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军职不高为何连任两届中央候补委员？
今天看了一位条友写的文章，他介绍了一位少年英雄机智勇敢完成任务的故事，后来我百度了一下，这位少年英雄不简单，他连任了两届中央候补委员，而且他的军职不是很高，他是谁？为何能够连任两届中央候补委员？本文想探讨一二。
他就是宋双来将军，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宋双来将军的革命经历。宋双来，1926年生，河北武强人，卒于2006年。他1940年入伍，加入八路军，担任通信员，通信员是传递情报，其中也有智慧，他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多次出色完成了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担任班长、副排长，团副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指导员，1947年6月，在保北战役中，时任连指导员的宋双来率部在定兴县十五汲村坚守阵地7个多小时，阻敌增援，为主力部队围歼敌人赢得了时间，战后，荣立"特功"，获得特功勋章，后来了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太原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宋双来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63军团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指导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担任了轮训大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基层工作科科长，1955年没有授衔。后任团政治处主任，1958年~1960年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60∽1966年，宋双来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团政委、炮兵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1966年起，他先后担任师副政委、师政委，1969年10月担任63军副政委。那么他为何能够担任九大、十大中央候补委员？个人认为，有以下原因：首先，他有一定资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革命。再次他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最后他符合时代的标准，九大注重从军队中选取中央领导干部，还注重老中青结合，宋双来属于中年干部。还注重从劳动模范、战斗英雄选拔，而宋双来属于战斗英雄。所以宋双来能够被选为九大、十大中央候补委员。而且1988年他被评为中将军衔。成为了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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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6岁的八路军小战士宋双来，在送信回去途中，遭遇了日伪军的骑兵。情急之下，他迅速闪进道旁的高粱地。谁知，日伪军早已在马上看到了他，并悄悄向他围拢。
高粱地是冀中平原上最常见的一道天然屏障，碧浪接天，夏天进去便是天然的“青纱帐”，在里面穿行如鱼入海，外面的人很难捕捉到准确位置，宋双来钻进高粱地后，撒腿就往后跑，他的双腿拼命地在垄沟里倒腾。
可惜高粱地能遮住视线，却遮不住声音，马蹄和敌兵呼啸而来的动静死死黏在身后，对于这个16岁的少年来说，那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性命可以脆得像一张薄纸。
敌人骑着马，而他只有两条还没长结实的腿，子弹嗖嗖地从耳边擦过，打到高粱叶子上发出细碎的破裂声，日伪军一边追一边喊叫，隐约听到有人在说“抓活的”。
宋双来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战死无所谓，决不当俘虏。”
跑着跑着，他突然把心一横，从怀里拔出了驳壳枪回头就连打几枪，这个动作来得非常突然，以至于最前面的日本兵下意识勒住了马缰，敌人没想到这个小八路身上还真有家伙，而且敢回头开枪。
