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进入审美与理性世界
文| 太一成氏书房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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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词典2025年度词汇：“Parasocial”（拟社交关系）
“拟社交”情感代餐 填不饱真实需求
环球时报官方账号
作者｜汤永隆
前段时间，剑桥词典公布了2025年的年度词汇——“parasocial”（拟社交）。剑桥词典认为，这个词描述了当前时代越来越常见的一种情感模式：一个人单方面地感觉自己与某个并不认识的名人、虚构角色，甚至是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心心相印、息息相关。这个始于1956年的概念，因契合数字时代的情感特征而在近70年后重新焕发生机。
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发现，电视观众会对播音员、名人或虚构角色产生一种想象性的人际互动。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拟社交”。如今，它特指那些“人们与虚构角色或网络公众人物之间建立的单向且持久的情感联系”。例如为偶像全力应援的粉丝、对游戏角色真情倾诉的玩家等。这种单向亲密关系既非全然正常，也非完全病态，而是数字时代复杂性的具体体现。
依恋理论揭示，当现实人际关系充满不确定性时，永远“在线”、不会拒绝的“拟社交”对象就成了理想的情感避风港。而使用与满足理论则强调，用户通过主动参与，精准满足了归属感、自我认同和逃避现实的几项需求。社会交换理论则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对“社恐”而言，相比高投入、高风险的现实关系，“拟社交”实现了“低投入高回报”的情感交换。而拟剧论指出，经过精心策划的公众人设，可以成为粉丝投射理想自我的完美画布。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而在新的技术加持下，“拟社交”可以用低于真实社交的成本，搭建起一个看上去完美的“社交替代品”，塑造一段“假性亲密”关系。
但事实证明，“拟社交”具有明显的“双刃剑”属性。一方面，它为社交弱势群体提供了重要的情感缓冲，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正向的偶像示范能激发学习动力，促进个人成长；同时，这种关系形态还催生了丰富的网络社群文化，创造了新的社会联结形式。另一方面，有研究显示，长期沉浸于“拟社交”同样可能削弱现实社交能力，形成“越社交越孤独”的恶性循环。尤其是在AI伴侣使用者中，抑郁与孤独的风险几乎翻倍。一些人习惯了被AI伴侣讨好、毫无摩擦成本的关系，导致对矛盾、妥协、拒绝的忍耐力较差，走进一段稳定的现实关系的难度反而更高。此外，虚拟对象形成的信息茧房也可能导致认知偏差，甚至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情感外移可能加速社会原子化，弱化传统社群纽带。
面对这一趋势，我们需要构建虚实平衡的关系生态。个体层面，需要保持清醒的认知，明确这些关系的单向性与设计性，同时设立明确的时间与情感投入边界，不要过度沉迷。还可以将线上沟通作为开启线下交流的钥匙，主动培育线下兴趣与真实社交，将虚拟热情转化为自我提升的现实动力。社会层面，应加强全年龄段的媒介素养教育，倡导理性、辩证的公共讨论氛围，培养对网络内容的批判性思维，增强“一老一小”的抵抗力。此外，可积极建设线下社区空间，组织活动，为现实人际交往创造更多可能。
就像天冷时的一件衣服，能在必要时提供温暖，但不能替代太阳，“拟社交”能带给人一时的爽感或慰藉，但不能替代真实生活。让人们认清这种情感代偿方式的关键，是引导公众认识到：人类社交的满足感，终究来自那些不完美却真实的“我与你”的相遇。在善用数字慰藉的同时，不懈追求真实世界的深度联结，才是我们在数字时代应有的生存智慧。
（作者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准社会交往视角下ChatGPT人机关系建构与应对思考
ChatGPT的“出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准社会交往关系视野切入，认为ChatGPT带来了一种准社会交往的新模式。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准社会交往关系中 ChatGPT 的工具与聊天两大联结性功能，并从吸引、强化互动和场景塑造三个步骤深入探讨了人与ChatGPT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四个人机准社会交往关系新问题：茧房效应是否会日趋严重、新“乌合之众”是否会产生、机器信任是否会超越人际信任、技术依赖是否会带来反噬危机。最后针对新问题，从理念和规制两个层面提出了应对思考。
