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九
在初中同学面前我有自卑感。他们有完整的中学时代，至少初中毕业，我只上了一年就辍学了。连我母亲护着她孙女时都以此说事，哦呦，初中都没上还怪我孙女没拿第一，文盲土匪好意思吧你，走，跟奶奶吃冰激凌去。噎得我上不来气。母亲幼读私塾，开封女中毕业，本科生研究生，坚信中小学学的就是礼仪文明，好意思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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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调侃让我无奈，又不是我自己要辍学的。一九六八年中小学开始全面复课，我升入人大附中，当时绝对算班上的好学生。人大附小的李国辉老师总是第一个念我名字，现在我把升初中的名单公布一下，陈九……，接下来才轮到其他同学。那时我想当科学家，很小我就想当科学家，一天面对地图我问母亲，不是说长江水比黄河多吗，干嘛不匀匀，挖条河把她俩连起来？母亲愣了，开封女中的也没词了，半晌憋出一句，好好好，长大你去连。后来南水北调一期工程通水，二期工程通水，将来一定还有三期工程通水，每听到南水北调几个字就想起那个少年的提问，想起已故的母亲，想得热泪盈眶。
中小学的最大区别是中学开始学历史哲学。班主任孙凯飞讲述问题的逻辑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介绍某次战役，甲方包围乙方，乙方又包围甲方，甲方再包围乙方，乙方再包围甲方。包来包去最大问题是，谁能把补给送进去？这时只能看人心向背，谁有人心谁就有粮草弹药车轮滚滚，谁才能赢得最终胜利。那时我常去孙老师的单身宿舍促膝倾谈。他是个虔诚的思想者，认真负责的老师，面对十三四岁的我娓娓道来一丝不苟，比如一一拆解清廷的对外条约，使我记住佟国维，张诚之类的名字，或用围棋策略解释人生哲学，“与其恋子求生，不如弃子取势”，像对待成年人一样，我开始感到自尊自爱和人生的价值。
初中的关键是要开始相信些什么，不能继续佯作巨婴。孙老师无疑是我初中岁月的宝贵机遇，也是我懵懂少年的启蒙者之一。他用真诚和智慧感召着我，让我短暂的初中没有白费。孙凯飞老师是上海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调入社科院任研究员，与钱学森先生共同致力于系统学理论的研究，出版过很多专著，百度对他有专门的介绍。
不过有得就有失，精神启蒙的幸运无法挽救情感启蒙的困扰。最感叹的就是那时流行的“男女界限”，本是美妙少男少女，纯净无邪似懂非懂，偏要男不理女女不理男，谁不跟谁说话，生把情感发育憋住了，裹小脚一样，造成终身的情感发育缺陷。一旦被发现与女生接触后果很严重，孤立你嘲讽你，集体高喊“给他一大哄哦，啊哄啊哄”，搞得无地自容无法立足。初中生最依赖群体，女的叫闺蜜男的叫发小，没人搭理是多大的折磨啊，哭不出道不出，只能上下学一个人走，自我安慰自我舔舐，那时要懂什么抑郁症自闭症，非得它一把不可，因为实在难以置信，你们对女生真没感觉吗，莫非就我一人“流氓”？自卑感顿时笼罩了我。
初一同学中很多是儿时玩伴，熟得不能再熟，连屁股上有块胎记都一清二楚。幼儿园中班我们几个秃小子就给女生排座次，第一好看第二好看，算“老相好”了，我还在个别女生家住过。那年母亲和继父下放湖南，把我送进寄宿学校，每逢周六该女生的母亲就接我回她家，同吃同住，说不理就不理人家了？即便新认识的，初一班上真有好看的女生，小蛮腰都出来了。正逢国庆演出，她和几个女生参加宣传队跳舞，“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一招一式倍感抒情，意犹未尽老瞅人家。没想到瞅人家也算罪过，京腔管这种凝望叫“犯照儿”。男的跟男的犯照儿是挑衅，打架前奏。男的跟女的犯照儿算起腻，表示好感。结果又被人家逮住，陈九跟谁谁谁犯照儿喽，咣，咣。模仿敲锣游街的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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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久了才发现，其实与我共情的同学大有人在，只是彼此不熟，拘着面子不便公开支持我。