而就是这短暂的停顿，给了宋双来喘息的时间，他借着枪声的震慑赶紧环顾四周，很快发现前方有一片长满茂密小树的坟地，林子和坟包的组合，是最适合打游击的地形。
宋双来看看身后，又看看前方再没有犹豫，撒腿就朝坟地跑去，钻进坟地后他将自己藏在一个坟头后面，深吸一口气，将驳壳枪装好子弹，对准了追在最前面的一个伪军就是一枪。
那个伪军中弹后从马背上滚了下去，后面的敌人瞬间纷纷勒马停下，有的直接跳下马来趴在了地上，不敢再轻易往前冲了。
他们不敢冲的理由倒不止是怕枪子，坟地对日伪军的心理震慑远远大于一片高粱地所能带来的威慑，长久以来，他们对手上沾的鲜血有足够多的理由害怕冤魂索债，那种隐藏在大众认知之下的恐惧，在枪声落地之后迅速扩展开来。
宋双来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空当，迅速摸过另一个坟头，接着又开了两枪，嘴上还喊着“不怕死的就上来”，敌人乱作一团，有人试图寻找射击方向，但是青烟散在大树和坟包之间，他们根本判断不了子弹来源，只能对着树林盲目还击。
打了几个回合之后，敌人怕了，他们开始担心附近有埋伏，怕眼前这一切是游击队的诱敌之计，于是慌忙跨上马背，噼里啪啦地扬鞭逃走了，等到马蹄声渐远，宋双来才从坟头后面探出头，确定追兵已经跑远，这才颤着双腿一步一步回到了驻地的方向。
回到驻地后，宋双来立刻把路上的遭遇向政委马庆云作了汇报，马庆云听完他的讲述，既惊又喜，一个劲儿夸他临危不乱，有胆有识。
宋双来并非生来就是我们固有印象中那般严肃庄重的英雄模样，1926年4月出生在河北省武强县常庄村一个普通农家，父亲在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就牺牲在抗日前线。
面对丧父之痛，宋双来也像无数革命后代一样，哭着哭着就生出了骨头里面伸长的决心，1940年4月，刚满14岁的他就加入了武强县二区游击小队，成了一个站在队列里看起来瘦瘦小小的娃娃兵。
大家普遍对这个小战士既心疼又照顾，觉得他还没有马枪高，便让他从通信员干起。
1942年正是华北抗日最艰难的年头，那年5月侵华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日军的战术是“拉网清剿”，一块地一块地地推进，像篦子在草里刮着梳一样，试图把八路军的党政机关和武装力量一网打尽。
武强县和临近的几个县都在扫荡的核心圈里，许多村庄几乎被烧成白地，夜里照明弹隔一小时就在头顶炸开，把大地照得惨白发亮，谁也别想睡个踏实觉。
老百姓在洼地里来回转移，今在武强堤南村，明转移到邵庄北的一处空院里，别说吃饭，连口水都常喝不上，游击队更是昼伏夜行，今天十几个人集合，明天只剩下三五个人见面，队伍被打散后又重新收拢，全靠一种拼死的信念在撑着一口气。
而对16岁的宋双来而言，这些凶险构成了他成长的底色：恐惧是真实的，但恐惧面前的选择更真实。
他后来在1978年到1988年间先后担任过石家庄陆军学院政委和军事教育学院政委等，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且在1950年9月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出席首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无论在哪一个位置上，宋双来谈得最多的从来不是那些个人功勋，而是牺牲的战友。
他曾说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勇士，自己只是战争的幸存者，在这样的表述里，英雄的叙事不是个人主义的加冕，而是一种集体的和沉重的民族记忆。
主要信源：河北新闻网《河北武强籍宋双来14岁参军 曾亲手擒获伪警察所长》
新华社《宋双来同志逝世》
全国战斗英雄宋双来中将回忆在“五一”反“扫荡”中锻炼成长
作者：宋双来
作者介绍：宋双来，男，1926年生，河北省武强县常庄村人，1940年参加本县抗日游击队，194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建国前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三军政委、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政委，中将军衔。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两届中央候补委员。1992年8月离休。
