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至和元年（1054）被召回东京，这年王安石再度任满回京，朝廷准备授予他集贤校理之职，他“上书四辞”，坚称自己家境贫寒、老母年迈，不能留京担任馆阁之职。于是欧阳修想方设法，帮他弄到了一个超级肥差——群牧判官。
群牧判官之所以被视为超级肥差，是因为养马，必然就有马粪；而马粪在当时属于肥料，是可以售卖的。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面对滚滚财源，王安石依旧坚辞不授。这下大家都明白了，他根本就是不想留在汴梁城中，以文章为生啊！
对王安石来说，他对文学的认识与欧阳修等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大部分的宋代士大夫将文章本身就视为一种最终产物——创作出一篇好文章，本身便是一件美事。而王安石则不同，在他看来，文章不过是个手段，是个载体，而文章背后的东西，才是他真正追求的目标。他所推崇的，是绝对的实用主义文学。因此他不愿在馆阁之中消磨自己的意志，而更希望在地方上一展拳脚，去验证自己的理念。
实用主义的文学取向并没有让王安石的文章变得庸俗而乏味，相反，在经过多年打磨之后，他的文风反而变得愈发成熟。在词句上，他言简意赅，偶尔穿插对偶句式，气韵十足；在结构上，他将转折与设悬运用得炉火纯青，短短数字之内往往便有转折；在论证上他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针牵线连。从至和年间开始，他的文章已经形成了自己简洁有力、峻峭硬瘦的风格。
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终于不再隐忍，而是上了一份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第一次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这份《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之后嘉祐六年，王安石再上《上时政疏》，但等来的依然是无人理睬。连续两次打击让王安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可能已经准备好了，但大宋，还没有准备好。大宋需要一个年富力强、雄心勃勃的皇帝，只有这样的一位帝王，才可能支持他的变法。
很快，这个人出现了。
嘉祐八年（1063），仁宗皇帝驾崩，英宗皇帝继位。4年之后，年仅36岁的英宗皇帝也不幸逝世，不到20岁的宋神宗继位。然而神宗甫登大宝，就接到了一个让他瞠目结舌的消息：没钱了。因此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在深入了解了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了同当年仁宗一样的抉择：朕，要改革！
而在地方历练多年，又极富才名的王安石，成为神宗皇帝选中的改革操盘手。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彻底吹响了变法的冲锋号。
这道札子号称“北宋百年第一札”全文似扬实抑，貌褒实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
神宗皇帝很快便将变法的权力赋予了王安石，而王安石则以财用入手，先后颁发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募役法⋯⋯种种新法极大触动了北宋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皇亲贵戚、高官重臣，无数人施展着自己的手段，打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旗号要与王安石决一死战。
而王安石，来者不拒。
神宗皇帝很快便品尝到自己改革的成果了。在王安石的改革之下，大宋的财政状况有了极大的好转，对于一个上任之后就不得不节衣缩食、拿内库补贴外朝的皇帝而言，白花花的银子比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随后神宗皇帝拓边西北，在熙宁七年（1074），取得了辉煌的熙河大捷！神宗皇帝欣喜之情无以复加，他亲自解下了自己的玉带，递到了王安石的手上。王安石达到了自己辉煌的顶点。
论创制垂法，他一手主持了熙宁变法，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北宋这座陈腐而冗杂的国家机器之运行轨迹；论拯厄除难，他于内整顿吏治、扩宽财源；于外开疆辟土，转守为攻，让原本暮气沉沉的北宋一时间竟然有了中兴的气象；论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他更是当仁不让。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命运跟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熙宁六年，天下大旱，次年反对变法的开封城监安上门郑侠谎称边关急报，将一幅《流民图》送呈神宗皇帝，随图而来的，还有一份《论新法进流民图疏》。据说神宗皇帝看过之后“是夕寝不能寐”，最终下定决心，暂罢新法。结果三日之后，天降大雨！
在推崇“天人交感”的封建社会，这种事情的出现意味着王安石的辞相已成定局。但另一方面，神宗皇帝暂罢新法的举动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王安石的信心已经出现了动摇。熙宁九年（1096），被王安石视为自己政治接班人的长子因病去世，而早年间与王安石心意相通的宋神宗却完全不理会这位臣子的老年丧子之痛，在王安石提出辞相后，竟然真的答应了他的请求。
辞相之后的王安石退居江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每日寄情于山水之中，过着清贫而朴素的生活。对王安石来说，在接下来几年里发生的一切，让他生不如死。
元丰四年（1081），神宗发动数十万大军趁西夏内乱之际进行五路伐夏，然而宋军先胜后败，在灵州城下遭遇数十年未有的惨败；元丰五年，西夏人再度反攻，拔掉了大宋在宋夏边境上扎下的最大一颗钉子：永乐城。城中7万守军几乎被全歼。神宗闻讯后心态崩溃，在群臣面前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从此郁郁寡欢，没两年就撒手人寰。
而神宗死后，继位的哲宗皇帝由于年幼不能理政，只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而这位太后昔日便是宫中最反对变法的人之一，因此她主政之后迅速召回了司马光等一干反变法派。从元祐元年（1086）开始，反变法派终于在朝堂之上彻底压倒了变法派，司马光甚至将当时还没被废掉的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与西夏边衅并称“四害”，喊出了“四害不除，我死不瞑目”的口号！
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如云烟般消散，来时为空，去时亦为空。他寄情于山水之间，也终于明白了自己曾经的锋芒毕露有多么可笑。王安石少年时以意气自许，早年诗词从不懂得什么叫收敛，往往口气宏大，咄咄逼人，老了再看，简直是黑历史一般惨不忍睹。这其中最有趣的当属那首著名的咏竹诗：
一迳森然四座凉，残阴余韵去何长。
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
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
这首诗恨不得把品性高洁四个字印在自己的脑门上，虽说王安石年老之后依然自视甚高，然而却也学会了含蓄自夸。可问题在于别人不知道啊！不少登门拜访王安石的晚辈后学以为王公年少时以这首诗为得意之作，到老了必然愈发喜欢，因此经常会在登门拜望之后吟咏此诗。这大概就像是有人等你退休之后拿着你的小学作文，大声朗读后夸奖你“果然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一样尴尬。
仁宗宝元二年（1039），王安石父亲新丧，他踏上了求学之路。当时他曾经在《杂咏绝句》中，写下“故畦抛汝水，新垄寄钟山。为问扬州月，何时照我还？”的诗句；而晚年在回到江宁的途中，他却又在《泊船瓜洲》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到底要回到哪里去呢？
或许居庙堂之高则思乡，处江湖之远则忧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吧。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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