我们这代男生的情感发育遭遇同样的困境，是命运共同体，心底的烙印及行为模式非常相似，一是追求精神，二是害怕失去。因为男女隔绝，所以把异性看得格外神圣，自然会寻找各种诗意提高含金量，斯巴达的，雅各宾的，雪莱的，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必叹息”，至今我还保留着初中的书信，纸都脆了一碰就破，每每重读如坐针毡，我们竟是一代如此文学之人，算奇迹还是病案呢？可话说回来，越文学越脆弱，一切诗意都为掩饰害怕失去的恐惧。得到太难，抓住就不撒手，掏心掏肺对待每个女人，飞蛾扑火不惜烧尽自己，你说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我渣男，跟你丫拼了。
所以在承受压力的同时，也积累着“老资格”。最早跟我要好的是张旭刚，他人高马大浑身是劲，是说一不二的角色。不知何时起我俩渐渐密切，下课不回家，彼此分享心中的叛逆，相互安慰各自的烦恼，喜欢谁啊，排座次呀，两个半大小子搞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基于原始萌动和对尊严的追求，说白了就是耍酷，挑战权威和主流价值观。
很快我俩就卷入社会内容，比如服装款式，当时流行旧军装旧军帽，回力鞋懒汉鞋，尽量照这个打扮，得远远让人知道二位小爷来了才成。此外出于猎奇，抽个小烟啊，喝点小酒呀，偶尔再刷个夜，半夜不回家教室打地铺，天南地北地聊，直接挑战父母权威。那天半夜我俩在教室睡觉，张旭刚父亲忍无可忍找上门来，一边骂他太不像话，一边质问我是何人？揪着他耳朵带他回家。事后得知，他父亲跟我大姨当年是晋察冀的同班战友。这不就齐了，还我是何人，实在不行摇我大姨，男兵都听女兵的。张旭刚的到来让我的心情舒缓下来，抑郁啊自闭啊，不过是过度暗示的条件反射而已，没人惯着自己就调整了。
那时没有家长会，家长从不问功课，完全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也相对和谐。物理老师是南方人，我们叫他零点零，他口音很重，只有说零点零时才能听懂。英语的项老师风格老派，严厉认真，上她的课大家很安静。教生物的娄老师对学生有母亲般的亲切，她带我们去黄庄大队的菜田，教我们识别叶绿素，想到她就想到在她身后颠颠儿走的感觉，恨不得跟她回家。数学老师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学过方程式，等号左边加一个数，右边就得加同样的数。我问老师右边吃不消怎么办，张旭刚吃三个馒头我就吃三个吗，不撑死我？
语文由孙凯飞老师兼，他是万能老师，历史哲学语文政治都他教，连书法都教。席亮同学幼习书法，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孙老师阅后建议，如将部首间距拉近些可能更好？后经席亮同学反复打磨，他的钢笔草书绝对出神入化。还有同桌的女生，心高气远，后成为中国古建专家，国宝级文物裱作大师。那时有才华的同学时不时冒出一个，唱歌唱戏的，二胡小提琴的，教音乐的张老师经常带他们活动。没有分数压力人就轻松，轻松自然多才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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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大附中只上半天课，不提供食宿。大家上学来下课走，中午放学的人流和自行车流浩浩荡荡涌出校门，伴着激情的笑声叫喊声，可媲美乓乓乓的铜管乐。不过我们也有过短暂的集体生活，比如初一的两次学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都选在“三夏”农忙时节。所谓“三夏”是指夏种，夏收，夏管，六七月是华北农村的关键时段，种水稻收麦子，施肥管理大田，一年的收成全指望这时。我们走进广阔的田野，在原生态下彰显各自的生命底色和社会人格，彼此留下难忘的印象。
