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方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
在一次期中考试前夕，学校打印室失窃，丢了高一和高二的语文和数学蜡版试卷。教导副主任心急火燎的领着两个年级组长了解情况。
据打印室的工作人员回忆，昨天蜡版试卷油印之后就顺手丢弃在废纸篓里，今天早上发现蜡版试卷不翼而飞了。
试卷的制作流程通常是：先由各科骨干老师出好卷子，教研室讨论修改之后送至打印室刻成蜡版，再油印成卷子发给学生。保密工作严格，从未泄露试题。
几个人仔细查看了“作案现场”，初步断定是熟悉学校内部环境的学生所为，教职工子女的嫌疑最大。
泄漏试题算是考试中的丑闻了，教导副主任吊着脸，打印员噤若寒蝉不知所措，另出题、印题已经来不及了，推迟考试时间需要校委会定夺，两个年级组长建议先将此事先压一压，静观其变，等考试结束后再追查。
大家面面相觑，在没有其它好办法和补救措施的前提下，副主任只好默许先考试，心事重重地回到工作岗位。
北方师大附中的教学楼是一栋呈工字形的六层建筑，典型的苏联式建筑风格。
我们高二年级在五楼，共设十个班。一班到七班是普通班，八、九、十班为重点班。我因父亲的关系被照顾进了九班下早读的铃声响过，平时熙熙攘攘、人流不息的楼道里此刻却是门可罗雀，整层楼都弥漫在考前紧张的空气中。
上午第一场是语文考试，有抓紧时间背课文和名词注解的；有做课后习题的；有的同学破罐子破摔已经放弃了考前复习。
索性在黑板上画一个香炉，香炉上插着三根香，面对着香炉做起了祷告，嘴里还念念有词以求菩萨保佑考试过关，云烟缭绕的画面让人有了置身在庙宇中的错觉。
我和杜莉是小学同学，又一同升入北方师大附中，她父亲对她学习抓得紧，语文成绩还不错，我想在考前找她再问一问猜押了什么作文题。
我站在十班门口向教室里望去，座位上的杜莉双手紧紧地将书包抱在胸前，身体的肌肉略微颤抖，脸上写满了不安与惶恐。我想：一次期中考试而已，至于如此紧张吗？我招了一下手，杜莉没有反应，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也不好大喊大叫。
坐在杜莉后排的男生李星平时就爱“恶作剧”欺负杜莉，不是拽头发就是用笔在杜莉衣服上画画写字，今天他又一次趁其不备，一把夺过杜莉双手捂住的书包，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教室。
杜莉急了，一边大声喊，一边拉着站在教室门口的我共同去追，李星被我俩在楼梯拐角处追上，杜莉借机给了李星背上一粉拳。气喘吁吁的李星故意打开书包，将书包的口向下抖了抖，几本书和两张手抄卷子滑落在脚下。
李星弯腰捡起卷子，飞快地翻了一下，断定这就是即将要考的语文试卷，李星和我都感到意外，杜莉伸手去抢卷子，李星高举过头。
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压低嗓音用恳求的语气说：“李星，把卷子先还给杜莉，请你息事宁人。杜莉她成绩不差，没理由这样做，这事如果被其他同学和老师知道，让她日后如何在同学中抬得起头，会毁了她呀！”
我的话音刚落，李星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面目狰狞的吼道：“你、杜莉包括八班的吕芳，你们哪一个不是靠着父母的人情关系被照顾到重点班的。杜莉现在又凭着子弟的身份提前知道了考试题，这对我们平日里刻苦学习的同学公平吗？我一定要将此事公布于众。”我羞红了脸，无言以对。
李星迅速抓起一张试卷返回教室，拿起讲桌上的粉笔，他知道自己要闯祸了，十六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只觉得一股正义之气直冲脑门。李星没有一丝犹豫，果断地将《记一位难忘的老师》这几个字写在了黑板上。
字体硕大醒目，全班同学一片哗然。我陪着杜莉回到十班教室，“都怪我自己不辨是非，才闯下这弥天大祸。完了，我爸一定会知道的，我该怎办呀？”说罢，杜莉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了胸前，齐耳的短发遮住了她羞愧的面颊。
铃声和广播同时响起，我准备回自己的班级考试，却发现被赶来打探消息的外班同学困在了十班教室里，寸步难行。教室里，楼道里，到处都是高二看热闹的学生。
