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进入审美与理性世界
文| 太一成氏书房采编
带你进入审美与理性世界
社会关系、实践推理、公益和个体的好（上）
本文选自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刘玮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九章。
某些他人能够为我们提供所需，通过参与到和他们的一系列关系之中，我们成为了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在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之后，我们通常（虽然或许不总是如此）也就获得了给予那些处在我们之前的需要状态之中的他人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给予和接受的关系网络的特定位置，通常我们能够给予什么、给予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之前接受了什么、接受了多少。
我们要考虑这些关系如何在从孕育到死亡的过程中延伸，同时假设人类的身份就是动物的身份。我们所接受的东西来自父母和家庭中的其他长者、老师和师傅，以及那些在我们生病、受伤、因年龄增长而衰弱、或失去正常生活能力时关心我们的人。后来，他人、孩子、学生、那些因不同方式失去正常生活能力的人，以及那些有着重大和迫切需要的人，必须依靠我们的给予。有时候那些依靠我们的人正是我们从他们那里有所接受的人。但我们通常从一些人那里接受，而另一些人需要我们给予。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使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出现并得以维持的那些关系就是一些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所亏欠（indebt）的关系。而且偿还这些亏欠不是也不可能是严格互惠的，这不仅是因为那些需要我们给予的人经常不是我们曾经从他们那里有所接受的人。即便我们接受的关心或协助就是别人需要我们给予的关心或协助，二者中也可能有一个更大、要求更高。而且通常我们接受的和给予的东西无法通约：比如，父母在关心和教育中给予我们的与父母在生病或年老时需要我们给予他们的这二者之间就没有可比性。
这并非唯一的不对称。我们知道从谁那里得到了好处，并因此对谁有所亏欠。但是我们经常不知道需要对谁给予：如果父母和老师还健在，或许是他们；如果我们有孩子，或许是他们；还有因为偶然和意外需要我们关心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将会需要什么。我们不能事先对那些可能出现的需要加以限定，就像那些之前关心我们的人也无法对我们的需要加以限定。比如，我们有可能一出生就因脑部损伤而致残，也有可能患有严重的自闭症，这样一来那些关心我们的人就发现不可能发展那些我们本来拥有的潜能。使我们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所需要的关心，如果要行之有效，就必须是对人本身无条件的关心，而不管结果如何。这就是我们现在反过来应当给予（owe）他人或将来应当给予他人的关心。面对那些大脑受损的人、几乎无法行动的人、自闭症患者等等，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本来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不幸本来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而我们的好运本来也有可能是他们的。（正是这个事实，使我们和那些严重残疾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和其他物种中严重残疾的动物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
那么，在我们所接受的关心和教育与我们应当给予他人的关心和教育之间就有一种复杂的关系。但不管怎样，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接受了，我们应当给予。那些没有接受过的人又会怎样呢？他们中的一些可能会因此导致不必要的残疾；另一些成功地成为了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却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心存感激，这些经历使他们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好的理由承认自己有所亏欠。他们可能在小时候遭受过性虐待或其他虐待，可能被严重剥夺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可能经受了各种不义的对待，除了自己创造的机会之外可能几乎没有机会学习。如果他们仍然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各种障碍斗争，并最终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那么他们亏欠的东西可能远远不及他们所遭受的错误对待。但是需要注意，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正是用了那些给予和接受的规范来描述他们的状况，而这些规范体现在通常使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关系之中。只有参照那些规范，我们才能认识到，他们所说的是正义的，他们与我们其他人不同，并没有亏欠什么。对他们这种说法唯一恰当的反应是：首先，承认他们是正义的；其次，要认识到，也许正是由于他们提到的那些错误的本质和后果，他们现在成为了我们其他人迫切地应该给予的对象。
这些错误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其一是个体的道德败坏，它源自某人品格中的恶性；其二是给予和接受关系内嵌于其中的某套社会关系存在的系统性缺陷。这两个来源并非互不相关。有缺陷的社会关系很容易产生有缺陷的品格。但即便是最好的社会关系也不能确保没有人变坏。而且即便是最好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缺陷的。这一点几乎没有例外。
