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柱龙 | 那一年中考

文/蒋柱龙

1991年，我十七岁。中考结束的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姐姐走进了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妇科病房。推开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是病床上的母亲。她身形消瘦，脸色苍白，轻声对我说：“阿龙，中考考完啦。”

我一下子懵住了，心里满是错愕。呆呆望着母亲，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母亲做事日渐迟缓，说话从洪亮变得细弱，走路从步履矫健变成举步维艰；从前日日陪在我身边，后来却常常不见踪影。中考前几天，父亲和姐姐还哄我说，母亲身体吃不消，要去富阳的小舅家住一阵子，顺便到医院检查。他们用同样的说辞，瞒着正在富阳中学备战高考的哥哥……

这时，姐姐在一旁告诉我，母亲子宫里长了肌瘤，前天刚做完手术，好在检查结果是良性。手术那天，正好是我中考第一天。为了不耽误我们考试，父母和姐姐一起，把这件事瞒住了我和哥哥。听到这里，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死死咬住嘴唇，拼命忍住快要落下的眼泪。我张了张嘴，轻轻唤了一声“妈”，千言万语堵在喉头，一时竟说不出话。

母亲柔声安慰我：“妈没事，只要你和你哥好好读书，将来能有一份稳定工作，给自己挣一个好前程就够了。”姐姐接着说：“是我自己不想继续读书了，不怪爸妈。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有我撑着，你们兄弟俩只管努力，为咱们家争口气。”我咬紧牙关，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从小就知道，我们家并不宽裕，全靠父母没日没夜地务农维持生计。姐姐初中毕业，便早早帮衬家里，供我和哥哥读书。我还记得那些年，家里每年要养六头猪，种四亩田地，还有八处自留地，栽了将近四千株番薯。直到哥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家里的日子才慢慢好转。

中考过后，家里的担子更重了。母亲手术后，体重从一百一十斤骤降到七十斤；父亲和姐姐白天要上班，家里还有一同生活的小爷爷，哥哥也还在备战高考，全家一个“忙”字概括。父亲后来常和我们说起，母亲开刀那年，他整日焦头烂额：白天在红砖厂做出纳，一日三餐要喂猪，抽空去田里打农药，夜里还要去田里放水。好在姐姐帮着洗衣做饭、陪同母亲复诊，小伯帮忙打理番薯地。所幸我和哥哥读书争气，一家人咬着牙，总算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父亲总说，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再苦都值得。

我依然清晰记得，中考前一个多月，母亲拖着病体来参加我们初三家长会。班主任陈培建老师说，我再加一把劲，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富阳中学。回家之后，母亲格外欣喜，和我约定，接下来每天早上陪我早读半小时。从那以后，每个清晨，她慢慢走上三楼我的房间，叫醒我，安静坐在一旁，听我背诵课文。她就这样陪着我，一直坚持到中考前三天，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于是，她和父亲、姐姐一起骗我，说要去小舅家暂住、做检查，实际上是住进医院准备手术。

那时奶奶还在世，是一位裹着小脚、一心礼佛的老人。母亲后来常常念叨，她做手术那天，奶奶在家烧香祈福，祈求菩萨保佑手术顺利，不要生出恶病。母亲说，自己能够平安渡过难关，也有奶奶的一份心意。

中考放假，我也跟着分担农活：放田水、割猪草，跟着小爷爷一遍又一遍打理那近四千株番薯草，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直到哥哥高考结束，家里多了一个帮手，我才有一点空余时间，准备高中的功课。哥哥后来偷偷和我说，考完回家见到虚弱的母亲，他难过地哭了，埋怨家人为什么瞒着他。母亲却说，就是想让兄弟俩安心应考，才叮嘱大家不要告诉他。

那年家里依旧种两季水稻，七月中下旬正是“双抢”时节，全家忙着收割早稻、翻耕土地、播种晚稻。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我常常头一挨枕头就沉沉睡去。可看着一家人齐心协力，迎来粮食丰收，再辛苦，心里也是踏实的。

收到富阳中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正在路上挑秧苗。先挑完秧回家的哥哥，跑出来把消息告诉了我。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心底庆幸，总算没有辜负抱病陪读的母亲，没有辜负全家人的期盼。

哥哥的高考查分，带着几分戏剧性。那天一早，小脚奶奶跑来家里，说听说董军去学校查到分数，考上大专了，催哥哥也赶紧去学校看看成绩。原本打算和我们一起去割早稻的哥哥，听奶奶劝说，动身赶往学校。那时候交通不便，从家里到富阳中学，要转两趟中巴，还要乘船渡过富春江，来回就要耗上大半天。傍晚时分，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守在小院门口，伸长脖子望着中巴驶来的方向。远远看见哥哥下车时朝她用力挥舞的手臂，她心里便有了答案。哥哥如愿考上本科，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本科生。

在我考上富阳中学、哥哥顺利读上大学之后，母亲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直到现在，她还常常和晚辈提起，当年多亏两个儿子争气，她的身体才能恢复得这么好。

如今，我和哥哥都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拥有了母亲口中安稳的工作。我时常想起母亲反复叮嘱我们的那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好读书，才能给自己挣一个好未来。”我总在想，如果中考之前，没有母亲拖着病痛陪我早读、默默托举，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