几名身着喇叭裤的男生不断地在起哄，唯恐天下不乱。口哨声，吵闹声，呼喊声，不绝于耳。一时间，场面几近失控。此刻，《记一位难忘的老师》这一作文题目已经传遍了高二年级的每个角落。
政教处的老师们闻讯赶来维护秩序，年级组长用高音喇叭喊话，才将事态控制住。与此同时，十班班主任已经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了教导处。
教导主任恰恰是杜莉的父亲，事关重大，他无暇顾及到女儿的名誉。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学校，校长闻听此事后勃然大怒，决定立刻取消考试，择日再考。校长批示：彻查，无论涉及到谁的子女，绝不能姑息袒护，一定要还广大师生一个公道。
教工子弟不足五十人，十几岁的孩子哪有什么攻守同盟，经不起调查，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原来是一个比我们低一届的教职工子弟孙君，在前一天晚上，趁着夜色悄悄翻窗户进了打印室，偷了高一、高二的蜡版语文和数学试卷并将高二的语文试卷交给了暂住在亲戚家的吕芳。
随后吕芳又找杜莉帮忙完成了试卷。就这样，杜莉成了此次试卷失窃事件的参与者。在三天后的全校大会上，校长亲自宣布处理结果：孙君记过处分，其他参与者一律警告处分。
当天下午，此事便传到了在北方师大工作的父亲耳里。我放学回家，在屋外已经感到沉重的气氛穿墙而过。一进门，看见正襟危坐的父亲，他神情严肃，不怒自威。我预感到学校发生的一切他都知道了。
赶忙放下书包，战战兢兢地走到父亲面前垂下头，我不敢看他。耳旁传来父亲震耳欲聋的怒吼声：“一个人成绩差就像树苗长歪了，可以修剪扶正。品德差就是根烂了，没救了。这事如果你也参与其中，丢了老子的脸，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父亲一边斥责一边转身从门后抽出一根常备的棍子，用力在地上重重地杵了几下，扬起的灰尘在空气中漂浮起再慢慢落下。见此情景，我不寒而栗，大气不敢出。父亲一向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
杜莉自然是躲不过她父母的“严刑拷打”，遭受了皮肉之苦。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两日后杜莉就大病一场，因病情严重休学半年，只得跟下一年级继续学习，我不免为杜莉感到惋惜。
高考结束后，我通过招录进了军工企业。吕芳搬回城里的父母家并接了她父亲的班，从此和我们再无联系。康复后的杜莉并没有因此沉沦，她知耻而奋进，次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教育部直属的北方师范大学外语系，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而那时的我已经在宽大的厂宣传科的办公室开始编织自己的文学梦。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中四十年过去了。近些年，老同学之间各种圈子的聚会也渐渐频繁起来，有好事的同学提出让我主动和吕芳联络感情。
我断然拒绝，杜莉中学时期的污点，吕芳难逃其咎，人总要为自己的过往买单。我和杜莉同住城南，每次相见，无论是在餐厅、茶社，或者咖啡屋，她总会不分场合地和我聊起“试卷失窃”，回忆起那件事对她的伤害。
“我这辈子算是让吕芳害惨了。”
“卷子你做了，题也是提前知道了。学校也算没冤枉你。除非事发之初你向学校检举。”为了让她接受此事，我只能如此说。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上大学、结婚、评职称永远比别人晚。你的女儿研究生毕业都已经工作了，我的女儿才在各处投简历。”杜莉像祥林嫂一般唠唠叨叨重复地抱怨着。
时过境迁，我依然能从她暗淡的神情、沮丧的语气中体会到当年噩梦般的经历对她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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