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6文学考研真题中的《玩偶之家》

“现代戏剧之父”亨利克·易卜生于1828年出生在挪威东南海滨小城斯基恩。8岁时父亲的木材厂破产，使他过早品尝到世道艰辛。他16岁时到药房做学徒，繁重工作之余刻苦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阅读各种书籍，并开始展示诗歌、戏剧才华。1850年易卜生投考奥斯陆大学落榜，但担任了学生报刊编辑，在欧洲革命浪潮中以笔为枪，用剧作表达“自由农民之子”的革命热诚。

1851年开始，易卜生先后担任卑尔根剧院和奥斯陆大学“挪威剧院”编剧和经理，成为享誉世界的诗人和剧作家。1863年“挪威剧院”破产，易卜生旅居国外，大部分时间住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段时期是他的戏剧丰收期。1891年，易卜生回到挪威，继续为挪威的独立解放奋斗，直到1906年与世长辞。

易卜生是西方戏剧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戏剧既吸收了莎士比亚和歌德的精华，也带有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踪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名气最大、影响最远的是《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不仅是一个女性的觉醒，更是在文坛掀起热潮，鲁迅就曾为此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时至今日，娜拉走后的世界仍为大众所探讨，《玩偶之家》的改编版也依旧不断上演。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易卜生与《玩偶之家》。

让我们看看26年关于《玩偶之家》的文学考题：

纵观全国各大院校真题，对《玩偶之家》的考查，毫无疑问是侧重于思想内容层面，特别是结合思想内容来分析娜拉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理解也是常考的知识点，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问题小说”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就更为综合和拓展。小研带大家来一一拆解。

人们一般根据其剧作风格演变，把他的创作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对于易卜生的创作分期，我们需要掌握的是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及其重要作品的情节概述，从而应对比如“为什么易卜生的戏剧被称为社会问题剧？”（内蒙古大学，2026年）这样的考题。

1868年以前是第一阶段，风格偏浪漫主义，体裁以诗剧为主。值得一提的是，易卜生首先是作为抒情诗人登上文坛的，但其诗歌才华往往被戏剧才能掩盖。而早期戏剧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诗人才情，很多都在追随莎士比亚诗剧。最早的两部成熟戏剧——《厄斯特罗斯的英格夫人》和《海尔格伦的海盗》——都取材于挪威历史和斯堪的纳维亚传说，有效抵制了当时愈演愈烈的色情暴力的“故事剧”。给作者带来更大声誉的是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它们被认为受到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影响。

这是两部比较独特的哲理诗剧。取材现实，用利他主义的布朗德和利己主义的培尔·金特这样两个对立的形象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布朗德为了追求真理，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带领人民勇敢地前进，但最后却孤独地死去。与布朗德相反，培尔·金特是个利己主义者，没有理想、无所事事、贪图享受、损人利己，最后遭人唾弃。这两部剧本探讨了人应如何生活、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哲学问题。

1869—1883年是易卜生创作的第二阶段，作品以社会问题剧为主，形式是新颖的散文剧，个人风格完全成型。从现实主义视角看，这一阶段无疑是易卜生创作的顶峰。剧作除哲学历史剧《皇帝和加利利人》之外，主要“使命”是提出社会问题，但不给予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剧无不针砭时弊，有的放矢，社会反响强烈。《青年同盟》用青年律师史丹斯的形象，活现出自由主义政客和投机分子的丑态。《社会支柱》里的卡斯腾·博尼克，实为腐朽社会里的一根腐烂柱子。《人民公敌》里唯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斯多克芒医生，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被所有人判定为“社会公敌”。《群鬼》和《玩偶之家》虽是家庭剧，但反映的还是社会问题。《群鬼》可以看作《玩偶之家》的姊妹篇，主人公阿尔文太太死守“妇道”，却走入绝境，可谓“没有出走的娜拉”。

1884—1899年是易卜生创作的第三阶段，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人道主义批判精神和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交织在一起。《野鸭》里的老艾克达尔、《罗斯莫庄》里的罗斯莫以及《建筑师》里的建筑师索尔尼斯都曾有过自己的理想，但都被现实击得粉碎，都像被打折翅膀再也不能飞翔的“野鸭”。《海上夫人》和《海达·高布乐》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蕴，尤其是“海上夫人”艾莉达，她向往大海一样的自由，总想和一个“陌生男人”远走天涯，不过她的丈夫房格尔不是海尔茂，他同意妻子可以“自由选择”，但艾莉达经过艰苦抉择还是留下来和房格尔一起生活。该剧已具有存在主义等现代元素。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名气最大、影响最远的是《玩偶之家》。对于这部作品，小研建议能够全文通读，特别是考过这部作品的院校。因为与之相关的所有知识点，实际上都建立在我们对情节与思想内容的掌握之上，也有不少考题与之相关，如简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思想内涵。（河北师范大学，2026年）

