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了两篇关于神奈川县中考的制度的文章，但没有涉及中考的实际运作。因为日本的高中并非义务教育，不存在就近入学，所以是要考的。所以儿子虽然已经在上海读了大半年的职高，但到了日本，还是要重新中考。
所以，大概也是少有的，儿子这辈子参加了2次中考，先是在上海，一年半后又在日本。而我作为家长，也陪伴了他的2次中考。2次的差异相当明显。
中国的中考高考，可以说是如临大敌。家长老师齐上阵，送考的队伍浩浩荡荡，考场门口往往得交通管制，同时又开辟了很多临时停车场。周围路段还临时严禁车辆鸣喇叭，甚至有家长们临时自发组织起来引导（当然往往是以违反交通规则为基本原则）维持交通和安静。为了讨口彩，妈妈们穿着旗袍，爸爸们穿着马褂的都有，寓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师们大都穿大红衣服。据说河南中考有个学校的全体送考老师都穿红旗袍送考，包括男老师，引来一片赞叹。由于考试日期全国统一（除了新冠那几年），中高考的那几天，全国都是个大日子。考场是统一安排，一个初中的考生基本上都在一起。我家离考场不远，不到3公里，但当时也是连续两天没上班，上下午2次，开车到考场接送孩子。中午接儿子回家吃饭。当时不仅见到了他们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还遇到了他初二时的班主任，虽然那年并不任何带初三班级，但也来了。
我之前的文章说过，不像小学和初中，日本人对高中还是比较重视的。因此，我以为日本人中考也会类似中国人那样，兴师动众。但实际却是完全不同。
如之前的文章所述，日本中考不是统一安排，而是在所报考的学校进行的，因为虽然公立学校考卷是一样的，但上午考完书面，下午要面试，就在所报考学校的面试。所以同学们都不在一起考。儿子报考的学校也不算远，离我家先要走约1公里到电车站，坐四站下车再走1公里。考前一天，儿子从补习班回来。我问他次日是否要送他去考试，他说不用，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次日还是把他送到电车站，看他进车站后我回家。
中午不能出来吃午饭。儿子去报名的时候就知道，该校不巧既没有食堂，也不卖便当，只有自动贩卖机的面包。在校生如不吃面包，都是自己带午餐。儿子无意吃那面包。他最近一直是自己做三明治当早饭的，那天就多做了两个带去当午饭。并说如果以后考上了，每天早上自己烧饭烧菜，做便当带去。
他们补习班还有个菲律宾女孩也报考这个学校。考完回来我问那个女孩有没有父母送。回答说也没有，并且其他无论在校外国人考生还是普通日本人考生，都没有家长送。有个别人有同龄人送，应该是朋友或哥哥姐姐之类的，更像的是朋友之情，都轻轻松松，其状态与中国考生父母家长送考的状态完全不同。外面当然也没什么交通管制。当天正好是Valentine节，日本人有兴趣过节的过节，不感兴趣的也就正常生活。中考对社会节奏没有什么影响。考试这天是周三，但在校生那天上午都不上课。下午考生们面试的时候，在校生们回来上课。考试对在校生的影响尽量降低。
日本的孩子可能比中国的孩子自理能力稍微强一点，但不会很多。自己跑去，没有送考，我感觉主要还是家长老师都不认为送考有啥意义。这些外国来的孩子，包括中国孩子，很快入乡随俗，看别人都不让家长送，老师也不建议，就都自己赴考了，绝大部分应该也没什么压力，与当年在上海全然不同。
不过，补习班给每个孩子一个考试合格的护身符和几粒有符咒的糖果。估计是从天满宫搞来的，天满宫祭祀的是日本的文曲星菅原道真，相当于中国的文庙。
这让我想起当年孩子在上海的中考，初中学校也是给每个孩子类似的一张明信片、几个糕点，更令人感慨的是一罐写了孩子名字的可乐。中日两国的迷信还是很接近的。虽然现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实际上基本都是无神论者，但这种长久以来的文化影响还是很深的。不过在今天官方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的上海，应该不会是从文庙去搞来的吧。
回想起我自己的中考，1986年，虽然是统一安排考场，但自己的行为与现在日本考生的状况差不多。中国的中考是2天，我自己坐了1个多小时，倒了1次公交车，到考试地点。中午可以出去，就在外面买面包吃，父母并没有请假接送我，同学们也都是这样。
没有经历过日本的高考，不能妄下断言，是否就与中考一样。三年以后再去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