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浙江大学社会工作真题全解 | 命题规律、风格剖析与答题框架~

任务中心模式是以个人心理为主导的理论模式。任务中心模式源于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实践，深受问题解决模式的影响，是一种短期问题解决的服务模式。除了吸收20 世纪 60 年代流行的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和问题解决模式的核心理念和服务策略之外，任务中心模式还将当时出现的有计划的短期服务和以任务为治疗手段的理念融入服务模式的创建中。任务中心模式理论逻辑的基本立足点是帮助服务对象提升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帮助服务对象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任务以及协助服务对象执行具体的行动任务等。

行为主义社会工作围绕人的行为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逻辑——“ABC”，即刺激—行为—结果。行为主义社会工作把人与环境的关系视为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注重人的行为是如何在具体时间、地点和场景中与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包括行为之前环境的影响和行为之后环境的作用。行为主义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具体内容如下。

（1）行为学习的ABC

行为主义社会工作依据的是行为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社会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不是服务对象的内部心理状况，而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服务对象的行为，即 B。行为主义社会工作强调,服务对象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它必然受到社会环境中的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就是行为主义理论所说的刺激，即 A。放松练习、系统脱敏法等就是改善服务对象的行为表现常用的训练方法。另外，操作条件作用理论关注的是人的行为结果对行为的影响，这些行为结果的影响因素就是行为主义理论所说的结果，即 C。在操作条件作用理论看来，人的行为 B 既受到行为之前的环境刺激因素 A 的影响，也与行为之后的结果 C 有关联，是一种前后同时影响的方式，即 A—B—C。另外，行为主义社会工作汲取了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概念，把服务对象的观察学习分为三个基本的步骤：观察、记忆，强化。

（2）行为评估的现时焦点

行为主义社会工作把现时作为社会工作评估的焦点，认为现时才是可以改变的，而过去已经是事实，无法改变。因此，在整个服务开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关注重点是服务对象在现时环境中面临的困难，了解现时环境对服务对象行为产生的影响。行为主义社会工作强调，这样安排评估工作是为了突出现时在问题形成和改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让评估工作聚焦于服务对象的改变。其次，在行为主义社会工作看来，服务对象个人的社会生活历史也是评估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3）行为改变的能力和资源

行为主义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者需要把问题的分析和资源的考察结合起来，在评估中融入一种积极改变的视角，帮助服务对象在了解自己的问题和处境的同时，看到改变的方向和途径。在仔细考察了服务对象行为改变的积极影响因素之后，行为主义社会工作提出，这些积极的影响因素包括服务对象自身的特性和外部环境的特征两个方面。就服务对象自身的特性而言，它又涉及三个主要方面，即服务对象的处理问题的能力、行为改变的动机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外部环境的特征而言，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环境的物质资源和服务对象身边的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

（4）行为干预的指导关系

行为主义社会工作强调，在行为主义社会工作的逻辑框架下，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信任合作关系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更像指导者与被指导者或者训练者与受训者的关系，其中社会工作者发挥着积极主动的引导作用。社会工作者的积极引导作用的第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帮助服务对象和周围他人找到有关行为问题的恰当描述；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行为强化的运用。

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逐步放开的转变，即从“限”到“促”的根本性转折。这一变迁主线是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核心的“限制型”政策，转向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支持型”政策。在此过程中，生育支持体系对于鼓励生育和支持适龄育儿家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我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1）计划生育政策：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晚、稀、少”的政策目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

（2）“单独二孩”政策：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等问题。

（3）“全面二孩”政策：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人口增长未达预期，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依然严峻。

（4）“全面三孩”政策：2021 年，审议通过《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应对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

二、生育支持体系的作用

当前的生育支持体系是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工程，其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减负，提升支付能力。生育补贴等政策为适龄育儿家庭提供了直接的经济帮助。通过现金补贴、税收优惠和强化保险来直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这些措施直接缓解了育儿初期的经济压力。

