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浙江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真题全解 | 命题规律、风格剖析与答题框架

叙事治疗也称为叙说治疗，是后现代主义个案工作的模式之一。叙事治疗模式以日常对话为基础，从多元价值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社会工作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作关系和工作技巧上的一些变化，透过“故事叙说”“外化”“解构”，使人变得更自主、更有动力。

危机随时可以在生活中发生，当意外事件发生时，或是由于积累了太多的压力时，就会发生危机。从个案工作实践经验来看，一般的危机可以归纳为过渡性（或发展性）危机、外在伤害性（或情境性）危机和天然灾害三类。危机介入的具体技巧如下：

      1.开始阶段

      第一次会谈时要收集服务对象的基本资料，并将会谈集中在正在经历的危机事件上。通过问“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带领服务对象进入危机事件情境中，理清自己的感受，找出是什么原因引发了问题。这时，也要注意考察服务对象“自我”的强度，了解服务对象的认识能力与“自我”强度，并了解服务对象的社会资源网络。第二步要搞清楚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从而把问题集中在目标上，找出真正的问题。然后，达成口头协议，把问题集中在核心问题上。危机介入的开始阶段，其工作目标主要是与服务对象建立牢固的专业关系基础，取得服务对象的信任。当服务对象的思想开始澄清时，可以通过布置任务让他感觉自己有了自主能力。

2.中间阶段

      工作者要进一步搜集资料，扩大对服务对象的认识，可以把现在发生的事情与服务对象过去的生活经历相联系，指出前后的因果关系，可以帮助服务对象改正对问题的认识，让服务对象倾诉可以减轻焦虑，然后帮服务对象看看什么样的办法对解决问题有效。这时工作者要做服务对象的榜样，让服务对象学习怎样解决问题；可以给服务对象布置作业，促使他改变思考方式，换个角度看问题，从而改变感觉和行动。

3.结束阶段

      在危机介入的最后阶段，回顾一下开始时双方协议要做的事执行得如何，达到了什么目标。这时可以提醒服务对象结束工作关系的时候到了，与服务对象一起回顾已取得的进步，征询服务对象对今后生活的想法。如果服务对象说：“我行了，不用再见你了”，就标志着服务对象已经可以重新自主生活，危机结束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社会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定位。在这一思想指引下，社会工作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需求，突破传统局限，从理论、实务、体制机制等多维度实现创新发展，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一、坚守政治引领，锚定创新发展方向

党的领导是社会工作创新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工作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需将党建引领贯穿社会工作全过程。在新兴领域，针对 “两企三新”及新就业群体，通过分类指导、服务先行的方式推进党建全覆盖，既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又凝聚新兴社会阶层力量。在基层治理中，将党的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深度融合，以“三新两基一服务”为重点，拓宽党联系群众的渠道，夯实执政的社会基础，确保社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创新。

二、拓展服务维度，回应多元社会需求

新时代社会工作需突破微观服务局限，构建宏观、中观、微观协同的服务体系。在服务对象上，既要关注传统困难群体，也要回应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填补服务空白。在服务领域上，将社会工作嵌入乡村振兴、基层政权建设、司法矫正等多个领域，实现社会建设全领域覆盖。在服务方法上，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激发服务对象的治理主体意识，通过线上线下平台推动其参与社会治理，形成“服务—参与—共建”的良性循环。

三、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创新制度保障

系统集成的体制机制是社会工作创新的重要支撑。需厘清社会工作部门与民政、政法等相关主体的横向关系，提升协同治理效能；理顺各级社会工作部门的纵向协作机制，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健全“五社联动”机制，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社工、社会资源，破解“九龙治水”难题。同时，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社会工作者综合素能，将成本效益方法融入政策设计，实现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构建本土理论，彰显中国特色价值

社会工作创新需立足中国语境，打造自主知识体系。突破西方个人主义导向的理论局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个体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互构的本土理论。将“共同富裕”“社会治理共同体”等理念融入实务，形成兼具政治性、群众性与专业性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模式。通过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使社会工作既契合中国社会治理需求，又为全球社会工作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综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社会工作需以政治引领为核心、以需求回应为导向、以机制完善为保障、以理论创新为支撑，实现全方位创新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间接介入是指以个人、家庭、小组、组织和社区以至更大的社会系统为关注对象，由社会工作者代表服务对象采取行动，通过介入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系统以间接帮助服务对象的行动。间接系统的介入通常也称为改变环境的工作，或中观和宏观社会工作实务。

