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古代士子晋身的“不二法门”。不过，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在1500多年以前，隋文帝杨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开皇九年（589），分裂了数百年的神州大地重归一统。随后，文帝迅速下了一道旨意。在诏书中，他历数前朝乱政，展望美好未来，同时也为勋贵子弟们指明了未来的出路，那就是“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
这道诏书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盘踞了数百年的门阀士族从此迎来了自己漫长的衰亡，一个崭新的人才选拔模式——科举，出现在了人类的历史上。此后学文章、考科举，成为后世学子的晋身正阶。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呼之欲出，那就是：我们究竟要学谁的文章呢？
“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
科举始于隋代，成熟于宋代。从中唐到宋初，科举说白了就是大家只关心你诗词歌赋作得妙不妙，不关心你四书五经读得好不好。北宋名臣范仲淹曾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构想，只可惜后来庆历新政半途而废，范仲淹被外放出京，科举改革之事也就无疾而终了。
不过范仲淹的失败绝非偶然。自秦汉以降，各种儒家经典版本庞杂，各路大神纷纷为经义注疏，若以经义取士，就必然涉及一个尴尬的问题：以哪个版本为标准？要知道，北宋直到真宗时期，才刚刚由朝廷校订了《周礼》《论语》等七家疏义，不要说考生难以阐述，就连考官想要在规定时间内批完这些考生的试卷也是力有不逮。因此想要由诗赋取士转为经义取士，除非是朝廷能在一夜之间找到绝世猛人，匡正经义内容，建立评价标准。
北宋熙宁二年（1069），猛人来了。
这位猛士乃是江南西路临江军人，生于北宋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8日），姓王，名安石，字介甫。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一甲第四名，赐为校书郎；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上万字《言事书》，主张进行政治改革，无疾而终；嘉祐六年，王安石再上《上时政疏》，要求变法理财，依然没有被仁宗重视。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再度上疏，呈《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次千里马终于遇到了自己的伯乐，欲想改革的宋神宗与王安石一拍即合，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就此开启。而变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改革科举制度。熙宁四年，王安石大改科举制度，废诗赋取士之道，启经义晋身之阶。
他首先改革了考试形式，改革之后的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择一门“本经”，在《论语》和《孟子》中选择一门“兼经”，主要看考生是否通晓儒家经典，明其义理，从经术中参悟治国理论。改革了考试形式之后是确定考核标准，王安石确立了一种被称为“大义式”的短篇文章。为了给学子们作出表率，他甚至亲自出手，撰写了十篇“经义式”范文，这十篇文章文萃斐然，堪称中国古代“申论”之典范。而最后一件要做的事情，显然就是制定考试大纲了。熙宁六年，王安石颁行《三经新义》，对《周礼》《诗》《书》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并将其确立为经义考试的标准。
范仲淹、欧阳修这些文坛巨匠未曾完成的工作，就在短短数年之内被王安石彻底搞定了。此后以考试内容固定、评价标准统一的经义考试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解，并最终在明朝形成了由破题、承题等八个部分组成科举应试文体——“八股文”。明代大儒王世祯曾坦言：“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
八股文火了。王安石却“凉”了。
谁的文章值得学？
熙宁变法阻力极大，王安石为了扫清障碍，在朝中四处出击，树敌无数。北宋靖康元年，金人南下，开封被围，彼时朝中主政的新党因此而被攻讦不已，一时间朝中的政治斗争压倒了一切。在一片混乱之中，金军于靖康二年（1127）再度南下，攻破开封，社稷大乱。遭此剧变之后，南宋士大夫痛定思痛，总结亡国教训，终于统一了意见，将矛头彻底对准了新党。然而大家觉得意犹未尽，在对新党进行深度批判之余，依然要彻底肃清变法流毒，而王安石作为昔日变法的主导人物，顺理成章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最终甚至被定性成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大家高呼着“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口号，将一口又一口沉重的黑锅扣到了王安石的头上。
元明两代承袭了宋代理学思想，因此王安石依然还是一等一的罪人，时常会被大伙拿来作为反面典型。虽然大家偶尔也承认王安石的文章言简意赅、经世致用，但由于其“品行低劣”“学术误国”，还是不能多学的。
时间悄然而逝。随着科举考试的日趋重要，对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要求极为严格的八股文，也终于展现出了自己僵化死板的一面。除了考试形式极其死板，考试内容也愈发有限：四书五经加到一起总计不过17万字。而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出题超过15万道。这意味着随着考试的进行，能用来出考题的内容，正在逐渐变少。
形式死板，内容又有限，这显然让不少天资不高、却肯下苦功的考生眼前一亮：那我在四书五经中逐句出题，提前做好，将其背下，岂不是迟早会有高中的那天？就算是今生与进士、举人无缘，混个秀才，那也是免除徭役的特权阶级啊！一场内卷大赛就此展开，而明代文坛风气也被迅速败坏。很显然，一场新的文学改革，迫在眉睫。
很快，明代的“古文运动”便开始了。最初发起“古文运动”的李梦阳等人主张文必学秦汉，诗必学盛唐。平心而论，这些人的主张本身问题不大，《子虚赋》《上林赋》才气纵横、李太白杜子美光焰万丈，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诗文虽然好，然而大伙学不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人人都想做李太白，可中国上下几千年也就只出了这么一位诗仙而已。而且千年以来，文辞字句变化颇大，一味学古，显然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能力之外。已经因此学来学去，大伙不得不低头认输，将目光放到了更近一些的唐宋文人身上。那么唐宋文章，要学谁的呢？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不可不学；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自然要学；欧阳修天下文宗，必须学！三苏父子行文纵横如空中布景，要学！曾巩乃是道学先辈，学！还有谁的文章要学？
大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通晓经学，成就犹在三苏父子之上；才思敏捷，被欧阳修惊为天人；其记志极其精彩，与韩昌黎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逻辑严谨，立场鲜明，说理透彻，言简意赅，遣词造句光景一新，行文如刀劈斧凿，转折处跌宕起伏，寥寥数句便可直指要害。
他便是“奸佞小人”王安石。于是，明人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将他的名字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说来有趣，尽管人人都知道王安石的奏疏最妙，却人人都不敢将其选入文集之中。原因非常简单：王安石的奏疏不是变法，就是改革，而熙宁变法早已在政治上被宣判死刑，你学他的奏疏，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而更倒霉的地方在于王安石对文章“实用”的追求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甚至就连在《游褒禅山记》中他也要借景发论：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所以明清两代，大家在编纂文选的时候对王安石的文章可谓是精挑细选，恨不得每个字都拿出来细细品评，务求入选文章既能体现这位文学大家的独到之处，又不至于让自己在政治上犯下错误。结果挑来选去，明清两代王安石被选入文集最多的，竟然是一篇史论——《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短文不过90字，却是中古文坛上罕见的一篇驳论文，全文前后仅有四句，却几乎是一句一个转折，王文谨严峭劲的特点显露无遗。所以从明代茅坤首次提出“唐宋八大家”、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开始，王安石几乎就没有从这个名单中落选过。只不过在排座次的时候大家为了表示自己是“批判地学”，不得不刻意把王安石的座次排到最后。有学者曾经翻阅过明清两代流传较广的34种唐宋八大家选本，发现其中有22本将王安石排在末位，被列入选本之中的文章更是多以游记、碑志、史论为主。
那么王安石的政论，难道就要这样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吗？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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