（2）保障生育健康，优化生育体验。政策致力于提供优质的生殖健康和妇幼保健服务。这包括将适宜的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建设，从而保障母婴安全，减轻生育过程中的身体痛苦和心理焦虑。

（3）发展照护服务，解放家庭人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发展为适龄育儿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托育选择。针对无人带娃的痛点，国家正大力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目标是增加托位供给，并鼓励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用人单位办托等多种模式，为双职工家庭提供更多元、可及的托育选择。

（4）平衡工作家庭，营造友好环境。生育休假制度的完善为父母照顾孩子提供了时间支持。通过完善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制度，并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弹性工作制，帮助职工，尤其是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教育支持是长远之策。政策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落实“双减”，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以此来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和精神负担。

三、面临的现实挑战

（1）经济激励的“边际效应”。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来说，经济补贴的效果差异显著。对低收入家庭，补贴能有效覆盖部分基础开支。但在育儿成本高昂的一线城市，现有补贴相对于动辄数十万元的总体支出而言，激励作用有限，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难以成为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

（2）配套服务的供给短板。普惠托育服务仍存在较大缺口，且城乡、区域之间儿童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尚不均衡，“入托难、入托贵”“看病难”等问题依然突出，使得补贴政策的效果不显著。

（3）职场与观念的阻力。延长产假等政策若缺乏成本分担机制，可能导致企业对雇佣育龄女性的顾虑加深，加剧女性职场性别歧视。同时，年轻一代的婚恋观和生育观已发生深刻变化，更加注重个人实现和生活质量，单纯的经济激励难以根本扭转“不想生”的意愿问题。

（4）政策协同与统筹问题。生育支持政策涉及多个部门，如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解决租售同权及子女入学等制度性障碍。可能存在权责不清、衔接不当等问题。各主体及其政策缺乏系统整合，如何确保各项措施真正形成合力，精准惠及目标家庭，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总而言之，我国的生育支持体系正处在从“有”到“优”的完善过程中。它的首要作用，是为那些“想生但不敢生”的家庭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扫清一些现实障碍，传递国家支持生育的明确信号。

老年社会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社会工作者易于产生替代性创伤。同老年人打交道会时刻提醒社会工作者生命的进程，社会工作者看到由生到死的不可逆转，有可能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目睹服务对象经历的死亡和丧失，可能会引发社会工作者自己的死亡焦虑和哀伤反应。所以，在做老年人辅导工作时，社会工作者应该审视自己对老年人以及面对垂死和死亡的感受。在工作中，社会工作者要善于运用督导机制解决工作职责、专业技能和情绪困扰方面的问题。

青少年偏差理论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一个理论基础，青少年偏差理论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社会回应和冲突理论等。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社会次文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次文化理论认为，某些人认同团体或小团体特有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可能与一般社会所能接受的价值体系不仅有异而且不相容。如一些青少年的言行无法符合一般社会标准，因此被社会排斥而成为社会适应困难者，他们慢慢聚集起相同利益和命运的小团体，且认同他们共同能接受的价值体系，渐渐形成次级文化，并合理化其偏差行为，共同以反社会行为来应对和解决其遭遇的适应困扰问题。

二、社会互动理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互动理论关注越轨者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形成自我印象，并发现人们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可以学会解释自己活动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对他们今后行为有深远影响。社会互动理论认为，年轻人变成犯罪者是因为他被认定为坏人，也因为人们不相信他是好人，这就从社会互动理论引申出“标签理论”。偏差有两种：初级偏差和次级偏差。标签的过程犹如一种烙印，是一种强烈的负面看法，会使个体改变自我意识，并陷入“偏差生涯”。标签影响人的自我认同，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偏差行为。

三、社会联结理论的主要观点

作为社会控制论的组成部分，赫胥提出的社会联结理论认为“人为什么要犯罪”不应是犯罪学要研究的问题，相反，“人何以不犯罪”才是要探讨的问题。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与社会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联系，除非很强的犯罪动机将其社会联系打断，否则他便不轻易犯罪。青少年偏差或犯罪行为是个人与社会传统的联系薄弱或破裂的结果。社会联系的四个构成部分为：依附感、承担感、参与感和信念。