近来，由OpenAI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ChatGPT是一款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等AI技术的智能对话系统，它能够通过拟人的口吻回答用户提出的开放域问题，同时也能结合语义理解和上下文推断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信息服务。当前，这种新的技术形态释放出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各界普遍认为ChatGPT能够广泛赋能诸多应用场景，有潜力带来自工业革命和互联网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跃升。从技术呈现特点来看，ChatGPT具备连续多轮交互对话的能力，这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是算力提升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在该技术的支撑下，ChatGPT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内容提供更准确、更贴合语境的回答，同时机器似乎也具有“记忆”，能够对同一话题进行多次回应。多轮对话解决了之前对话系统只能进行僵硬的“一问一答”式对话、无法存留“记忆”等问题，这对于该类产品来讲是一种质的提升。
对于用户而言，多轮对话也有助于形成连贯的交流感，使机器和人可以进入一定对话场景之中，极大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更进一步来看，也正是由于这种近乎“真实”的对话体验，ChatGPT可以在与用户对话过程中建立社交连接，从而建构起人与机器的准社会交往关系。
1956年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Horton & Wohl）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概念，用来描述媒介使用者与媒介人物的关系，即一些受众会对非线下关系连接的角色（包括电视人物、名人、虚构角色等）产生某种依恋，并发展出一种基于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在准社会交往中，人与“被交往者”并不具备一种实质性的交往关系，而是基于单方面想象的“精神交往”，而在现实社交场景中，交往关系的形成需要双方共同参与。准社会交往理论具备很强的解释张力，无论是“人”还是“技术物”，只要能与“交往者”形成一种基于想象的连接关系，并能够通过这种“精神交往”引发真实的心理或行为反应，都可以被视作为准社会交往的范畴。就ChatGPT而言，其技术和功能特征推动了与用户“想象”式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立。
然而，人与ChatGPT建立的这种准社会交往关系是否会对人产生一些未知的影响？以及在技术演进过程中这种关系是否存在人被“异化”的风险？探讨这个问题需要从关系建构角度切入，思考ChatGPT所具备的功能是否已经达到了“异化”的程度，或是仍然停留在提供服务的阶段。基于此，本文分析以下问题：在准社会交往关系发展视野中，ChatGPT是否代表一个新阶段？ChatGPT与人的准社会交往关系中，它的技术特征对人具有哪些社会功能？ChatGPT与人的准社会交往关系是如何建构的？从关系视角来看，ChatGPT的功能可能会带来哪些新的社会科学命题？多元主体应当如何应对和规制这种形态的AI产品？
正如《机器人革命：未来工作的前景》中所言：“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尤其是当人工智能技术出现新的拐点时将重新定义人和人、人和机器的交往方式”。诸多研究指出，当前的ChatGPT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技术变革的拐点，可以预见，其在推动当前产业变革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种人与机器基于想象和互动的新型准社会交往关系。
从准社会交往发展历程来看，ChatGPT是准社会交往的新模式，人机关系进入智能传播新阶段。从人机互动角度可以把准社会交往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在大众传播时代，形成准社会交往关系需要满足两个前置性条件。一是单向、虚拟的交往行为，交往主客体之间并没有产生实际意义上的互动；二是人的情感和想象力的卷入，使非接触式的互动也能产生与现实世界相当程度的共情能力。单向的交往模式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信息往往是单向、线性流动，人与“被互动”者存在难以逾越的时空障碍。
第二个时期是以虚拟数字人、单轮对话技术的社交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能传播时代，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准社会交往的单向性，人与机器可以进行双向互动。在这个时期，用户可以对信息进行即时加工和反馈，这进一步消弭了人与“被互动者”的时空距离，使得一部分传统单向的准社会交往也发展为双向的、以媒介技术为中介的真实互动过程，拓展了准社会交往的互动层次。但以微软小冰为代表的社交机器人，或者虚拟数字人等只能完成单轮对话，机器不能回应上下文的问题，内容生成也是机械式的，有较为明显的生硬感。这个时期还停留在机器是机器、人是人的两种表现形态。