福柯提醒我们，给予和接受的制度化网络也总是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结构，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既是为了掩饰也是为了保护这些不平等的分配，不过在这方面他只是一长串思想家中最晚近的一位，奥古斯丁、霍布斯和马克思都是非常著名的前辈。只要参与这个网络，就总是存在迫害与剥削的可能，而现实也经常如此。如果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实践判断和推理就会严重误入歧途。在运用德性时，只有清楚地意识到权力是如何分配的，意识到权力的运用很可能产生的腐败，通过参与这样的网络实现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好所需要的德性才能作为真正的德性发挥作用。在这里，正如在生活中的其他地方，我们都必须既学会如何与权力的现实共处，又学会如何反对它们。
人类的典型状况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系列正在制度化的关系的某个位置，并且通常在不同的时间所处的位置不同，这些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某些实践中的学校或学徒关系、本地共同体（local community）的关系以及更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是我所描述的那种给予和接受关系，没有它们我和其他人就不能实现和维持我们的好，因此它们是我们实现幸福这一目的的构成性手段（constitutive means）；但是另一方面它们通常也体现了在权力和权力运用中已然确立的等级秩序，这些等级秩序和权力的运用，作为控制和剥夺的工具，经常挫败我们对好的追求。
我们通常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具有双重特征的社会情境之中，当我们太过轻易地谈论支配着和贯穿于我们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这些”规则或“这些”规范时，某些东西就会被隐藏。有时候会有两套规则同时存在；有时候同样的规则会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有时候在某种生活方式下，一套规则会与另一套规则激烈冲突；有时候一套规则会从属于另一套规则，甚至被另一套规则同化。两种规则之间这些不同且经常变化的关系反映的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矛盾和斗争的不同结果。最坏的结果是，那些支配给予和接受的规则实质上从属于或服务于权力的目的；而最好的结果是，权力的分配服务于给予和接受的规则所指向的目的。
让我们以西方历史中任何一个阶段中的家庭为例。在这个家庭中父母按照那个特定时间和地点最好的标准，大体上对孩子很好。母亲给了孩子很好的产前和产中照料，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父亲、姨妈、叔叔和祖父母的协助，所有这些人都在孩子教育的各个阶段做出了适当的贡献。父母不仅把孩子交给好的老师，而且积极配合那些老师。也就是说，父母明智地运用他们的权威，并表明他们配得上这种权威。这样孩子就会认识到，明智的权威是通过关心和教育给予他们的东西中的关键要素，他们因此可以变成独立的实践推理者。他们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理解了自己对父母、其他家庭成员和老师有所亏欠。他们也认识到自己必须要有所给予，当父母和其他年长者有需要的时候对他们给予、对自己未来的孩子给予、对所有那些其需要已成为他们责任的人给予。然而此时矛盾之源就出现了。
父亲为了能够承担起自己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不得不放弃自己对某种事业的渴望，不管具体是什么，这种事业需要长期和艰苦的训练，才有望在日后拥有大量财富、权力和荣耀。现在他将自己对事业的幻想投射到某个孩子身上。他热切地希望孩子能完成自己未能实现的事业，这让他无视孩子要变得独立的需要。而那个孩子运用自己作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的能力，确定有很好的理由不去追求那项事业。父亲要求孩子那样做，并动用家长的权威，威胁给孩子施加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惩罚。而母亲认为拒绝服从父亲是可耻的。在过去和现在的很多文化中都有已然确立的规则赋予父母足够的权威，这些规则足以为这对父母的态度进行辩护。
如果孩子按照父母的要求行事，他就会在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失败：那会表明他在独立的实践推理的德性方面存在缺陷，而且他会在判断自己究竟应当给予他人什么方面犯下严重的错误，因为根据给予和接受的规则，给予应该是接受的对应物（counterpart）。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社会和文化确立起来的定义父母权威的规则就与给予和接受的规则以及由这些规则合法化的父母权威的观念产生了矛盾。
这两套规则之间的矛盾在西方文化中反复出现，历史和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这种坏父亲、坏母亲，以及与此相应的坏国王、坏女王和坏教皇的形象。当然“坏”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形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坏父母（比如利顿・斯特雷奇的母亲为了将他变成他绝不可能变成的样子强迫他接受某种教育），与十三世纪的坏父母（比如托马斯・阿奎那的母亲为了让他放弃多明我派的信念囚禁了他一年之久）就完全不同。但是在这两套有着各自要求的规则下面深层的矛盾却是相同的。在每个时期不同的家庭都可以被置于一个渐变序列（spectrum）之中，在这个序列的两端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家庭模式，一种是对已然确立的权力分配表现出强制性的遵从，另一种则表现了实现人类幸福所需要的给予和接受关系。
坏父母之所以坏有两方面的原因。要求孩子给予本不应当给予坏父母的东西是不义的。为了表明他们的要求是正义的，坏父母通常要么自我欺骗，要么试图欺骗他人。为了给这些判断辩护，我们需要首先为一些规范辩护，只有诉诸它们我们才可以谴责那些坏父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为给予和接受的规则给出更全面的辩护。因此我要重申并更详细地阐明我的主张。
首先，或许也是争议最少的一点是，独立实践推理的运用是完全的人类幸福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强调过的，这并不是说如果不能进行推理就完全不可能获得幸福。但不管怎样，无法在实践层面上进行合理的推理确实是一种严重的缺陷。在推理中没有独立性也是一种缺陷。我所说的独立性包括对别人提出的行动理由进行评价的能力和意愿，有了它们一个人就可以对赞成别人和对自己的实践结论负责。如果一个人不能就自己的推理对别人做出可以理解的说明，他就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但是这种说明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都不需要是理论性的。要成为好的实践推理者，农民和长笛演奏家并不需要同时成为逻辑学家。