四、整合理论的主要观点

整合理论是一种试图把社会学理论中的不同观点进行整合的理论，其目的是力图避免各个理论的缺陷。整合理论的主要观点：把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进行整合；将紧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综合在一起；把整合理论进一步整合。该理论强调青少年犯罪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

当我们读到有关失败或代价高昂的政策的丑闻，或是有关某人在接受公共护理服务期间死亡或受到伤害的报道时，首先就会呼吁有人应该对此“负责”。问责被认为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是这些呼吁很少考虑到其中所涉及的许多压力。问责制是一个与规范相关的概念，隐含着关于政策如何运作的深层假设。福利问责是关于福利机构如何解释说明它们的活动的。问责既与罗列事实有关，也关系到对过程的解说。

一、福利问责的内容，即哪些类型的事务应该被问责，主要有以下几类：

（1）财务责任

公共部门的问责首先聚焦于财务方面。这些责任主要包括合理编制福利项目预算，依项目情况预估资金，执行中确保按预算使用资金，防止资金使用乱象。保障福利资金有合法合规且稳定的筹集渠道，明确财政投入及管理社会捐赠等其他资金来源。信息披露责任及时、准确、完整披露福利项目财务信息，让各方能监督资金运作。成本效益责任核算分析福利项目成本效益，评估实施效果，优化资金配置，提高使用效率。

（2）实现政策目标

除了要确保资金被恰当地支出，并且服务达到可接受的标准之外，同样合理的是，公共拨款资助的服务，还被期望应该做到政策制定者所希望它们做到的。这是另外一个困难重重的领域，因为政策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在更宏观的层面，政府也许有一系列增进平等和人权的政策，而这与公共支出或保障领域的其他优先顺序相悖。地方政府和服务提供者也会有一系列可能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这意味着对政策目标实现情况的问责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努力。

（3）规避风险

出现问题时，就需要问责了。例如当一名儿童死于地方机构的监护之下，或一家医院被曝出过去的医疗事故，抑或一项政策“没有实现”目标或是预算大大超支的时候，公众就要求更加严格全面的问责。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公共机构将注意力放在规避风险上，受媒体曝光的丑闻的影响而从根本上改变政策的优先顺序。

二、福利问责的程序

博温斯将问责过程分成三个阶段：首先，负有责任的人应该感到有义务（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为他（她）的行为负责；其次，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可以审议或提出质疑的；最后，应该能够对问责对象的责任做出判断，可以接受结果，或是提出指控要求得到恰当的解决，比如采用民主机制、罚款、惩罚行动、解除政府合同，或非正式行动如媒体曝光。

一、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周大林，残疾人，精神分裂史，生活能自理；家庭成员有从事环卫工人的父母、外卖配送员弟弟及在读妹妹，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核心困境为渴望融入社会实现就业，但因残疾身份与疾病史存在被嘲笑的恐惧，需从心理、就业、家庭支持等多维度获得帮助。

二、需求分析

（1）心理支持需求。周大林因残疾身份和精神疾病史，存在明显的自我认同困境与社交恐惧，担心就业时遭受他人嘲笑，导致自我价值感较低，需专业心理疏导缓解焦虑情绪，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增强面对社会的信心。

（2）就业需求。作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周大林有融入社会、实现就业的强烈意愿，但缺乏就业方向指引、岗位资源对接渠道及职场适应能力培训，同时需要适配其身体与心理状况的就业环境，避免因工作压力诱发病情波动。

（3）家庭支持需求。家庭经济来源依赖父母环卫工作与弟弟外卖收入，负担较重，家人可能对周大林就业存在“担心病情复发”的顾虑，需通过沟通引导，让家人成为其就业与社会融入的支持力量，同时链接资源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减少周大林的心理负担。