第三个时期是ChatGPT代表的智能传播新阶段，机器与人的聊天有临场感。ChatGPT具备“自我”表达的能力，所以它在准社会交往中的角色构建并非稳态的，而是由交往双方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张允等人在对网红现象的研究中也指出，传统意义下“被交往者”是以一种“客我”的形式存在，人们只能接受已被设定好的客观角色形象，留给人们想象和建构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比如，传统的电视角色或者小说人物都只能通过固定的故事情节来刻画形象，这种形象具有不可变性。但是对于ChatGPT类产品而言，它能够在与用户的交往中动态调整自身的角色形象，表现出一种“主我”特质。比如，如果用户提到自己喜欢音乐，ChatGPT就可以在接下来的交往中扮演一个音乐爱好者，为用户推荐音乐，与用户交流心得体会；再如清华团队开发的“AI乌托邦”支持自定义AI“人设”，用户不仅可以与马斯克、爱因斯坦、甄嬛等跨次元、跨时空角色对话，也能够通过文字描述“捏出”个人理想的AI形象。这种动态的角色扮演使ChatGPT类产品比传统媒介形象具有更强的张力和亲和力，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和偏好。同时，用户在参与或引导ChatGPT角色构建的过程中也能获得更好的社交体验，从而激励用户去尝试更多的“社交”可能性。
对于后者而言，在新传播技术的加持下，多模态信息和沉浸式交互体验也释放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进一步加强了人与“被互动者”的情感共振，提升了准社会交往关系的黏性和用户的卷入程度。正如具备多轮对话、类脑式表达的ChatGPT，其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开放域问题，也能洞察用户的情感需求并提供贴近于人类方式的情感服务，同时还能与用户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想象式的情感依恋，为用户带来趋近于现实世界的交往满足感。此外，韩秀等人也在一项对社交机器人情感劳动的研究中指出，随着机器人进行越来越符合人类心理预期的情感劳动，人可能会忽视机器人只是在规则下表达情感，从而与机器人形成一种相较传统范式更深层次的准社会交往关系。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人与ChatGPT类产品的互动也不能粗暴地直接等同于真实社会交往。因为从技术逻辑来看，ChatGPT依然不具备自主思维和意识，其生产的内容也只是基于预设的算法模型，因此，这种交往仍然是建立在“人”与“物”交往框架之下，由“想象力”驱动的新型准社会交往关系。
孔德和斯宾塞最早提出“社会功能”这一概念，是指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能力、功效和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ChatGPT主要为用户提供了两大社会功能，一是工具功能，具体表现为其在知识服务和内容创作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二是聊天功能，集中体现于其在情感支持和准社会关系建构方面的独特优势。工具功能和聊天功能共同塑造了ChatGPT在当前社会中的应用图景以及技术背后人机关系的未来形态。
一方面，ChatGPT的工具功能是人工智能在大模型上的标志性应用，尤其在知识服务和内容创作方面表现出突破性进展。
一是ChatGPT为用户提供了“订单式”的信息检索模式，具备知识服务的功能。ChatGPT能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信息反馈，用户可直接获取大数据匹配后的偏好型“答案”，省去二次判断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检索和知识获取的效率与质量。另外，传统“关键词”式的信息检索模式无法提供逐层递进的对答功能，而ChatGPT则能基于“自回归”技术回溯与用户的历史“问答”数据，在合理的逻辑下递进对话。最后，ChatGPT还可以根据对话语境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以辅助引导对话向用户中心需求推进。
二是ChatGPT支持多模态内容生产，促进降本增效的人机分工。ChatGPT作为生成式AI的前沿产物，能够根据不同领域的用户需求生成多模态内容，包括新闻报道、代码、诗歌、策划方案等。在应用过程中，ChatGPT不仅能在极短时间内对已有“知识”进行整合和调用，还能模仿人类提供类脑化的语言表达。例如，有报道指出ChatGPT基于医学杂志数据生成的50篇研究摘要全部通过抄袭检测器，这充分展示了其具有变革性的内容生成能力。此外，在将来ChatGPT还能实现与计算机软件协同处理用户指令，允许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命令完成表格制作、文档编辑、邮件发送等操作，从而大幅提升办公效率。
三是ChatGPT还具备文字语料优化、智能编程、逻辑推理等各类功能，为跨文化交流和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机遇。基于对海量语料的学习和人工微调，ChatGPT对复杂语义、复杂句型的翻译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技术水准，在AI翻译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同时，ChatGPT还可以作为IT从业者的辅助性工具，帮助IT从业者进行计算机程序编写、代码注释与Debug等操作，为未来人机交互提供更便捷的入口。此外，ChatGPT趋近于人的“推理”能力还能让其成为用户的私人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案情分析等法律服务。可以预见，随着底层技术的不断精进，未来ChatGPT有望与教育、金融、医疗、法律、传媒等多领域融合，推动形成基于AI生成的新型产业体系，为生产模式变革、生产力优化配置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聊天功能是ChatGPT与人建立关系的重要途径，代表人工智能“靠近”人类的一个新技术高度。
