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李 倩
随着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学科核心素养的测量与评价无疑是学科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与传统学科知识取向的测试相比,基于核心素养的语文考试评价更强调整体性、综合性与情境性。纵观2019年全国高考试题,不难发现各省市在测试题目设计、测试内容方面均作出一定尝试,而这些尝试对落实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深化考试评价内容改革有着重要价值,并将深刻影响着语文考试评价的发展与变革。本文将立足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结合2019年全国高考语文典型试题(由于上海卷处于不公开状态,暂不列入研究范畴),梳理语文考试与评价的命题特色,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其发展趋势。
设计理念:充分发挥考试评价的“学习价值”
20世纪末,对教育评价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反思,让我们意识到评价不仅会对教学造成潜在的负向反冲效应,而且会导致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与学习过程的生成性价值受到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学习的评价”“评价即为学习”的理念与实践模型日渐得到发展,而教育评价理念的改革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考试、学习与教学三者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三者应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1],其主要表现在内容与互动关系层面。就评价内容而言,课程标准是考试评价的根本依据,课程内容引导教师教学实践与学生学习的方向,而考试评价内容与方式的选择也应该根据课程标准、教学内容与学习方式的特征来确定。从互动关系来看,评价促进教学与学习过程的展开。借助考试评价,不仅教师能够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学生能够从评价中获得富有学习价值的信息。因此,教育考试评价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则发挥评价结果对教学实践的改进价值,二则评价过程即学生的学习过程。结合2019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能够发现其“学习价值”主要表现在阅读材料、命题形式方面。
阅读材料的内容主题充分体现评价对学生精神成长的积极引导。纵观2019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材料主题涉及民族传统文化、社会科技发展、地域特色文化、生物多样性、桥梁建筑史等,其根本价值不仅在于引导学生关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热点,而且在于发挥考试评价对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作用。以江苏卷为例,选择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的《书家与善书者》作为阅读材料,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汉字书法历史与文化。而浙江卷的实用类文本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苗族的刺绣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及其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该阅读材料能够加强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
就命题形式而言,其学习价值主要表现在设问方式,即如何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在部分省市的高考语文试卷中,“是什么”类型的问题所占比重较大,而存在部分“为什么”与“怎么样”的问题。前者重点停留于内容性知识或信息层面,而后者则更关注学生运用学科知识、学习经验与文本信息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在北京卷中,实用类文本阅读“城市化与生物多样性”最后一题,要求学生概括三则材料表达的核心观点,同时要求学生阐述材料信息如何引发个体对该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在文言文阅读《非国语》中,试题要求学生阐述作者的论述逻辑,即如何对伯阳父的观点进行批驳。总体来看,此类试题的价值不单纯停留于内容性知识层面,而是关注学生运用学科知识与学习经验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
组织逻辑:凸显“语文核心素养”的隐性主线
近些年来,深化考试评价内容改革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加强测试题目设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增强测试的基础性与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学科知识、技能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2]。纵观近五年高考语文试卷,内容领域主要包括论述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文言文阅读、古代诗歌阅读、名句名篇默写、语言文字应用与写作等模块。随着考试评价理念的革新,能够发现各省市试卷不再单纯遵循以具体学习内容为载体的知识逻辑,而以学科核心素养为主线的综合性组织逻辑得以凸显。换言之,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考试评价从知识的分解逻辑走向能力的整合与综合。
首先,全国不同省市语文试卷注重对不同认知能力的考查具有较强的层级性。根据2019年《考试大纲》要求,高中阶段语文需要考查学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根据统计可知,大部分省市测试题目主要指向理解、分析综合能力,其分值比重约为75%—80%,对鉴赏评价、表达应用与探究能力的测查所占比重为20%—25%,其中测查比重较高的省市为全国I卷、天津卷与浙江卷。
其次,以综合性考查作为命题基本导向,综合考查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水平。在2019年高考语文试卷中,部分试题借助不同类型语言材料,综合考查两种以上的认知能力要素,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性发展。以北京卷现代文阅读《北京的“大”与“深”》第21题为例,题干要求学生根据对作者表达方式的感知与理解,阐述个体对自己周边生活环境的认识与思考。这道题目综合考查了学生对文本内容的分析与综合,对文本表达方式的鉴赏与评价,以及是否能够从个体角度探究文本与现实生活的关联。
再次,减少单纯知识性测试,推进学习方式的变革。以文言文部分的文化常识测试为例,传统的测试方式是脱离文本,主要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具体内容的准确记忆与辨识能力。2014年全国卷第一次设置了文化常识选择题,2015—2018年全国各省市均以文化常识题取代部分文言实词题目,并且采用了“随文测试”的方式。[3]2019年全国I卷、II卷、III卷均结合文段内容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理解。以全国I卷为例,分别考查了“诸子百家”“诏令”“礼乐”“就国”等词语的内涵,而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必然与学生日常的文言文学习经验密切相关,同时还需要回归语境,根据原文内容推断不同选项对特定词语的解释是否准确。当然,这种测试方式并非是对语文核心素养的唯一评价方式,但这种尝试无疑是在探索如何“减少针对单一知识点或能力点的简单、碎片化的试题数量,体现语文素养的综合性、整体性”[4]。