（4）社会融入需求。长期受疾病与残疾影响，周大林的社会交往圈较窄，缺乏与外界正常互动的经验，需通过社交活动搭建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其打破社交壁垒，逐步适应社会环境，消除被排斥的心理阴影。

三、服务目标

（1）总目标：通过多维度服务干预，帮助周大林缓解心理焦虑，建立积极自我认知，成功对接适配就业岗位，实现社会融入，同时优化家庭支持体系，提升其家庭抗风险能力，助力周大林实现有尊严、能自立的生活状态。

（2）分目标：在心理层面：完成专业心理疏导，帮助周大林识别并缓解被嘲笑的恐惧情绪，自我认同评分提升，敢于主动参与小型社交活动。在就业层面：完成就业能力评估与职业规划，对接适配岗位资源，帮助周大林成功入职并稳定就业，掌握基础职场适应技巧。在家庭层面：组织家庭沟通会议，消除家人对周大林就业的顾虑，为家庭链接经济帮扶资源（如残疾人家庭补贴、公益救助），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形成家庭支持的合力。在社会融入层面：组织周大林参与残疾人社交小组活动，认识有相似经历的同伴。鼓励其参与社区志愿服务，逐步扩大社会交往圈，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四、服务策略

（1）心理支持策略：疏导认知重建，缓解焦虑建立信心

一对一心理疏导，链接持证心理咨询师，开展一对一辅导，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周大林梳理核心认知误区，通过案例分享（如其他残疾人士成功就业案例）打破负面思维定式，同时教授情绪调节技巧（如深呼吸、积极自我暗示），缓解就业前的焦虑情绪。进行自我认同建设活动，组织自我价值探索的小组活动，通过分享等环节，引导周大林发现自身优势（如生活自理能力强、有耐心），强化积极自我认知，逐步消除对他人评价的过度担忧。

（2）就业帮扶策略：评估加链接资源加能力培训，助力稳定就业

进行就业能力精准评估，联合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从周大林的身体状况、技能基础、心理承受能力等维度开展评估，明确适配就业方向，制定个性化职业规划。同时进行岗位资源定向对接，一方面对接当地残疾人就业帮扶企业，筛选无歧视、工作强度适中、环境友好的岗位，提前与企业沟通周大林的情况，争取岗位适配调整；另一方面链接公益就业平台，推荐线上兼职岗位，降低初期就业压力。最后进行职场适应能力培训。就业前开展职场预备课，内容涵盖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场沟通礼仪等；入职后每周跟进，了解工作适应情况，协助解决职场问题（如与同事沟通障碍、工作任务压力调节），同时与企业建立沟通机制，确保周大林获得公平的工作环境。

（3）家庭支持策略：沟通加引导，筑牢家庭支撑防线

家庭沟通引导，分别与周大林的父母、弟弟、妹妹开展单独访谈，了解家人对其就业的顾虑，针对性进行政策与案例科普；组织家庭联合会议，通过“角色扮演”“心愿分享”等环节，让周大林表达就业诉求，家人分享支持意愿，共同制定家庭支持计划。链接资源。协助周大林家庭申请残疾人相关补贴（如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接社区公益基金会，申请家庭临时救助金，缓解经济压力；推荐父母参与环卫工人技能提升培训，帮助弟弟对接外卖平台的 骑手关怀计划，提升家庭经济收入稳定性，减少周大林因“担心增加家庭负担”产生的就业顾虑。

（4）社会融入策略：社交活动加社区参与，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开展同伴支持小组，联合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组建残障人士社会融入小组，开展活动，让周大林与有相似经历的同伴交流就业心得、分享生活趣事，在互助中消除孤独感，建立同伴支持关系。鼓励社区志愿服务参与：结合周大林的兴趣与能力，推荐其参与社区活动，活动后及时给予鼓励与反馈，强化其被需要的价值感，逐步提升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打破社交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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