一是ChatGPT能够为用户提供精神支持和情感陪伴，成为数字时代纾解情感失调的代偿性工具。ChatGPT嵌入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及人工监督微调机制，能够理解用户的情感语言，并具备强大的上下文关联理解能力，在聊天中展现出较强的“共情”能力，更易引发用户共鸣，从而增进与用户的情感交流。如与ChatGPT交流“最近压力很大”，其不仅会给出应对措施，还会反馈“我很抱歉听到你最近很有压力”“不要孤单地面对自己的压力”等安慰性话语，拉近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距离，通过言语补偿的方式给予用户一定的情感慰藉，成为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ChatGPT还能与用户交流个人想法，如ChatGPT获取到用户“想成为作家”的想法时，ChatGPT也会给出一些有效建议，并反馈“很好呀”“相信你会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等激励性话语，提供积极的情绪反馈。此外，ChatGPT还能与用户进行简单文字类交互游戏等娱乐活动。在这些活动中，ChatGPT都能够进行细腻的情感回应，让用户从信息交互中获得精神支持和情感体验。
二是ChatGPT可以营造情景式的对话场景，增强人机交往的沉浸感和趣味性。基于对海量数据的学习，ChatGPT能够根据用户输入内容预设对话“情景”。同时，结合开放域模型的技术特性，ChatGPT也能在信息交互的过程中不受特定关键词约束，生成并反馈与设定情景相关联的衍生性对话主题。这些技术设定为用户进行沉浸式的多轮对话提供了可能。比如，笔者针对“晚间可进行哪些锻炼项目”这一话题对ChatGPT进行提问时，ChatGPT的回复除列举基本的锻炼项目外，还补充道“晚间锻炼时间不要过晚，以免影响睡眠。同时，如果你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建议，请告诉我你的想法，我很乐意为你解答”。总之，ChatGPT能够像“真人”一样与用户对话，这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拟人式的想象，增强了对话的亲切感与趣味性；同时也营造了一种近似于“真实”的在线交往场景，推动了用户和ChatGPT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形成。
从ChatGPT对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过程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吸引、强化互动和场景塑造三个步骤。
一是以ChatGPT的工具功能作为“线索”吸引用户，这是形成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前置性条件。Sundar基于互动媒体效应理论（TIME）的双重过程框架指出，人工智能产品的功能和用途是塑造其呈现方式和技术形象的直接因素，这种呈现方式又将作为“线索”参与到用户的产品选择过程之中。换句话说，不论在短缺时代还是盈余时代，用户都不会“无缘无故”地选择某个产品或关注某个媒介形象，同时由于一切交往行为都是以吸引为起点，如果没有功能作为线索吸引用户与产品建立连接，两者之间也就无法形成进一步的准社会交往关系。比如，以往用户与电台主播的关系建立是因为电台功能直接对接了用户使用需求，从而产生了用户群体，而部分用户又在对电台的使用过程中生发出心理想象，形成了与电台主播的准社会交往关系。对于ChatGPT而言，它在信息检索、知识服务、内容生产等方面的复合型功能正好可以缓解当前社会中信息冗余、情感失调、生产资源配置等社会问题，符合用户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心理期待。因此，ChatGPT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用户并与他们建立稳固的连接关系，这些连接关系也是形成潜在准社会交往的前置性条件。
二是ChatGPT的聊天功能释放了想象空间，导致了用户更深程度的情感卷入。除了强大的工具功能之外，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和“上下文”学习（In-context Learning）等技术手段也使ChatGPT能更好“理解”人类意图，为ChatGPT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和社交元素。比如，当用户与ChatGPT对话时，ChatGPT可以生成符合人类认知和语用习惯的文本，也会在适当时候运用礼貌用语等社交技巧，让用户感受到更加“真实”的、有“温度”的交流过程。同时，ChatGPT还可以通过分析用户表达，识别他们的情感状态并相应地调整回应方式。比如，当用户表达出沮丧和失落的情绪时，ChatGPT能够通过安慰或激励性话语给予用户正向的情感反馈，让用户感受到关怀和理解，从而拉近与人的情感距离。一些学者指出，现阶段的ChatGPT已经具备一定的“人格化”特质，在人与ChatGPT的交往中，ChatGPT可以扮演倾听者、理解者和支持者等多元角色，帮助用户缓解情感压力、提供情感支持。同时，这些多元角色又能够持续提升用户对ChatGPT的认同和信任，从而产生更积极的互动意愿和交往期待，最终进一步强化用户对ChatGPT的拟人性想象。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指出，当人与机器虚构的、拟人的亲密关系一旦建立，人们会不自觉地忽视机器的自然属性，进而投入更多的真实情感。因此，随着ChatGPT交往功能赋予机器越来越完善的“人格化”特质，人与ChatGPT的准社会交往程度也会进一步加深。