综上所述,单纯的内容取向,不仅易于引发考试对教学的负面导向作用,降低语文教学效率,而且导致对语文课程内容、教学内容的误读。与其他学科课程不同,语文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内隐性[5],隐含于语言文字材料之中。也就是说,以语言材料为基础的语言实践活动,一方面帮助学生感知与把握语言文字的特点与运用规律,另一方面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与文化审美情趣。因此,以综合考查作为命题导向,全面考查学生语文学习的能力和水平,逐渐成为高考语文命题发展方向。
思维载体:加强“情境”与“问题”有机融合
真实、富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情境是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形成、发展和表现的载体。[6]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学习行为的发展过程与结构会因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7]具体来说,在不同场景中,学生所具备的学科知识与能力的应用模式存在明显差异。
近些年来,语文考试与评价,不同类型“测试情境”与测试任务的融合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2019年高考语文试卷中,大部分省市所选择的测试情境多聚焦在与语文学科相关的领域。例如,在语法修辞知识的处理方面,大部分省市试卷具有较为突出的命题导向革新。设置语言实践活动,侧重评价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形成了良好的教学导向。再如,天津卷第20题,设置测试情境为杂志社举办的征文比赛,在此基础上呈现获奖诗歌《你还在我身旁》,请学生品读诗歌,阐明该诗歌获奖的理由。该试题旨在引导学生从诗歌主题、思想立意、表达形式、诗歌意象等视角完成诗歌赏析。北京卷第16题,重点评估学生名句名篇积累的情况,其中第4小题着重在具体的情境中考查学生诗文积累情况,是否能够根据特定的情境选择恰当的诗句。
从整体来看,高考语文试题的命制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情境的重要性,但是部分集中在学科情境,而缺少对社会生活情境的关照,以及对情境的作用与价值的深度挖掘。可以说,在部分测试题目中,情境主要发挥“背景音”作用,或者是“修饰”的作用。那么,在学生解决问题过程中,“测试情境”的作用与价值是什么?首先,测试情境是问题产生的“背景”,即学生根据情境默写古诗文时,在送别同窗好友时所选择的诗句必然与离家求学时不同。其次,测试情境提供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即学生应该充分考虑现实因素,设定不同的外在条件,设计不同的解决思路。最后,成就问题解决思路的“多种可能”,学生可以充分展示思维的个性化,将问题的答案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总体而言,测试情境不应该仅仅是测试任务所依托或题干所描述的场景,而是学生解决问题、呈现思维发展水平所依托的载体。当情境对解决问题不发挥任何“干扰”作用时,那么该情境则并未发挥任何作用。这种情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量”,让学生接受了更多与解决问题有关联的无效信息。有效的情境设置应该让学生充分调动积累、选择策略方法,对现有的问题进行解构再结构。在理解已知信息的基础上,学生借助试题所设置的情境,理解与问题相关的、以不同形式呈现的、相互之间有着错综关系的关键信息,自主建构问题方案。[8]
典型任务:关注语文实践活动的综合性
纵观以PISA、PIRLS为代表的国际教育测试项目,能够发现独立型语言测试任务是最为常见的测试形态。这一类测试任务是让学生运用个体积累学科知识、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采用某一种形式(口语或书面表达)呈现自己的学习成果。[9]但是,部分研究者发现独立型测试任务存在去情境化的问题,并且难以呈现学生真实的语言学习能力与发展水平。基于这样的背景,综合型语言测试任务逐渐得到试题设计者的关注。相比较而言,综合型语言任务会给测试者提供不同形式的信息资源,测试者需要以特定的呈现方式,运用材料提供的有效信息,呈现对问题的回应。[10]
在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中,测试任务的综合性也成为语文考试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试题命制可侧重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某一方面,也可命制整合了三个方面实践活动的综合性题目[11]。在2019年高考语文试卷中,部分省市的试题体现出了测试任务的综合性。以天津卷第21题为例,“读写结合”试题命制特点较为突出,试题提供了初中生“喜欢的榜样类型”的调查结果,并且采用柱状图的形式呈现。学生需要根据统计结果,为学校的榜样教育提出两条建议。再如,浙江卷第6题,学生需要根据“红色议事厅”的工作流程图,总结概括该部门的工作职能,并对其工作机制进行评价。两道题目的相似之处是给学生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信息资源,引导学生运用信息资源,完成写作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发挥了有效的“刺激”作用,促进不同认知技能的整合。
总体来看,各省市高考语文试卷结构完整,板块功能定位清晰。测试内容遵循了课程标准的基本内容要求,覆盖面较广。在设计理念、组织逻辑、情境创设与任务设计方面,各省市均作出了诸多有益尝试。值得关注的是,在情境设置与任务设计方面,仍需关注如何加强情境与问题的深度融合,充分运用丰富而富有意义的情境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关注语言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借助不同形态信息材料凸显语文核心素养的综合性与实践性特征。
注释:
[1] Webb, N. L. (2007). Issues related to judging the alignment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s. Applied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20(1):7-2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Z]. 教基二[2016]4号, 2016-09-19.
[3]郑国民,林江泽,王轩蕊.2018年全国中高考语文试题研究报告(高考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65.
[4][6][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47-48.
[5]张秋玲.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基本特点[J].课程·教材·教法,2016(1):82-87.
[7]Brown,J.S., Collins, A., & Duguid, P.(1989).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8 (1):32-41.
[8]李倩,辛涛.核心素养视域下语文考试评价内容与方式的变革[J]. 基础教育课程,2018(19):55-61.
[9] Barkaoui,K.,Brooks, L.,Swain, M., & Lapkin, S.(2013). Test-takers’ strategic behaviors in independent and integrated speaking tasks. Applied Linguistics, 34(3):304-324.
[10]Cumming,A., Kantor,R.,Baba, K.,Erdosy,U.,Eouanzoui,K.,& James,M. (2005). Differences in written discourse in independent and integrated prototype tasks for next generation TOEFL. Assessing Writing,10:5-43.
——《语文学习》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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