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英语权重150分是随国家需要不断演进变化而来的,相信未来亦有调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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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英语权重150分是随国家需要不断演进变化而来的,相信未来亦有调整的可能
最近,关于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讨论日益激烈。一方认为必须学习英语,但是高考作为选拔各行各业人才的筛选机制,有必要降低英语权重。另一方观点认为,不能取消英语主课地位,不应降低英语高考权重。说到英语在高考中的权重,其实这是一个逐渐演进变化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大致脉络如下。1952年,新中国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外语(俄、英)是必考科目之一,分值权重没有统一规定。1954年,俄语取代英语成为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英语在高考中的存在感被大幅削弱。到50年代中后期,外语一度变为选考科目,部分考生可以申请免试。1964年,国务院颁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首次以正式文件确定英语为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1964-1965年,高考外语可选英语或俄语,权重与其他学科一样,均为100分。1977年恢复高考,规定考语文、数学等4个科目,各科都为100分。除报考外语专业外,不必加试外语。
1978年,外语(英、俄)被正式列入高考科目,但成绩不计入总分,仅作录取参考,未学过外语者可以免试。
1979-1982年,英语成绩开始按比例计入高考总分,权重快速提升:10%(1979)→ 30%(1980)→ 50%(1981)→ 70%(1982)。1983年,英语成绩首次按100%计入总分,正式成为必考科目,确立主科地位。1986年,语文、数学提至120分,英语保持100分,其相对权重略有下降。1999年,推行“3+X”科目改革,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各占150分,英语进入有史以来最受重视的时期。2014年,新高考改革框架延续“3+1+2”或“3+3”模式,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的格局保持不变。2020年至今,各省新高考方案全面落地,英语分值稳定为150分(其中听力约30分)。由此可见,高考英语权重从零开始达到与母语、数学同等重要的程度,是随着国家战略和改革开放进程逐步演进变化的过程,其最本质的决定因素是——国家需求。1978年后,引进外资、技术、管理经验成为国策。但当时除了少数专业英文翻译,其他各行各业均严重短缺英语专业人才。国家需要能直接读合同、谈项目、学技术的人,而不是靠翻译中转。高考作为人才筛选的总闸门,必须把英语权重提上来,才能引导基础教育大量产出这类人才。中国要加入WTO、参与国际分工、派遣留学生,英语是绕不开的工具。1983年100%计入总分,1999年提到150分,时间点恰好对应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阶段。高考英语的权重,本质上是中国全球化参与度在教育领域的量化体现。在中国,高考分值直接决定学校、学生、家长的投入方向。英语从10%到100%再到150分,每一步都在向全社会释放信号:国家需要英语人才。于是师资、课时、课外培训、留学热潮随之涌动。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策主动引导的结果。然而,在当下的讨论中,不乏有人从个人角度论证高考英语权重是否恰当,明显是跑偏了。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是历史权力结构的结果,不是语言优劣的证明。学习英语,学的是世界通用语,而非更高级的语言。鼓励学习英语,是从英语的工具性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英语的文化属性角度,认为英语所承载的文化更先进。从语言学或教育学角度看,没有理由认为英语必须和语文数学等值。高考英语权重的决策是国家行为,不是教育科学的必然结论。因此,我们讨论高考英语权重问题,应该回归其本质决定因素。相对于1964年确立英语为第一外语,相对于1983年高考英语权重100分,相对于1999年高考英语权重150分,当前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相对于加入WTO之初有何发展变化;我们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的程度有何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近50年国家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有何变化;全社会投入在英语上的资源及其效用有何发展变化……从上述角度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讨论,从而有助于国家变得更强大,有助于全民变得更幸福。在此,我谈几点个人判断,供有识之士讨论。
一,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通过引进来、本土自研和创新发展,我们完成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拥有了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在信息化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浪潮中利用后发优势奋力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此过程中,外语专业人才数量和各行各业的英语能力得到飞速提升,基本匹配国家改革开放和加入WTO 以来的需求,为综合国力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提出改革开放到加入WTO再到提出“一带一路”,从引进为主到走出去,从被动接受规则到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和最大贸易国之一。在此过程中,中国培养了数以亿计国民具备基础英语能力,培养了千万级别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外贸、旅游及其他一般涉外领域等行业人才,也培养了数百万的高精尖科研、翻译等人才。高考指挥棒通过不断提高英语权重,引导全社会投入资源培养英语人才,已经形成当今规模庞大、惯性极强的英语教育生态。然而,在英语教育形成气候的现实下,它的副作用日益显现。 比如,学习英语投入精力太多,对其他学科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当前英语教育依赖家庭资源投入较重,高权重放大了城乡、阶层差距,引发普遍的公平焦虑;还有低效循环问题,全社会被裹挟大量投入而未能有效转化为真实使用能力,表现为工作中高频使用英语的人比例很低,实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现实情况是,在高考英语高权重150分这个指挥棒之下,全社会普遍视英语为进阶“敲门砖”,投入较多资源从幼儿园开始内卷英语。过早学习和过度学习,引发英语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张力。当英语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大量涌入时,引发了人们对母语文化认同的焦虑。与全社会依然加大投入内卷英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23年以来大学英语专业开始常态化裁撤,AI替代“纯语言转换”岗位使得只懂语言而缺乏专业附加值的毕业生就业困难。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人学习英语作为对外交流沟通的工具非常必要。中国需要几百万高精尖英语专业人才,中国还需要千万级别正常使用英语对外沟通的人员,普通人也有必要了解基础的英语知识。然而,高考英语权重150分——与母语和数学等权重,明显比科学类、音体美素质类科目高许多——且维持时间已有28年之久,对于未来选拔各行各业人才进入大学是不利的,在公平性方面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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