三是当工具功能和聊天功能融合、叠加时，人和ChatGPT能共构一种新型准社会交往场景。“场景”是关系构建的核心要素，喻国明等指出“人们的人际关系与交往体验由场景定义，人际关系的维护也将建立在场景维系的基础之上”。彭兰认为场景的塑造实质上可以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着重“场”，可以理解为媒介为用户提供的个性化、分众式的服务或社交场所；第二维度则侧重于“景”，即通过语言、行动或技术对“内容”的情感升维。对于“场”，ChatGPT的工具功能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高度适配的个性化交往场所。在ChatGPT中，用户就如处于一个无边界的自主空间，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偏好选择不同的互动主题，而ChatGPT也会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实时反馈，人和机在这种虚拟空间中的实时交互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类似于线下社交的“在场感”。对于“景”，ChatGPT的情感陪伴和沉浸式对话功能可以加强用户对交往情境的感知，从而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不同于其他的单向度的准社会交往方式，ChatGPT会主动构建对话情境，引导用户进行深入交流。比如，当笔者向ChatGPT发送：“这里的风景真美啊”，ChatGPT则回复道：“您描述的风景听起来非常美丽。能否和我分享更多细节呢？例如您周围有什么自然景观或建筑物，颜色和纹理的变化，以及周围的气氛和氛围等。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个环境的深入描述。”在这种主动的引导式对话中，用户的参与程度、沉浸感和代入感都会被进一步加强。总的来说，虽然ChatGPT无法为用户提供一种立体的视觉感知，但在这种“在场感”和“情境性”的加持下，人与ChatGPT的交往也能呈现出一种类似场景传播的特征，进而推动人和ChatGPT共构一种程度更高、更持久的准社会交往关系。
虽然准社会交往只是一种想象式的关系连接，但它们却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这方面，ChatGPT与其他技术形态不同，其能充分发挥工具功能，深度嵌入人类日常生活，使得人与ChatGPT的准社会交往关系能够形成更强的现实影响力。对于社会科学来说，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这类技术产品的关系，重新定义人类的价值和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当所有的“人”和“物”都将共存于一个技术所建构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之中时，技术可能会激发更多的来自人或机器的“盲目意志”，只有足够的反省能力才有可能让我们意识其中的风险并对其进行适时的抑制。对此，本文从工具功能和聊天功能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人机关系可能会面临的新问题。
（一）茧房效应会日趋严重吗？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个性化信息服务兴起背景下首次提出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概念，指用户只选择或接受其感兴趣的内容，而排斥其他内容的摄入。ChatGPT在信息茧房的加固上值得警惕，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从技术来说，传统搜索引擎是用户主动寻求信息的过程，用户在检索框中输入具体指令后，各种答案、例证、观点等信息都如橱窗中的商品般供用户挑选，即使用户不点开阅览，丰富的标题和内容也能提供更多元的观察角度和视野，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观点的形成和转变。而ChatGPT不再遵循搜索引擎的逻辑，它依托于海量的训练文本，直接将匹配的答案提供给用户，用户如果不满意，只能点击“Regenerate response”按钮重新生成答案。从用户来说，面对几秒即可输出答案的ChatGPT，人类用户往往倾向于接受这种毫不费力的“数据喂养”。由于ChatGPT在提供答案的同时并不提供信息来源，用户很难或无意追问，研究者在询问后得到的回应也是“这是由我的训练数据生成的。”这进一步阻断了用户与多元信息交流的可能，尤其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ChatGPT看似条分缕析的回答更会限制用户思维的发散，压缩用户的认知空间。因此，尽管有学者指出“信息茧房”是海量信息差异化消费的必然结果，但在ChatGPT的强势渗透下，与信息获取效率提升伴生的还有信息获取视野的窄化，如果ChatGPT不能提供内容更加丰富、来源更加清晰、思路更加严谨的文本内容，那么“破茧之路”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二）会产生新的“乌合之众”吗？