剧中开幕展示给观众的是一对恩爱夫妻，丈夫海尔茂很快就要升职，妻子娜拉是丈夫的“小鸟儿”、“小松鼠”，带着三个孩子无忧无虑。娜拉的朋友林丹太太寡居之后生活艰难，恳求娜拉在丈夫的银行里为她谋一个职位。海尔茂爽快地答应了林丹太太的请求，因为他早就想裁掉人品不端的职员科洛克斯泰。而科洛克斯泰也找到娜拉，以她伪造签字为由要挟她在丈夫面前为自己求情。原来娜拉在海尔茂生病期间，找科洛克斯泰借过一笔钱，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代替病重的父亲在借据上签了字。

尽管娜拉很快归还了那笔钱，科洛克斯泰还是看出了破绽，因为签字日期在她父亲死后三天。娜拉非常恐惧，因为丈夫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但又心存希望，相信丈夫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料海尔茂知道这件事情后，一改往日的温情形象，痛骂娜拉是“坏东西”、“伪君子”和“下贱女人”。娜拉非常绝望，尽管科洛克斯泰在林丹太太的劝说下将借据还了回来，海尔茂又恢复了“小东西”、“小宝贝”的称呼，她还是毅然离开了海尔茂。

《玩偶之家》的人物形象分析也是非常高频的考试内容，特别是对娜拉的分析，浙江师范大学2026年就有考题：简析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在考试中，娜拉的形象还常和其他女性人物做对比分析，如对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总的来说，这是我们学习《玩偶之家》所必须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娜拉是一个觉醒中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在识破丈夫虚伪自私的面目之前，一直生活在脉脉温情之中，从未考虑过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但她并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她具有真诚、善良、勇敢等美好品质，如她热爱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她同情林丹太太、阮克大夫，她忠于爱情，独自借钱还债，还想以自杀保全丈夫名誉等等。在识破丈夫虚伪自私的面目之后，娜拉认识到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价值和地位，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及维护这种社会的法律、宗教、道德提出疑问和控诉，毅然离家出走。娜拉的质疑和控诉显现了她的觉醒；娜拉的离家出走，体现了她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

海尔茂是主宰家庭的男权主义者。正面性格（表）：正派守法，敬业爱家。反面性格（里）：庸俗小气，因为同学柯洛克斯泰叫他小名，便怀恨报复。专制、虚伪、自私：把持家庭财权，信箱钥匙，控制妻子的趣味、爱好，唯我独尊，是法律、道德的卫道士，是狂热追逐金钱、地位的物质主义者。

易卜生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现代“社会问题剧”的创造者（首创者是古希腊的欧里庇得斯），是继莎士比亚、莫里哀之后西方戏剧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虽然2026年的考题中没有出现直接考查《玩偶之家》的艺术成就的考题，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是社会问题剧的构思。关注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把舞台用作“讨论”社会问题的讲坛，是所有社会问题剧的共同特征。易卜生在此基础上，还以社会问题作为戏剧构思的基点和支点，并能通过人们对剧中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来延展戏剧的思想蕴含，所以，易卜生的戏剧被称为现代“社会问题剧”。当时，西方舞台充斥虚假、空洞、造作的戏剧，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带来了西方戏剧新的繁荣局面，所以他被称为西方戏剧史上第三个里程碑。

其次，运用了典型的“回顾式”结构（追溯法）。“回顾式”结构由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首创。《玩偶之家》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模式，以娜拉伪造签字事发引起的夫妻矛盾这一情节高潮开头，引出其他次要矛盾的交错展开；同时在短短的三天之中，通过娜拉的回顾把结婚八年的生活一一展示，使结构更紧凑，冲突更集中，取得了极为强烈的戏剧效果。

再次，是微妙紧张的心理描写。舞台上的心理刻画，不像阅读文本小说那样可以自由展开，而要受到时空的限制，但《玩偶之家》把娜拉惴惴不安、惧怕、胆怯、觉醒的心理变化过程，渗透到剧情发展的所有细节之中，从而充分地展示了她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升华。尤其是娜拉在冒名借债之事即将暴露前的那段，通过娜拉的疯狂舞蹈，把娜拉既企盼丈夫夸赞又担心丈夫责骂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