我出生在河北省武强县常庄村。父亲在1938年参加八路军，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牺牲于唐县。我含着热泪，踏着父辈的足迹，于1940年4月我14岁时参加了本县游击队，被分配到二区区小队，1941年6月2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斗中，浴血奋战，英勇杀敌，被授予“全国战斗英雄”光荣称号。后任六十三军政委、石家庄陆军学院政委、南京军事指挥学院政委，晋升为中将。我戎马生涯60年，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还是在建设强兵劲旅、培养军队人才的军事院校工作时期，有许多大喜大悲之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化，惟有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难以忘怀。
突围后的隐蔽转移
从1942年5月1日起，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发起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摧垮冀中党政机关和抗日武装力量。日军对武强县进行“清剿”是从5月12日开始的。这天3点钟，分区机关和武强、饶阳、献县3县机关以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被日军围困在武强堤南村以北、饶阳小尹村以南的大洼里，日军轮番“拉网”、“梳篦”，滥杀老百姓，其景惨不忍睹。
在深夜，日军不敢贸然突进，飞机在这个时候便愈加“神气”，每隔个把小时便在照明弹的协助下朝人群集中的地域投掷炸弹，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而我们的武器装备也没有任何办法，就是在我们的有效射程内，为了群众的安全，也不敢轻易还击。外围已被日军、汉奸围得严严实实。当时，人民群众伤亡很大。
我所在的二区游击小队也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内，我们趁天还黑时突围到邵庄村北一处院子内。我们尚未稳住喘口气、歇歇脚，敌人又把邵庄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小队决定，在天亮前必须突围。这次突围是分头行动，指定集合地点，队员们都集体宣誓，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当俘虏，决不投降当叛徒；如遇敌人能避开就避开，避不开就拼，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大家信心坚定，行动迅速。这天天刚蒙蒙亮，开始分散突围，一直到13日夜里，小队37名同志陆续突围成功，在乐郊村梨树园胜利会合。现在想起来真是个奇迹。
整整一天时间，全体同志滴水未沾，粒米未进，胜利的喜悦使同志们暂时忘了饥渴劳累。指导员樊建平组织了几个同志到村里找老百姓弄了一些吃的，然后，小队领导忙着研究明天怎么办。想了几个办法都不保险，最后樊指导员决定，为了保留骨干，要缩小活动目标，决定指导员自己带两个班到沧(州)石(门)路以南活动，留下一个班在本区路北活动，再留下一个班由副小队长带领。当时敌人对冀中地区实行疯狂“扫荡”，而沧石路以南属冀南地区，比较松些。我所在的三班随副小队长留在了本区。
当夜，指导员带两个班出发之后，副小队长宣布可回家隐蔽，也可以两三个人一起隐蔽，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隐蔽自己、保存实力，隐蔽成功就是胜利。他说：“分散隐蔽，目标要小些，一个班在一起，在哪里也不好隐蔽，一旦出事，伤亡就大了。”三班长说他们家有个“夹壁墙”，隐蔽三四个人没有问题。由于我和副队长的家很近，我们3个人就做起了“夹壁墙”里的人。其他同志也都自由结合隐蔽去了。
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夜间出来听听情况，白天又进去隐蔽。但是，敌人白天在村子里“清剿”、“扫荡”，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万一被敌人发觉，就会招来大祸。第四天，副小队长很郑重地跟我们说：“这样隐蔽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们几个人老在三班长家里吃饭，时间短还可以，时间长了恐怕他们家也受不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被敌人发觉，三班长一家肯定要跟着遭殃。”尽管三班长一家对我们关照得很好，并没有流露出怕什么、烦什么的意思，但副小队长说的这些我们都觉得有道理，副小队长的意见是各自回家隐蔽待命。
