定、一成不变,人在后天日用起居、行事接物之中,不断与天地之气相交感,日日吸纳涵养,使得本性持续完善变化,善性可以扩充,偏性亦可改造。他兼顾人性自然情欲与道德义理,主张以理制欲、以义节情,将先天禀赋与后天实践相结合,把人性论推向古代人性思想的顶峰,兼具思辨深度与实践品格。
颜元立足实学立场,倡导气质皆善,对宋儒贬抑气质、视情欲为恶的思想展开激烈批判。他直言人的耳目口鼻、四肢形体以及自然情欲,皆是天命之良,气质本身纯粹为善,世间恶行并非气质本然带来,而是后天私欲蒙蔽、积习败坏与邪说误导所致。颜元极力反对静坐冥思、空谈心性的修养方式,主张以习行实践培育本性,强调躬行六艺、务实践履,在现实事务与日常劳作中恢复本善气质,其人性论彻底摆脱理学空谈习气,崇尚功利实用与现实践行,带有鲜明的实学救世色彩。
总体来看,四人人性论一脉相通,均以气为本源,统一气质与人性,否定理善气恶,扭转了宋明理学重义理、轻气质,重先天、轻后天的理论偏向。彼此差异在于,罗钦顺偏于调和理学与气学,态度较为温和;王廷相侧重自然元气与后天习染;王夫之提出性日生日成,赋予人性动态发展特质;颜元高扬气质本善,走向重实行、重事功的实学人性观。四人层层递进,完成了中国古代人性论从理学心性向实学气化人性的思想转型,也为近代人性思想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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