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阅读

带你进入审美与理性世界

文| 太一成氏书房采编

近期以“边界”为主题的作文题

【26届浙江Z20名校联盟】

有人说，当一个人向你树立边界时，其实是在想方设法地把你留在他的生命里。

对此，你怎么看？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与思考。

【2026届广东】

随着线上社交的日益频繁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强调相处时的“边界感”。而有人认为，“边界感”会让人际关系变得疏离，甚至会瓦解传统的“人情社会”。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2026上海春季高考】

有人说“井水不犯河水”，有人说“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你怎么看？对此，你有怎样的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2026届嘉定】

人类曾经把太阳、大地和月亮与头顶的天空看作宇宙的全部，后来认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而现在的科学家们认为“可观测宇宙” 的直径大约是 930 亿光年。有人说，人把他有限的视野当作世界的界限。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此的认识与思考。

【2026届宝山】

从生物演化看，一个物种要扩大其规模，就会尽力占领别的物种的地盘，甚至导致别的物种绝灭。同时，一个物种要拓展地盘，必然面临残酷的挑战，需要这个物种的部分个体作出自我牺牲，来换取整个物种新的发展空间。看来，自然界的物种同时具有“自私”与“利他”的本能。

上述现象引发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

来源｜《生命的尺度：从海德格尔到阿甘本的技术和生命政治》

如何与非人生命和种族共存?

作者｜蓝江

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一些问题。例如，经过基因改造和电子机械化的人类还是人类吗？倘若如此，人类是否还具有存在的独特性，是否仍然占据着凌驾在其他物种之上的优势地位？我们如何与这些非人生命和种族共存？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仅成为艺术家和小说家日渐关心的主题，也成为理论家和思想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人与非人的界限

在阿甘本的《敞开：人与动物》（The Open: Human and Animal）中，阿甘本就借用了末世怪兽的形象，说明了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特别是当他运用德国生物学家冯•尤克斯考尔关于环世界（Umwelt）的研究时，他发现人的存在不仅在于自己的内在生命，而且在于通过某种外在的技能，将自己纳入一个环世界之中，环世界不同于外在世界，它是让人类得以栖居的设计，人类倚靠自己的技能和技术，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不过，一旦这种技术不仅仅由人类完成，其他的非人生命，如人工智能也参与这个过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定这个世界仍然是人类本身的世界，是按照人类本身的身体条件筑造的世界？如果由非人类筑造的世界反过来要求人类的身体和基因与之相适应，并不得不改造自己的身体和器官，那么人类是否还像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描述的那样，通过身体来建立一个世界的意义？在奈飞的系列动画片《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二季的第一集中，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未来环境中，但人类能安逸地生活在其中的前提是，能够被后台的智能系统识别成有资格的生命体，一切没有被识别的生物，都会被瞬间消灭掉。那么，这种表面上的安逸实际上与我们的身体被迫适应后台的智能系统是对应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主体，还是被智能系统豢养的宠物？这实际上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2.生命与后人类

在后人类的诸多问题中，最核心的当然就是生命问题。法国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在其名著《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中指出，生命从来不是在安逸舒适的情形下绵延，相反，病态才是真正生命的开端，生命是在环境变动下的适应能力。简言之，通过康吉莱姆，我们理解了生命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在变动中演化。比如新出现的病毒，当然会给人带来致命的威胁，我们一旦不是以单个生命，而是以整个人类为对象，就会发现，在大的疫情过后，人类建立起了对这种特有病毒的免疫机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病毒出现之前，人类的生命机制发生了进化。这样，在今天的人类和所谓后人类之间也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因为所有的人类都会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进化，而且人类也会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进行特定的进化。

3.后人类的技术进化

这个问题是后人学(post-humanities)的核心问题，因为根据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将人类看成不断生成和进化的物种，那么，人类的身体改造和进化，本身就囊括在人类学之中。人类需要改造自己的身体，就跟人类要使用机器一样，这正是一种技术进步的要求。一个多世纪之前，人们会认为铁路的修建会破坏风水龙脉,而今天高铁已经成为我们必备的交通工具。或许，某种机器外骨骼，经过机器改造的数字视网膜，甚至经过智能加強的大脑，会成为未来人类的必要工具。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第四卷中提出，未来技术性的体外进化，会逐步取代人类本身的生物性的体内进化，人类更是通过生物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改造和进化的新人，在今天的人类看来，这些新人就是后人类的赛博格。

海德格尔、技术和生命政治（节选）

提摩太·C.坎贝尔

在存在中，出现了一种撕裂，迫使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走向了悲剧和死亡政治。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聚焦于技术主体，也就是说，聚焦于某种类型的人类，即掌握了技术的人，以及他为这种掌握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就会马上明白这一点。对前者的回答，海德格尔写道：

或许，很多人讨论的技术让人成为奴隶或者人是否能成为技术的主人，已经是一个相当肤浅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会记得追问哪一种人能单独“掌控技术”。技术的“哲学”假装认为，“技术”和“人”是两种在手的“广延”和事物。

哪一种人能掌握技术？人的物种的变化扩展了他对技术的支配，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很少（曾经有过）在上下文中采用“使用”一词，事实上，这就是关于技术问题的最为危险的事情。人类本性的急剧变化本身就来自人与技术的相遇，唐娜•哈拉维以后现代主义的史诗般的方式，将新人种称为“赛博格”（cyborg）,而注解了弗洛伊德的哈尔•福斯特，称之为“人造神灵”。但是在这些对海德格尔的有意识的后现代把握中，在面对人们试图支配技术时发生的物种变化时，很少有人产生海德格尔的那种全方位的焦虑。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技术的威胁不能脱离技术与将某些人和另一些人区分开来的行为的关系来思考，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解读的最终目的是捍卫某一类人与技术的相遇。我们应该在这个方向上来定位海德格尔，即将人类的“广延”缩小为一个物，在解释学上，它与外部世界隔绝，只能借助技术来（不正当地）作用于对象。