当晚，我背着枪就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在家隐蔽的日子更是不平静，母亲自然提心吊胆，儿子干革命打日本她支持，但担惊受怕总是免不了的。我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还很小，什么事也不懂。当时日军的疯狂“扫荡”，虽然已经对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恐惧心理，但我没有退却的想法，警惕性反而更高了。我把枪放在了我随时能够拿到的地方，心想，大不了一死，或是有人告密，或是隐蔽不严被发现，就拿起枪和敌人拼个你活。
我回家第二天(5月18日)，与我一同留下的、主张回家隐蔽的那位副队长被他父亲用小推车推到天津“治病”去了。临行前，他父亲把他的枪藏了起来。
5月20日，我回家的第四天，伪村长第一次到我家问我：“双来兄弟，听说你回来三四天啦，什么时间走?×××到天津去了，现在的情况很紧张呀!你就这样在家待着吗?要找个地方躲一躲、藏一藏呀!”我说：“我没有地方躲藏，我有枪，鬼子、汉奸来了我就跟他们干。”伪村长说：“哎呀，人家那么多人，你一个人怎么行呢?我听说你天津不是也有亲戚吗?”我说：“有个舅，多少年也没有信了，在不在也不知道。”我母亲插话说：“天津不能去，一个是路上不好走，再一个去了找不到人，吃在哪里?住在哪里?我还不放心呢，就在家里吧，死就死在一起，打日本鬼子怕死行吗?樊指导员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双来就是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日军、汉奸隔三差五地到村子骚扰，主要任务是搜查在家隐蔽的八路军和游击队人员，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被抓走了。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把老百姓的粮食、牲畜、家禽抢劫一空，老百姓被搅得人心惶惶。
第六天，（5月22日）晚上，伪村长第二次来到我家，跟我说：“双来兄弟，鬼子、汉奸来了，你就这样躲藏着，可不是长久之计啊!”一上来，他便摆出了一副替我担心的架势，但听他说话的语气，看他吞吞吐吐的样子，就觉得他不怀好意，表情也不像第一次那样温和。昨天我还听说，他把我村民兵的武器送到敌人炮楼里去了，这样使我不得不对他有所警惕。伪村长是否已死心塌地地为敌人卖命了，当时我心里还没底。他说完后，我说：“你别说了，我的出路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们的队伍过几天就回来了，希望你不要给鬼子、汉奸报告。如果我被鬼子发现，我已经下了决心，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他直截了当地说：“双来兄弟，你那么干可不得了，咱们村可就遭殃了。”我说：“不是因为我，咱村遭殃，而是日本鬼子侵略咱村才遭殃。”
他又说：“我看这样，我跟他们(汉奸)说一下，你干脆带上枪到村南沧石路的炮楼里去，跟他们一道干，这样暂时隐蔽一下，军属优待粮村里照样给你家，也不拿你当汉奸对待……”看他越说越不像话，我气火了，遂指着他说：“你这个人看来真是已经铁了心为鬼子卖命了。”我摸摸手枪，里面早已顶上了子弹，真想一枪崩了这个家伙；又一想樊指导员让隐蔽的指示，还是教训他一下为好，于是对他说：“有人说你把村里民兵的武器都给鬼子、汉奸送去了，这次又要把我连人带枪送给鬼子、汉奸吗?那共产党、八路军回来，你还能活吗?广大群众能饶你吗?我再次告诉你，我早就做好了同鬼子拼命的准备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你死了心吧，你去给鬼子、汉奸报告吧!”
当时，伪村长很扫兴，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我那时16岁，虽然年轻，但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听共产党的话，按指导员说的去做。共产党员宁死不屈，在任何情况下，决不缴枪，决不投降，决不当叛徒!
伪村长走后，我和母亲商量准备到外地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家避风，我母亲也准备带着弟弟、妹妹到邻村亲戚家暂时待几天。就在当天深夜，“当、当、当”的敲门声一响，我先是一惊，待听出是樊指导员的声音，我喜形于色，“哗啦”一声，拉开门栓，打开大门，看到了想念已久的领导和战友。
