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认识一下郑泉水。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长期研究固体力学和微纳米力学，两次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9年起，他担任清华学堂“钱学森力学班”创办首席教授；2019年又创办深圳零一学院，十几年都在研究顶尖创新人才如何培养。
他提出过一个让许多家长难以接受的观察：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一千多名高考状元，几乎没有人成为公认的顶尖创新人才。这个判断并没有否定状元的聪明和努力，而是指向长期训练方式与创新需要之间的错位。
郑泉水回到家乡临川考察时，当地一所名校每年有几十人进入清华、北大，累计达到400多人。他最后却决定不从这所学校招生。原因很直接：这些孩子长期只做题，几乎没有时间探索考试以外的事情。高强度训练可以稳定生产高分学生，却很难保证其中出现突破性人才。
他把人才分为A型和X型。A型擅长答题，在明确规则和有限时间内完成复杂推演，特点是依赖外部评价、遵守流程、追求各科优秀。学校考试、标准化选拔和成熟组织都需要这类人，他们构成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
X型更像出题者，能够在不确定环境里发现新方向，整合跨学科资源，并愿意通过试错寻找答案。其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兴趣，思维更开放。产业进入创新阶段后，市场对重复执行既定流程的人才需求会下降，对能够提出新问题的人才需求则快速上升。
中国长期培养A型人才的体系曾经极其成功。建国初期成人识字率约20%，后来提高到97%以上，大量普通劳动者能够读懂图纸和工业指令，中国也建立起全球规模庞大的工程师队伍。标准化教育为工业化和信息化提供了坚实人力基础。
问题出在时代变化。机器越来越擅长处理已经定义好的题目，企业和科研机构更需要人类发现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过去有效的训练方式如果继续占满孩子全部时间，就会压缩好奇心、兴趣与长期专注。
郑泉水指出，学生要进入清华等顶尖高校，往往必须保证每门课程都不出问题。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三，孩子花近10年训练同一件事：补齐所有短板。语文、数学、英语和其他科目都要维持高分，任何一门失误都可能影响升学。
顶尖创新却需要取舍和聚焦。一个人要像激光一样，把精力长期集中在最想弄明白的问题上。补短板追求的是整体均衡，突破则依赖某一项能力远远超过常人。两种目标都重要，却不能让前者完全挤掉后者。
短期评价又会强化这种冲突。学生按每次月考、期中、期末和排名调整行为，所有努力都要在一个学期内兑现；顶尖研究和创新常需要持续20年，到35岁、40岁才可能达到高峰。孩子若从小只追随短周期回报，很难培养面对长期不确定性的耐力。
长期定居硅谷的陆向谦教授也强调，顶尖人才必须在一个行业里做出独特、首创的成果。高分学生善于记住老师教的内容并准确完成任务，进入大学和社会后，却要面对另一套竞争：能否提出没人问过的问题，能否做出第一份答案。
科举时代，考第一可以直接获得社会身份和官职，高考第一在今天只是一张优质大学入场券。大学之后，科研、创业和产业创新更看重兴趣、个性、持续投入与承受失败的能力。状元的优势仍然存在，却不能自动兑换成顶尖成就。
家长最担心的是，让孩子做项目、探索兴趣会不会耽误分数。郑泉水在深圳的实践给出另一种可能：当X型能力被激发，A型能力也可能提高。孩子对一个问题产生内在兴趣后，专注力、理解力和耐力会整体提升，并不只服务于某一项爱好。
被反复提醒“不能考砸”的孩子，学习容易只剩惯性；主动想弄明白问题的孩子，则会自己寻找知识、工具和伙伴。这种动力也会回流到考试科目。教育无需在成绩和创新之间二选一，关键是别让所有时间都被标准答案占满。
陆向谦实验室和深圳零一学院都在给学生创造项目环境，让他们从接受别人出的题，逐步走向自己提出问题。项目中会出现失败、分工、跨学科合作和真实约束，这些经验在试卷上很难获得，却是创新者必须具备的能力。
对家长而言，最直接的改变是给兴趣保留连续时间，同时维持必要的考试训练。孩子是否有一件愿意追问几年、遇到失败仍想继续的事情，比一次名次波动更能说明未来潜力。
学校也不能只统计清北人数和状元数量。若学生离开题库便不知道想做什么，再高的升学率也只是完成了筛选。优秀的教育，应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同时拥有选择方向、提出问题和独立行动的能力。
一千多名状元几乎没有成为顶尖人才，刺痛家长的地方就在这里：孩子把“每门都不能失误”练到全国最好，社会最高水平的创新却要求“某一项做到别人没有”。分数能够打开大学大门，长期长板才决定一个人进入大门后能走多远。