在人作为大众和人作为物种的区分中，正是技术在存在中产生了撕裂。或者换句话说，在人试图掌控技术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现，在什么基础上，作为受限制和受保护实体的某种对人类的看法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上：否定掌控技术的人和在各个方面受到限制不能享有技术成果的大众之间有任何的联系。这样就可以根据人们与技术的关系，在各种人之间做出区分。一方面，某些人仍然与存在保持着正当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写作时，仍然有自己的正当写作，另一方面，那些掌控技术的人，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已经变成了“某种人”（welche Art Mensche）。

此外，这个区分已经让某种人凌驾在其他人之上，获得了隐含的价值，因为在这个背景下，海德格尔对之进行了思考：一方面是被塑造成差不多的人，另一方面是通过正当的写作，享有与存在的关系的人，而前者并不具有这种关系。人们对海德格尔提出的这个区分给出了许多评述。这是当代死亡政治讨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尤其在阿甘本的《敞开》（The Open）和最近的《什么是装置？》中。然而，重点在于，要看到海德格尔是如何确定人的本质的，他仍然可以通过正当的写作实现与存在的关系。在试图界定技术的特征时，海德格尔写道：“倘若我们要拯救西方历史的人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对技术的’形面上学’本质的洞见在历史上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直接来指出几个重点。首先，对海德格尔来说，与标准化的技术的主客体相对立的另一种人，就是西方的历史之人。其次，考察西方人与技术的关系涉及西方人的本质。最后，海德格尔让需要得到拯救的人的本质陷入危机。技术不仅仅在存在上制造了一种撕裂，也给出了人的种类上的区分,即试图掌控技术的人和被塑造得与其他任何人都差不多的人（这就是打字机如此雅致地成为所有不正当写作的形式的代替物的原因）。借此，海德格尔让西方人，即那些继续进行正当写作的人陷入危险。通过另一个描述词，即“历史”，来标识西方人的危险加剧了。

我们可以在哪里看到海德格尔走向了死亡政治？他提出，需要从技术对于人与存在的正当关系造成的危险后果中，将西方人拯救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已经从根本上创造一个新分类，在人类或人性存在之前，这个新分类构成了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只有一种人能正当地行为（写作），第一种人完全委身于形而上学激情的社会和技术世界，而另一种人，即西方人，则必须被拯救。在海德格尔的正当和不正当区分使西方人步入危险之后，这将成为对当代哲学的十分重要的反思。使用技术意味着已经被技术支配，所以，人已经失却了让他成为正当的人的东西，即与存在的关系。在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一旦人成为不正当写作的主体，那么这种区分就创造出一种生命，这个生命的价值被缩小了，因为他被生产成与其他人差不多的样子。这个区分分出了两种人：一种是西方的历史之人，他们横跨在历史断崖之上，因此需要被拯救，因为他们处在危险之中；另一种是试图掌握技术的人，他们已经成为技术的主体（仆役）。海德格尔使用“现代人”（der modern Mensche）一词，来命名技术的主体（仆役），他们为技术所拯救，并完全为技术所掌控。然而，重要的是要看到，根据其与技术的关系，这些形象的交点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例如，由政党产生的改变。正如海德格尔将布尔什维克解读为“有机体”，其隐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有机体’，是政党无条件的权力和完全技术化的系统计算的结合(就像加号一样)的结果”。这意味着技术不仅仅内在于自身,而且毋宁说它是一种推进技术进步的体制，即政党，或者国家。

正是海德格尔将西方人概括为需要拯救的本质，这个因素影响了吉奥乔·阿甘本自己对神圣人(homo sacer)和技术的解读。这里我只想看一下，当“存在(das Sein)已经离开了人，现代人已经明显地陷入存在的遗忘”时，阿甘本自己对技术的解读，如何激化当下的结果。在阿甘本的解读中，他将存在的遗忘看成一种生命的创造，褫夺这样的生命无须遭受惩罚。再说一遍，海德格尔认可了这种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他将技术问题看成关系到西方人本质的问题。于是，阿甘本脱离历史来看待诞生于无限的例外状态中的神圣人，这与海德格尔的如下看法是一致的：“技术被理解为现代，如理解为现代动力机械，这本身就是存在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基础。”当代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即政治内部的生命问题的凸显，或许可以回溯到1942-1943年的这些篇章之中。在拯救生命中死亡问题的凸显，标志着生命形式已经丧失或遗忘了在正当写作中人与存在的关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那些不再享有与手的正当关系的人，那些事实上不再具有直正的手，反而是在操纵手（反过来也是被操纵）的人的死亡或牺牲，就是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中对打字机的讨论所带来的结果，它们得到了认可。

我们也要看到，海德格尔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没有说太明白，即事实上国家或政党或多或少地使用技术，这产生了一种情形，在该情形下，那些与存在没有太多关联的人的性命更容易被剥夺。在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恰恰是，究竟什么样的技术形式可以更成功地让存在消隐，或者用弗里德利希•基特勒的话说，什么样的技术形式能避免通过同意杀掉某些人来保卫人类。海德格尔对正当和不正当写作的解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这个方式让我们理解不正当写作如何脱离存在，创造出一种为技术所束缚的生命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生命形式丧失了“个体”特征。在《技术的追问》讨论救赎与写作关系的重要段落中，这一点更为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