妇女社会工作的主要特点如下：

1.关注妇女群体的多样性

      妇女群体具有多样性，决定了妇女问题的多样性。妇女问题是性别问题，与国家、民族、年龄、残障、宗教、文化、城乡等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也决定了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妇女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困难的妇女群体，还包括其他妇女群体。因此，在妇女社会工作中，既要遵守社会工作“个别化”的工作原则，又要运用性别视角分析，结合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等多视角分析和解决妇女问题。

2.关注妇女的声音和经验

长期以来，在父权文化（如“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影响下，妇女的声音和经验常常被忽视或者轻视，尊重和倾听妇女的声音，尤其是在任何一个人群中被边缘化的妇女的声音和经验，是妇女社会工作的起点，也是妇女研究的起点。

3.了解、理解和接纳妇女的现实处境

      妇女的现实处境不应该归因于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要看到她们的处境与社会变迁、性别歧视以及社会资源缺乏等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了解、理解她们的现实处境、接纳她们的生存选择、尊重她们生存和生活的方式，都是社会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工作原则。

4.两性差异不等于女性次于男性

      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不同，不能构成社会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评价基础。

      5.强调妇女个人问题的社会原因，“个人的即政治的”

      传统的社会工作将妇女问题个人化，并忽视妇女在私人领域受到的压迫，而妇女社会工作是强调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提出“个人的即政治的”口号，强调个人问题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打破了公私领域的划分，将私人领域问题也提升到社会制度层面，使得妇女问题从个人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制度问题。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全社会树立积极、健康的妇女观，需要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给予保障。

      6.注重本土妇女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西方社会工作根植于西方本土文化，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中国的妇女问题产生于中国大地的土壤里，因此解决它必须分析这块土壤的特质，从这块土壤中找到解决方法。我们有丰富的妇女工作的历史经验，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因此着力和用心对解决本土妇女问题的妇女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在此基础上参考和借鉴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是妇女社会工作的特点。

大学生就业创业难是多方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而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与干预工具，能够从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两个维度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助力，有效缓解就业创业困境。

非正式支持网络是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情感基石与资源纽带。家庭作为首要支持主体，不仅能提供资金资助、生活照料等物质支持，更能给予情感慰藉与精神鼓励，帮助大学生在求职受挫或创业遇阻时保持积极心态。同辈群体则基于相似的成长背景与发展需求，形成信息共享、经验交流的平台，通过分享招聘信息、创业政策、职场心得，降低大学生的信息搜寻成本。此外，校友资源作为非正式支持的延伸，凭借其职场积累与行业人脉，可为大学生提供内推机会、创业指导，搭建起从校园到社会的桥梁。

正式支持网络是破解大学生就业创业难的制度保障与专业支撑。高校作为核心主体，应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开设职业规划课程、举办创业大赛，同时加强与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政府通过出台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如提供创业补贴、税收减免、小额担保贷款，降低大学生创业的资金门槛；通过搭建就业招聘平台、举办专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则发挥专业优势，针对就业创业困难大学生开展个案辅导、小组工作，帮助其厘清职业定位、提升求职技能，同时链接资源，为创业大学生对接孵化基地、法律咨询服务，助力其规避创业风险。

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并非孤立存在，二者的有机融合是构建大学生就业创业支持网络的关键。社会工作者应充分扮演资源链接者与能力促进者的角色，推动家庭、高校、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形成 “情感支持 — 资源供给 — 能力提升”的闭环服务体系，从而切实解决大学生就业创业难问题，助力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与自我价值。

女性主义理论强调性别不平等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影响，认为女性的困境源于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对女性角色的固化约束。结合案例，郑阿姨抑郁情绪的产生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其一，传统性别角色的内化压迫。郑阿姨成长于传统性别文化环境中，“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照料者”的角色认知深度内化。婚后她放弃个人发展，将自我价值完全依附于家庭，退休后社会角色消退，丧偶后家庭照料角色也随之消失，导致自我认同崩塌，陷入“无价值”的负面认知中。

其二，性别化的资源分配不公。老年女性在健康保障、社会支持等资源获取上处于弱势地位。郑阿姨作为退休女工，退休金较低，医疗支出压力大；同时，传统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潜在影响，使她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而隐瞒病情，独自承担健康风险与心理压力，缺乏有效的情感宣泄渠道。

其三，女性老年期的多重角色丧失与社会孤立。郑阿姨经历了“妻子”“照料者”“职场从业者”等角色的相继丧失，而社会对老年女性的价值认可不足，社区缺乏针对老年女性的支持性服务。子女异地定居导致家庭支持弱化，她难以建立新的社会连接，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负面情绪不断累积引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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