说是学农其实并无教学，一切在干中学，我们就是实打实的壮劳力。那次在西北旺村种水稻，放下背包就赤脚下田。水田分秧田和大田，秧田专为育秧，撒下的稻种长出青草般的稻苗。老乡教我们捡苗，左右手同时开弓将稻苗连根薅起，打成捆放在地头，再用扁担挑到大田以备插秧。插秧费腰，宋人杨万里在《插秧歌》中有“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的诗句。从捡苗到插秧必须弯腰低头一干大半天，那种煎熬没有尽头。如果非说乐趣，只能是耙地了。耙地是让牲口拉着长长的木杠来回走，把水田弄平整。我们几个男生站在木杠上当配重，享受着被牲口拉着走的大呼小叫。不料吵声惹怒了牲口，它故意拐死弯将我们甩到水里，滚一身泥巴。老乡不怪牲口，说人家也是人，比我们聪明。
当年京西一带水网遍布，据说有几千年水稻种植史。著名的“京西稻”传为康熙帝亲手培育，故有“御稻米”之美称，《红楼梦》里平儿那句“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指的就是京西稻。我说不大清水的来源，白浮泉也好玉泉山也罢，所有与水相关的地名，温泉，巴沟，万泉河，当时全有实物。西北旺的水来自村边一条小河，清澈见底，流水梳理着我们的青春，水草一样飘来荡去。
下田干活我们从不绕远走那座小桥，而是直接过河，有本事的蹦过去，要么就蹚过去各显其能。那天正要过河就听一声惊叫，原来一条花蛇在水中漫游，阳光下闪着光彩。同学们吓坏了，尖叫着逃散，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水边脸色煞白。这时只见一个女生，就是那个小蛮腰跳舞好看的女生，扑通跳进去一把攥住蛇头抖来抖去，三两下蛇就没了动静，把老乡看得目瞪口呆。打那起我不再跟她犯照儿，心里充满敬畏。联想到几天前另一个女生下井捞桶的事，几个男生不慎将水桶掉进井里，犹豫之间那个女生刚好路过，她二话不说跳下去，攥着水桶爬上来扬长而去，留下男生风中凌乱。我坚信《西游记》里女儿国挽留唐僧绝非单纯情事，早晚会攥住他脖子吃掉他，女儿成国，照样打天下坐江山，要男人鸟用。
另一次学农是在苏家坨公社收麦子。六月中下旬麦子开始成熟，一天一个样，既不能早收也不能晚收。早收颗粒不饱满影响产量，晚收会有落穗也影响产量，就得卡在那几天集中收割。此刻京津一带多雷雨，来得疾去得快。而熟透的麦子渴望繁殖，一沾雨露就发芽，发芽就废了，磨不成面了。古谚有“麦熟一晌，虎口夺粮”之说，所以夏收顾不得情面，连句像样的客套话都没有，我们一到马上投入抢收，有镰刀的用镰刀，镰刀不够就连根拔。如果说插秧费腰，收麦子则费手，一双双细皮嫩肉的小手哦，到处闪着红丝丝的血花，你有我也有，哭都没地哭去。
望不到边的麦田像望不到边的疲惫，稍稍停顿就有同学睡着了，连带队的孙凯飞老师都吃不消。歇工时他躺在麦秸上，用手绢盖着脸打盹。班里的保龙同学，他岁数偏大都叫他龙哥，以为孙老师出事了，带着哭腔大叫，孙老师你怎么了，你想开点啊孙老师。事后龙哥解释，我们老家人死了就在脸上盖块布，我以为孙老师他，抱歉抱歉，是我不好。
然而这还不算最艰难的。麦子收完需要脱粒，因为限电只能深夜启动脱粒机，开了就不能停直到天亮拉闸。我们白天抢收，半夜还得爬起来脱粒。女生负责把麦子码上传送带，老乡在中间打包，那是活生生的粮食，岂容他人染指。而另一端，男生们需用木叉快速清理排出的麦秸，为不断涌出的麦秸腾出空间。这是最沉重的活计，我们轮番上阵，几分钟一换，机器不停人不停，甚至连木叉都干断了，颇有“挑滑车”的壮烈。说实话，老乡的同龄孩子绝不会干这么重的活，也就是启蒙时代的学子们，但凡复杂一点都很难坚持。
更糟糕的是，麦秸带着大量泥土，脱粒时产生宏大的灰尘，脱粒机像一头恐怖的扬尘怪兽遮云蔽日。虽然有口罩，干活太累早摘了，我们完全在浓尘中裸奔，个个像泥塑一样，只有眼睛是真的。后来闹雾霾时子女们不停地抱怨，这倒提醒了我。本想用往事跟他们对对账，又不知从何说起，时光隔着迭代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该拿什么证明青春？