伴随着ChatGPT的火爆，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乌合之众”引发了新的反思与审视。按照勒庞的逻辑，大众媒体时代原子化的个体常常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从而被当作宣传、动员和舆论操纵的对象。社交媒体崛起后，UGC模式逐渐兴起，用户可以将自己的原创内容展示给其他用户，例如出现了Wikipedia这类自由生产、自由编辑的网络百科全书，同时，社交媒体也让网民们建立了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社交媒体结成了一个个意见社群。这时的“乌合之众”更多指向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事件中的非理性群体，而非早期被动的、易受操纵的受众。但在ChatGPT面前，用户实际上又失去了自由编辑、积极思考的主动权。在AIGC模式下，人工智能可以自动生成内容，例如写新闻、论文、代码等，用户主动检索、思考的动力将更加缺乏。对用户来说，ChatGPT未来的应用场景并不透明。尤其是当每个个体都与ChatGPT类产品展开对话，通过机器来建立人际和社会关系，此时人又会变成一个个零散的个体，重回原子化时代。勒庞所观察到的乌合之众的时代是被报纸操纵，ChatGPT时代的乌合之众会被人工智能所操纵？ChatGPT的出现把这个问题变为了现实研究的命题。
（三）机器信任会超越人际信任吗？
ChatGPT具备聊天与工具两大基本功能，可以较为高效、精准地反馈答案，在语言表达上也高度贴近人类的语言表达方式，能很好地满足用户的情感与实用需求。一个可预期的技术发展趋势是，随着技术迭代，ChatGPT类产品会不断“进化”，成为人类重要的生产工具与交流对象，其被使用的时间和频率也会随之大幅上升。传播学研究显示，媒介使用对媒介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使用越多越是信任。对于我国来说，网民对智能传播产品的信任度是较高的，一项中美特定网民群体对社交机器人态度的比较研究显示：中国网民对社交机器人持更乐观的看法。我国网民倾向于认为社交机器人带有好的目的，而更多美国网民则认为其带有坏的目的，对社交机器人参与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的影响认知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用户对ChatGPT生成文本与数据的认可度不断提升，用户可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与ChatGPT进行信息交互上，尤其在形成情感交互的群体中更为明显，结果则是用户可能会对ChatGPT越发信任。个体的工作和娱乐时间是有限的，若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ChatGPT上，势必会挤压其参加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的时间，长此以往个体在现实社会中将越发疏离。而人际信任是人类社会的润滑剂，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ChatGPT类产品的应用带来的机器信任会对人际信任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对我们的社会结果产生什么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命题。
（四）会出现技术依赖的反噬危机吗？
从工业革命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技术突破最后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原有的生产、生活和思考方式，而人类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亦越来越依赖技术的力量。但与此同时，技术依赖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也是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对人决策权的“剥夺”和创新思考能力的“削弱”上。ChatGPT是人类历史上最快达到月活跃用户超一亿的产品，不仅是公司的宣传运作，更是它本身的叙事方式就拥有极强的煽动性，具有影响人想象力的强大能力。OpenAI主打的“自回归”（GPT）技术从逻辑来说也更加贴合于人类思维，能够根据不断的提示帮助人类做出更优决策，它的回答趋于完善时，人类会更加依赖技术产品，放弃主动思考、主动决策的权利，沦为技术的附庸。此外，ChatGPT只是人类过去海量信息的物理集成，却不能让信息产生化学反应，在创造性生产方面无能为力，如果用户陷入对它的依赖，思考力、原创力、想象力将被急剧削弱，思考的宽度被限制在ChatGPT所提供有限维度的答案中，在科学探索中遭遇巨大危机。因此，尽管现阶段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慧高度结晶下的产物，能够对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人类对人工智能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ChatGPT也会限制和统治人未来的想象力空间。未来，人机协作与融合的程度只会不断加深，在此情形下，如何避免被技术依赖反噬，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不断深入的问题。
