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27马理论考研真题分析:内容分析、答题思路

“生活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其系统阐释最早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年）》。

  1. “生活的生产”的内涵

      “生活的生产”并非仅指狭义的“物质资料生产”，而是包含双重维度的辩证统一：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人类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而改造自然、获取物

质资源的活动，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即动物依赖自然提供的现成资料生存，而人类通过主动劳动创造生活资料；二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的繁衍，这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前提，若没有新个体的产生，物质资料生产的经验无法传承，社会也将中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这两种生产相互依存：物质资料生产为人口繁衍提供物质基础，人自身的生产则为物质资料生产提供劳动力，二者共同构成“生活的生产”的完整内涵。

 2. 如何正确理解“生活的生产”

      正确理解其内涵，需把握其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其一，它是“一切历史的前提”，人类所有的政治、文化、思想活动，都建立在“生活的生产”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没有多余精力从事哲学、艺术等活动；其二，它决定了社会形态的发展，“生活的生产”的方式，决定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而决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如封建社会的小农生产方式对应封建等级制度，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对应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其三，它体现人的“实践性”本质，“生活的生产”本质是人的劳动实践，人类在改造自然、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更在不断发展自身的能力，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演进。

      在当代，理解“生活的生产”有助于我们关注民生问题，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与生活质量置于政策重心，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提醒我们，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人，社会进步必须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为前提。

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卷第一章。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不能没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现实的人。这段首先表明了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由他们的生产活动决定的，是同他们的生产相一致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因此，生产活动是人的根本属性。所以，马克思说，个人是什么样的，是由他们的生产活动决定的。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不仅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这表现为生产力，而且人们彼此间还要发生一定的关系，这主要是生产关系，否则就不能进行生产活动。因此，要考察个人是什么样的，必须考察他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状况以及与这种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离开物质生产活动来谈论人，这种人只能是抽象的人。

其次，这段话表明了人是社会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总是指社会的生产，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产。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如果不能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人们就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和交换，人们必然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联系和关系中，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的关系，才能进行生产。所以说，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

接着，这段话表明了人是历史的产物，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因为人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活动的。虽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诸多因素都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但对每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所遇到的，并借以进行生产的前提条件，却是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历史地遗留下来的生产条件，就构成了人形成自己本质的前提条件。

最后，这段话表明了人是什么样的，是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各种条件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也是在人的历史活动中不断发展变化，这就决定了人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的活动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怎样从事活动，他们自己也就怎样。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历程中的全新阶段与高级形态，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从内涵本质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科技创新深刻重塑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劳动者从传统体力型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转变，具备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劳动资料从常规工具升级为智能化、数字化装备，极大提升生产效率与精度；劳动对象范围拓展，涵盖新兴材料、数据资源等。科技创新还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打破传统生产流程与组织模式，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特征。它依托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人工智能赋予机器自主学习与决策能力，在生产中实现智能控制与优化，提高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量子信息凭借超高速计算与安全通信能力，为数据处理与信息传输带来革命性变革；生物技术推动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等领域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高科技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力向更高层次迈进。

高效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一方面，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借助先进技术与优化流程，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与质量显著提高，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降低，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优化，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生产要素的精准匹配与高效流动，减少资源闲置与浪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

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它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注重发展质量与效益。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在产品质量上，追求高品质、个性化、定制化，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在发展效益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是其核心要义，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力变革；协调发展体现在产业间、区域间协同共进，避免发展失衡；绿色发展强调生产过程与产品的环保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放发展借助全球科技资源与市场，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共享发展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总之，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引领未来发展新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党和人民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中逐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以独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第一，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道路。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强调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明确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这一理论突破了照搬西方现代化的局限，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

      第二，探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模式。毛泽东强调经济发展必须立足国情，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方针，同时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这些经济政策不仅打破了封建经济束缚，还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探索路径。

      第三，开创了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方向。毛泽东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强调教育普及与思想解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他明确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既是文化现代化的起点，也为培育新社会价值观提供了方向。文化现代化的起步，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精神与思想的支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党的

一项原创性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不仅是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要求。要深刻理解这一命题，需要从其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两个层面进行系统阐释。

      一、内在逻辑

1. 价值契合是结合的思想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形成了以民本思想、仁爱精神、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平等观念、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维高度契合。“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相通；“天人合一”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在生态层面互为呼应。这种价值上的契合，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前提。

 2. 历史传承是结合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若不能与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结合，就难以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强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都体现了这种历史传承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相结合，使这一理论既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又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从而在中国大地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3. 实践需要是结合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不断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始终呼唤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智慧与方法论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能够更好回应治理、发展、文明建设中的现实难题。这种实践动力推动了结合不断深化，并成为理论自我革新的根本源泉。

      二、时代价值

 1. 增强文化自信，拓展理论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更具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它突破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论”的片面认知，凸显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这不仅增强了文化自信，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文化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拥有更加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支撑，成为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展现中华特色的科学理论。

 2.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能够为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紧密相连，使现代化进程既保持现代精神，又延续文化根脉。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形态。

3. 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式现代化弊端频现，世界普遍面临文明冲突与治理赤字。中国通过“第二次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坚持科学理性与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重视文化多样性与文明互鉴。这不仅为人类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综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逻辑在于价值契合、历史传承与实践需要，时代价值在于增强文化自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人类文明进步。这一结合不仅是理论发展的新飞跃，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思想解放与文明升华。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的深层动力，也为新时代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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