下工的一幕令人感动。我们宿舍前有座水塔。管水塔的师傅见我们泥猴一样走来，立刻开动水泵抽水，直到水满了从顶端像瀑布一样溢出来，让我们在“瀑布”下尽情地洗。男生们穿着小裤衩洗啊闹啊，与远处无奈的女生们形成对照。望着她们被汗水凝结的发梢，龙哥劝大家快点洗，好把“瀑布”让给女生。我心想这大庭广众的，她们敢洗吗，不会有人偷看吧？可一回宿舍沾到枕头马上睡着了，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不过龙哥的善解人意是一惯的，他个子高大胸肌强健，单杆大循环威震四方，脏活累活永远抢着干，是大家公认的老大哥。正是他的能干肯干，加上风格老成，感动了乡亲，有家农户非要把女儿嫁给他，还找孙老师提亲，说一工一农工农结合，他在城里上班，媳妇在家种地，吃菜吃粮都不花钱日子肯定好过，再养个胖小子多带劲啊。搞得孙老师拼命跟人家解释，这哪行啊，龙哥才初一，初一跟小学差不多，现在的初一就是小学。难怪母亲老说我小学水平，连孙老师都这么认为，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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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是短暂的，短暂得还没来得及跟有些同学说话。本以为有的是时间，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没想到地球说停就停，连道刹车线都没有。初二刚开学，母亲和继父被下放到南方某地，一个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参加劳动。母亲思来想去百转愁肠，忍痛挥泪让我拎着个小包，自己乘火车去天津投奔生父。她甚至没办法送我到北京站，满脸泪痕指着眼前的无轨电车说，到头不走了你再下车，但愿大城市会好一点。
记不清当时如何与同学们告别，或许根本没有告别，与母亲的分离之痛掩盖了被迫辍学的迷茫与忧伤，那份心底的不甘直到后来才渐渐清晰起来。我曾与孙老师，张旭刚，和龙哥通信，有几封至今还保留着。他们鼓励我尽快就读，不要随波逐流沦为街溜子。我回信说天津人管街溜子叫“玩儿闹”，邻居就这样喊我，让我抬不起头来。母亲和我万没想到的是，我到天津时正赶上生父的政治生涯遭遇坎坷，甚至一度失去自由，继母又刚领养了一个月窠里的女孩，根本顾不上我。我自己拿着人大附中的学生证一家家中学去试，除个别学校让我借读数月，后又婉拒，从此再未重返中学，我的初中学业从离开人大附中的一瞬就算草草收场，一地鸡毛。
那段酲心如焚的破落时光说不出口啊，既不敢对母亲，更不愿向同学提起，甚至在书信中还编造转学成功的瞎话，“我已在某中就读云云”，其实只是偶然自习人大附中的课本而已。那是一个初中生猝然坠入的迷失深渊，茫然无助，本能地用以往全部的自我期许拼命自救，从“南水北调”到“促膝倾谈”，唯恐被摔得面目全非，至今想起还心怀侥幸。
我经常独自一人骑车游荡，早出晚归一逛一天毫无目的，成为真正的街溜子，踏遍天津的人间烟火。在南市帮不认识的人维修破旧的住宅，加入郊外曹庄子的花农，地下一半地上一半干打垒，建过冬的花房。卫津河在八里台南边有个码头，我帮着从船上卸货，差点跟人家奔了临清，说下一班船再送我回来。还有刘庄浮桥口有个卖蛤蜊的小摊，摊主姓崔，他卖一毛一一盘，干嘛非要那一分钱呢？日复一日，也去曙光影院蹭电影，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超喜欢配音演员刘广宁。直到慢慢聚集起一帮抱团取暖的伙伴们，在重庆道一带守着一方老土地，即便供应短缺，反正菜场给我留菜，肉铺为我留排骨，我愿意帮助别人，好好说话都好商量。想起那段野蛮生长劳燕分飞，有位兄长后来参加反击战，成为一度屡被传颂的烈士，天人两隔，正如李白那句“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怎不叫人心潮起伏思绪难平。
再后来。
青春像一场魔法，难以捉摸。为何《哈利波特》这么火，光怪陆离的情节才是生活的真实底色。那是物极必反的挣扎，是渴望尊严的倔强，化成巨大能量，将一切来个扫堂腿，掀个底朝天。七七年从部队回来参加第一届高考，填学历时我故意问母亲，妈，填小学还是填初中？母亲横刀跃马理直气壮地说，当然初中。妈您确定？确定确定，初中初中。
2026年2月25日随波斋
原载《香港文学》2026年第9期，原题为《那年初中业未成》
陈九，出版有小说选《挫指柔》《卡达菲魔箱》《琉璃汽水》《纽约有个田翠莲》，散文集《纽约第三只眼》《野草疯长》，及诗选《漂泊有时很美》《窗外是海》等二十余种。作品获第14届百花文学奖，第4届《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第4届中山文学奖，及第4届三毛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