ChatGPT带来的人工智能应用升级问题，要从理念和规制两个层面来应对。
首先在理念层面，ChatGPT引来大规模讨论，这背后反映了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惊喜和恐慌。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新技术，但同时，面对新技术首先想到的又是它对人有什么危害、会不会颠覆已有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我们会不会造成威胁？我们需要认识到，一方面，ChatGPT将全网大数据整合整理，是一个人工智能新发展的标志性产品。但另一方面，它只能让知识产生物理层面的反应，无法让知识产生化学反应；而人类虽然没有ChatGPT量级的资料收集能力和算力，但知识在我们大脑中可能产生化学反应，触发类似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般的知识创造。对于ChatGPT带来的技术创新，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要明确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只不过ChatGPT更为高效与便捷。第二，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不是取代人，而是创造更多的机会。对于产业而言，ChatGPT也会帮助我们拥抱更多的可能。比如，在云市场方面，云服务从数字时代跃迁到智能时代，未来用户对云厂商的需求更加聚焦智能服务，看框架好不好、模型好不好，以及模型、框架、芯片、应用这四层架构之间的协同。换言之，人工智能是提升生产力的革命性技术，是对人的解放，背后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我们一定要从技术逻辑来理解人工智能技术，而不能将认知与判断建立在好莱坞电影式想象之上，否则会产生无意义的恐慌。
其次，在规制层面，应对ChatGPT这一类人工智能技术物，我们的技术水平、个体素养、立法准备仍都存在不足，欧洲议会人工智能伦理领域顾问安娜·费兰德认为人类已处在关键的岔路口，当前的行动决定着究竟“是人工智能控制人类，还是人类控制人工智能”。针对这一形势，不少国家和行业内部都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2021年9月25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事实上，现有法律规则只能守住最基本的伦理底线，当下对于ChatGPT类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缺少外部监督体系，更多只能依靠技术本身的约束规则，未来是否能建立一套完善的人工智能监管系统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由于AIGC是一个新应用，在马车的时代，我们无法预测汽车的风险，也无法制定针对汽车的交通规则。谈论风险和规制时，我们需要在技术发展的逻辑之上，而不是发散性的、基于科幻电影来想象。讨论的前提逻辑是要对人工智能技术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规制制定上，可能有时候基于文科的想象，容易把这个概念的作用放大，而不是基于对技术逻辑的理解。因此，未来我们必须紧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成就，深刻认识人机交互的新趋势，以发展、多元、开放、谨慎的新思想为指引，不断提升个人媒介素养、企业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规范性，树立正确的技术使用价值观，在多主体、多维度、多技术的协同参与下建构监管系统，从而实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规制。
统而论之，对于当下兴起的ChatGPT热潮也应该有冷思考。我们要认识到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机只是一种技术手段，ChatGPT是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技术，它是新技术的迭代。另外，ChatGPT代表的是自然语言技术的一个方向，但不是技术的全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领域还有很多可以开拓的方向，人与人工智能的准社会交往关系还会深入。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要深刻意识到技术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不要被技术所吞噬，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重视和发挥人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和参考文献，完整版本详见刊物）
内容来源｜《社会治理》2023年第1期
制作·运营｜北师大中社院新媒体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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