亚里士多德说过，实践思虑只关乎手段而与目的无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思虑特定的目的，而只是说在思虑时我们将那些目的当作实现进一步目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作为实现某种目的手段的行动，既包括因为手段与目的之间某种偶然的因果关系而影响目的实现的行动，比如喊叫吵醒了某人；也包括作为某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的行动，因此只有采取了这些行动整体才能实现，比如国际象棋中的每一步都是下好一盘棋的手段，或者遵从给予和接受的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在实践推理者的判断和行动中需要思虑的问题（它从来不需要被明确化）有这样的形式：“给定某个要实现的目的，最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作为手段实现它？”如果对这个问题最初的反应是进一步的问题：“但这个特定的目的此时此地是不是对该个体或群体最好的目的呢？”那么对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将会涉及或预设更进一步的目的，而它的形式是：“给定要实现某个更进一步的目的，此时此地这是或不是该个体或群体立即应该追求的目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这种为实践判断和行动提供充分辩护的推理是最终将我们引向合理的实践推理中所有环节的首要前提，它的形式是：“因为好的和最好的是……”但是要对此时此地做什么最好进行合理的推理，那些具有相关德性的人（首要的德性是明智的判断）显然很少需要，甚至可能无法明确说出他们当下的实践推理所预设的辩护性推理链条，而那些缺乏相关德性的人则根本无法进行合理的实践推理。那么在论述独立的实践推理者时提到这种预设的辩护性推理为什么重要呢？它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它表明，如果要就手段进行理性和富有成果的辩论，人们必须已经对相关的目的达成了共识。这并不是说关于目的不能有理性的分歧，但是如果要让这种分歧变得合理，如果要让辩论有意义，那么在一个更根本层面上，就至少要对某些更高的目的达成部分共识，即正在辩论的目的是或不是实现那些更高目的的手段。这为什么重要呢？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部分原因是“在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与他人一同思虑，因为不相信我们自己足以做出决定”。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实践推理中，我们经常既要回答“对我来说做什么是最好的”，也要回答“对我们来说做什么是最好的”。通常我们只能够提出后面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回答它了，而恰恰是因为关于那些好和最好，我们达成了某种更深层的共识。
根据我一直以来采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观点，实践推理在本质上通常是在某套确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与他人一起进行的推理。那些关系的最初形成及随后发展使我们每个人首先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随后作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得到这些关系的支持。它们通常首先是家庭关系，其次是学校和学徒关系，之后是特定社会和文化中成人所参与的一系列实践关系。建立和维持这些关系与个人性格和活动的发展不可分离，通过那些性格和活动每个人被引导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因此如果不追求参与那些关系的所有人的好，就不可能追求每个人的好。因为如果离开和独立于我们身处其中的整套社会关系的幸福，我们几乎不可能充分理解自己的好和幸福。为什么不能呢？
如果我要实现对人来说完整的幸福，那么我的整个生活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我不仅要参与独立实践推理者的活动并且获得某种成功，而且我也要在很小、年老、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接受，或者可以合理地预期自己将会接受精心的照顾。因此，如果要实现我们的好，他人必须将我们的好当作他们自己的好，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帮助我们，而我们自己通过获得和运用德性也变成了那样的人，将他人的好当作自己的好，这样做不是因为计算着只有我们帮助了他人，他们才会帮助我，从而实现某种利益交换。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他们考虑别人的好只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好，在我看来他们在德性方面是有所欠缺的。
按照德性的要求参与这种给予和接受的关系网络，我必须明白，需要我给予的东西也许与我接受的非常不成比例，那些需要我给予的人很可能是我从他们那里无法得到任何东西的人。我还必须明白我给予他人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是无条件的，因为衡量我需要给予什么的关键因素是他们需要什么。
当这些家庭的、邻里的和技艺传授的关系网络处于幸福的状态时，也就是说有一个幸福的本地共同体时，这总是因为那个共同体成员的实践理性伴随着他们以公益为目标的活动。但是从这种共同幸福中受益的人却包括了那些最不能够胜任独立实践推理的人，也就是那些非常年幼和非常年老的人、病人、受伤的人以及由于其他原因能力欠缺的人，他们个体的幸福是整个共同体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数。正是因为人们的需要给共同体成员的行动提供了理由，那个共同体才实现了幸福。
*本订阅号发布的内容仅用于学术传播与公益目的，不涉及任何商业行为。如您系权利人，且对本订阅号发布的内容有所关切，敬请在后台留言或联系邮箱：394000821@qq.com。若无特别说明，文章配图均选自网络，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其所表达含义的二次阐释和理解不能代表本号立场，本号不对原始来源负责。感谢您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