樊指导员带着两个班的同志们到我家来了。分别后的紧张、忧虑、愤慨、喜悦各种情感一齐涌上了心头，我“哇”地一声哭起来了：“指导员，你可回来了!”当时，也顾不上叙说别后的担忧、思念，顾不上分享重逢后的喜悦，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妹妹，我们小队连夜出发，赶到了小营村驻地。这里离敌人比较远些，群众基础也好些，也是反“扫荡”的根据地。
以一胜十的遭遇战
1942年7月，我县以二区游击小队为基础组建了县游击大队，马庆云任政委，我被调到马政委身边当警卫员。那是8月的一天，我奉马政委指示，从二区林东村到五区沙洼村给县委的一名同志送封信。我藏好信件，带上手枪，快步赶路，非常顺利地到达沙洼，将信件交给这位县委领导。连口水都没有喝便往回赶。
因接近正午，天气非常炎热，路上行人很少，但我仍然不敢大意，路两旁的青纱帐起来了，高粱举起火把，玉米吐出长缨，太阳还很毒辣，累得我浑身是汗，脚下的步伐越走越快，一直朝东奔去，一路小跑到了县城通往敌人据点留寺林的公路上。这是条南北公路，我刚踏上公路，准备跨过公路，仍朝东去，忽然发现一队敌人骑着大马从公路北面走来，他们在马背上正指指划划地谈论什么。见此情景，我转身回头钻进了高高粱地里向南跑去。
敌人马队向我追赶过来，我见状越跑越快，他们一边追，一边嘴里不停地喊着：小孩，停下!"因为我当时只有16岁、长得也瘦小，从远处看还是个孩子。他们见我跑的劲头不像普通的孩子，脚步那么利索、有力，便一边追一边喊着“小八路，停下！”接着，“叭，叭，叭”地朝着我跑的方向开枪。
听到枪声，我跑得更快了，待跑出高粱地，我清楚地看到这伙汉奸是伪警备队的，十几个人，离我只有五六十米，他们喊：“捉活的，你跑不了啦!”我是苦水里长大的孩子，多年受共产党的教育很深，对敌人恨得咬牙切齿，决不当俘虏。我一边跑一边从怀里掏出驳壳枪，朝着敌人来的方向，“叭、叭、叭”地回了几枪，这时汉奸们见我有真家伙，追我的速度就慢了，但枪声却密集了，他们离我也越来越近了。
我急中生智，钻进旁边的坟地里。这里有一片坟头，还有茂密的小树，几个箭步蹿到一个坟头后面，朝着前面的敌人开枪。眼瞅着前头一个汉奸从马上滚下来，我大声喊着；“不怕死的就上来吧!”随后又转到另一个坟头后边，继续开枪，马不敢向前跑了。
敌人在明处，我在暗处，他们经不住我打，剩下的敌人也许捉摸着不仅不能捉到活的，再打恐怕连自己的小命都得搭上，纷纷调转马头跑了。
我一回到驻地便向马政委报告这场遭遇战的经过。马政委哈哈大笑说：“原来是你啊!我们的侦察员早已侦察到了这一情况、正在分析有关情况，准备派人支援，你已胜利归来了。”
我说：“反正我不怕死。”马政委接着说：“一个人击退了十几个敌人马队的围攻，这在大‘扫荡’以来还是第一次。”夸我机智勇敢，是好样的战士。
此事当时成为全县游击大队的热门话题，领导让我轮流给游击队作报告。后来，“以少胜多的遭遇战”编入了本县小学抗日课本。
反“扫荡”的胜利
敌人“五一”大“扫荡”后虽然更加猖獗，但恢复后的县大队也更加坚强。我在残酷环境中不畏艰险，革命意志进一步增强，杀敌本领一天天提高。县大队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法，神出鬼没，克敌制胜，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在反“扫荡”中打了许多胜仗。
日军、伪军在沧石路北“扫荡”，我们到路南打击小股敌人。樊建平这时已是县大队副政委，他和政委马庆云集合起队伍，住在护驾林村。
驻县城的敌人马队在康厂打人抢东西，我一听就气炸了肺，又是这伙民族败类为非作歹，非打死他们不可。全体游击队员摩拳擦掌，按照马政委的布置埋伏在村旁，等敌人马队一露头，我们的战士一个个奋不顾身冲了上去，打得敌人狼狈逃走。这是敌人“扫荡”后我们打的一个漂亮仗，速战速决，立即转移。我们到武邑时，又捉住十余个汉奸、特务，缴获自行车3辆，伪钞、冀南钞千余元，暂时解决了部队菜金。
1942年农历六月初五，天特别黑，下着小雨，在马政委、樊副政委的带领下，我们摸进敌人西北召什据点，大队长徐春缓等人先上了伪军的房，又轻轻跳下院子，伪军们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我们迅速占领屋内，枪口对准他们，30名伪军乖乖投降，缴获大枪20余枝、自行车15辆、手榴弹100个、马1匹及其他战利品。
我从区小队到县大队，在手枪班，当警卫员，首长言传身教，精心培养，加上一次次参加战斗，经受了反“扫荡”的考验，以后又参加了小营反包围歼灭战、里谦战斗、奇袭小范日本岗楼等战斗，掏匪窝、截粮车、端炮楼、捉鬼子，两次解放武强县城，直到日本投降。
田志博、郭润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