最后，是富于说理性的对话。剧中的对话既符合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的要求，又富于说理性，有助于揭示主题，促使人们对作者提出的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印象。

与莎士比亚一样，易卜生不属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和全世界。易卜生的剧作在中国介绍很早，上演很多，影响很大。中国人民了解易卜生，需要这个“伟大的问号”。他的各种类型的戏剧，尤其是“社会问题剧”，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比较难、比较综合的内容，若在考题中出现，便很能拉开分差，如结合《玩偶之家》《娜拉出走后怎样》《伤逝》等篇目，论述鲁迅和易卜生在妇女观上的区别与联系。（福建师范大学，2026年）小研接下来为大家详细分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的时代要求，使易卜生及其戏剧更加深入广泛地在中国流传。1918年6月号《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国内第一篇全面系统地评析剧作家的专论），袁振英的《易卜生传》（第一篇中国人写的剧作家传记）。在“五四”期间，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都在我国上演过。

《五四》前后，娜拉、斯多克芒的形象活在中国青年的心上，易卜生的名字传于青年之口。茅盾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新青年》宣传易卜生时代，这位北欧文豪的名字传述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列宁”。这是历史的真实。不少作家都把易卜生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道德，提倡民主科学等新运动的象征，因此，他们的作品也染上了易卜生的色彩，充满了诘难社会的一连串“？”。那时候，人们如此重视易卜生，既有学习欧洲近代剧“写实主义”艺术技巧的根由，又有从民主精神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原因。

后来，鲁迅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是确当的。但我想，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介绍者，恐怕是颇有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奔流》编后记）。

这虽然是指《新青年》的“易卜生的专号”讲的，却也包括“五四”前后几年的情况在内。鲁迅曾在许多文章中论及易卜生和易卜生的戏剧，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重要的还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上海文艺之一瞥》、《忆韦素园君》等。鲁迅非常重视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影响，并且使这种影响与中国人民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融合起来。易卜生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批判精神，在鲁迅的一部分短篇小说和杂文中也有所感应。

从“五四”前后到40年代末，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的译本最多、评介最多、演出最多，争论也最多，引起争论最多的是《玩偶之家》。1935年，上海的左翼剧社大规模地上演此剧，全国各地也先后上演这出戏，盛况空前，因此有人称这一年是“娜拉年”。这是《玩偶之家》在中国演出的高潮，扩大了娜拉的影响。觉醒后娜拉要求过真正人的生活，不做丈夫的傀儡，离开了“玩偶之家”。娜拉走后怎样？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在较长的时间里，不少中国的娜拉“砰”的一声，随手带上了专制的封建家庭的大门或以男权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大门，走向社会。

在这三十多年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可以明确地看到易卜生戏剧（主要是社会问题）的启迪作用，像《玩偶之家》、《社会支柱》等剧作，在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情的《泼妇》、蒲伯英的《道义之交》等早期话剧中，都有直接的反映。这种反映证实，接受易卜生影响的作家的创作，也走上了社会问题剧的道路。

田汉、曹禺等杰出的剧作家，也都接受过易卜生的影响，曹禺自认为易卜生是他的启蒙老师（《我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田汉的《获虎之夜》、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以及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甚至包括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易卜生的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精华，他们将它融化于自己的创作中，提出了种种社会问题。

比如，曹禺写作《雷雨》受过易卜生《群鬼》的影响，他不仅积极学习易卜生的编剧艺术技巧，而且努力扩展他那干预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群鬼》的启示下，《雷雨》也描写了父子两代人与使女的情感纠葛，并通过封锁式（团块式）结构从鲁贵与四凤“谈鬼”开场，交代出全剧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一部分剧前发生的“情节”。虽然如此，《雷雨》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又有其独创性。其“社会问题剧”的特征在于“宏观性”，社会主题较《群鬼》又更为深远。《雷雨》的封锁式框架中，也结合着开放式结构部件，并运用多层次的“回溯法”，使剧情更加跌宕多姿，戏剧性更加强烈。

无论是三阶段的外国文学全程课，还是我们的真题讲解，或者配套内容，都将深入探讨像《玩偶之家》这样的重点内容。27外国文学：进度、评价及试听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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